赵林中，浙江诸暨人。现任富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赵林中
我是社会大学毕业生
中新社 柴燕菲 江 耘 赵晔娇
改革开放是好的。这么多年下来了，赞歌是要唱的，但是调子不要唱得太高。经验要总结，教训也不是没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
我是一个从来没有读过大学的人，但是我经历了很多。有时候想想，年龄代表着一种经历，真是个好事情！
我现在60多岁了，看看现在的大学毕业生，再回首我的经历，我可以说我读的也是大学，是社会大学。因为，我在社会经历得多了，是一种财富。现在的我可以这么说：我们曾经的经历，你们现在年轻的一代没有经历过。
图为赵林中
我这样的人，按20世纪60—70年代的讲法就是“根红苗子正”，那时还有成分出身，我至少不是地主、富农出身，惟一的问题就是一个嫡亲的堂哥逃去台湾了。
那时没有机会读书，于是我十几岁就到了农村，16周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一个公社里兼职团委副书记，主职是农民。
1971年，公社里有个手工业社要招会计，我就去当会计了，每月工资是30元，全年360元，很不错了。这是我脱离农民的第一步。
记不清是1975年还是1976年，我积极争取工农兵大学生的资格，连我在内，公社总共推荐了三个人，但是最后还要淘汰一个人，结果我被淘汰了。虽然这是很早以前的事，我现在想起来还要流眼泪。
在推荐的三个人里，一个是烈士子女，一个是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女儿，就我一个没有背景。不过，那个时候我已经是公社团委副书记还是党员，各方面都很出色。我和烈士的子女是正式被推荐出来的。
不过，公社革委会副主任是有经验的，他知道当上“工农兵大学生”就变成城市户口了，一步之遥，是不得了的事情。他也知道总共就两个名额，烈士子女是肯定要被照顾的，自己的女儿要当大学生就必须挤掉我赵林中。所以他写了一封信给诸暨县招生办公室，信的题目是“赵林中毒药长江”，很耸人听闻的。
“毒药长江”是件很好笑的事情。一天，公社血防员对我说“灭钉螺的药要运过来了，你们手工业社的天井借我寄放几天”，我就同意了。
后来公社卫生院院长、供销社社长知道这件事情了，就对我说，“林中小鬼，灭钉螺的药药鱼很好的，你有天井的钥匙，你拿点药出来我们药鱼去”。我年纪比较轻，觉得挺好玩的，也就稀里糊涂地答应了。
药鱼那个晚上，我们在上游投药，等鱼被药晕了，就到下游找个合适的位置等着抓鱼。但是水太急了，被药倒的鱼都流到下游才翻了白肚。我们折腾到将近天亮，一条鱼也没有抓到。结果下游牧牛的村民倒抓了很多鱼。后来这件事上报到公社，公社认为是上游有人药鱼。
事情一查，很快就查到药是我拿出去的。这件事情过去后，我也没放在心上。后来到了推荐工农兵大学生时，北京外语学院的招生老师打电话到公社找我去谈话。谈完话后，很多人都来祝贺我，说北京外语学院以后出来是要当外交官的，所以就要来找你谈话，看看你的长相，看看你的脑子灵不灵。好了，
我就开始做梦了：第一，我要变成城市户口了，第二，我不用待在这里了，一下子就上升到北京去了。公社革委会副主任知道这个事情后，认为他女儿肯定危险了。于是，他便写了那封信,他认为这溪水是流到钱塘江，最后流到长江里的。
最后我到北京读大学的梦就被这封信给破灭了。
后来，“四人帮”粉碎了，政治形势发生变化。我被调到县二轻局。到了二轻局后，我负责出简报，简报被浙江省第二轻工业厅的领导看到后，就想抽调我到省厅政治处工作，省里为此发了三道调令。这时我的心又被吊起来了，我想要是北京去不了，去杭州也是好的，省里的人还对我说可以解决城市户口。不过，那个时候县二轻局一直不放人。
为了能够到杭州，能够把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我去了局长家。到了局长家，我说局里对我很好，但是我到杭州后我就可以转到国家户口了，能直接领粮票了。局长当时很惊讶，说你竟然还是农村户口，那你在我们这里转转就好了。
局长话虽这么说，但是我根本不相信，因为那时转个城市户口实在很难。没想到，几天后局长让我填写了干部履历表。填完这个表后，我才知道自己被转为人民武装干部了，不仅户口转了，还成了国家干部。
1984年，我又被调到诸暨县委办公室，干了两年。但那个时候有个说法：“有文凭的要补水平，有水平的要补文凭”。当时有个机会考干部专修学校，可是我们这代人，真是生不逢时，赶上“文化大革命”，没有多少基础。语文考了80多分，那算是好的。数学呢，考了28分，也是蒙的，因为有选择题。
考不上，就没办法了。但在县委办公室呆着太宽松了，没有压力的，每天中午还有午休，午休这个毛病到现在都还没有改过来。那时，我给一个领导当秘书。有一次，他请我们这些身边的人到他家里吃饭，也喝酒，借着酒劲我们几个年轻人就说，书记你的年龄也大了，趁你在位的时候，也给我们提一下。因为当时，领导提拔身边秘书的情况也是有的。但领导说，这个问题他也想过，但他要保持好晚节。当时我们的心里就有数了。
有一次，我们几个人在私下议论，如果这样下去，还不如去企业干。那时的国有企业也是很厉害的。大家七嘴八舌地说了自己想去哪个哪个厂。问到我的时候，我说，第一志愿是到诸暨绢纺织厂当党委委员，也可以兼一个工会主席。第二志愿是到诸暨毛纺织厂当党委副书记，我想上面还有书记，没太大压力，应该能胜任的。当然我们那是私下里讲讲，国有企业的领导，也像国家干部一样，是要组织任命派遣的。
真的是没有不透风的墙，我们私下里的讲话被县委办公室的一位主任知道了。有一天，领导找我谈话，“听说，你想到企业去”。后来又说到国营诸暨针织厂领导要调整。当时，我只是心里想，我的理想是去绢纺织厂、毛纺织厂这样大一点的厂，诸暨针织厂听都没听见过。而且以为是领导随便跟我聊聊，实际上组织上已经决定了。过了些天，计经委领导对我说，赵林中，我陪你到一个地方去走走！那时，陪领导去企业还是蛮多的，所以就和他一起骑自行车去了。
针织厂在一个小弄堂里，地方很小，厂房、宿舍全在里面了，人称“七十二家房客”。两层的办公楼，一楼二楼间有个厕所，好臭啊！到了办公室，计经委领导叫了几个人，随即拿出文件说，“今天我是陪赵林中到这里来上任的……”
当时我的脑子一片空白，就感觉是领导把我骗过去的。后来才知道组织程序是允许的，因为我是共产党员。
那也能叫厂啊？那时居民的猪、鸡都是放养的，就在厂门口晃悠。大门前面是浣纱江，江边住着三个乞丐。天好的时候厂门是厂门，洪水来的时候，厂门就变成闸门，洪水一过，全是黄泥和垃圾。
当时，我一点准备也没有，不过去了针织厂之后，我没有再动了，一直在这个厂做到今天。
当时的诸暨国营针织厂在一个弄堂里，在诸暨没什么名气。那个时候有百来个员工，300多万元资产，300多万元负债。组织调我过去的主要任务是扭亏为盈。
既然是组织安排的，我就好好做。我到厂里第一件事就是开了个会，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表决心：“我既然来了，头发披散了。”诸暨话的意思就是豁出去了；第二句话：“这个不到100人的国有厂，我听说你们都有关系的，但是人人都有关系等于没有关系”。意思是，我不来管你们，我只管工作。”
开完会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全厂大扫除。因为，我到这个厂第一眼就看到一头母猪在大门里转悠着，而且通往二楼办公室楼梯口的那个厕所，不管谁来都要先闻臭气。我就说把厕所关了，再宣布母猪不准进厂。这种做法和海尔的张瑞敏差不多，他进海尔首先说的就是“不准随地大小便”。你们不要笑，这是那个年代的真实写照。
图为诸暨针织厂首届职工代表大会
当时上面还派了一个整顿小组来帮助我扭亏为盈，那个组长看了以后就说：“赵林中啊，我看这个厂是神仙都扭不了亏了啊。”
接下去的任务就是怎么扭亏为盈了。
说实话，产品经营我不懂，也没有能力去做技术开发，也没有销售渠道。我就先把厂里滞销的产品发给员工，叫他们自己摆摊卖掉当工资。
当时，诸暨流传一句话：“若要富，做坯布”，做出的坯布出口或者卖到深圳等沿海城市去。这时，有人建议我做坯布，他也给我介绍了一个经营管理人才叫蔡杭森。
蔡杭森那时也表态了，说来帮忙是可以的，但是赵林中必须做到两件事：第一，成立一个集团公司，名字必须有“纺织”和“集团”四个字；第二，联系好贷款。
1986年初的时候，“集团”我们是听都没听到过。于是，我托了工商局里的一个朋友，去省里批了个“集团”公司，取名“浙江省诸暨针织纺织品集团有限公司”，我是董事长，蔡杭森兼总经理。接着，我又贷来150万元。
两件事办好后，蔡杭森就去进坯布了。我记得第一次见蔡杭森时，他拿出一次性打火机，再拿出一包万宝路，“嘶”一声把外包装上的拉丝拉掉，把烟递给我。我心想：“他本来也是个诸暨的农民，去过深圳的人当真不一样，我们在诸暨真是土啊。”
坯布从诸暨装上火车皮发出去后，等坯布差不多要到目的地了，领导指示我与工商银行信贷科科长跟着蔡杭森一起去，我们三人就坐飞机去目的地接货。
到了湛江后，蔡杭森带我们去住三星级宾馆，他说我们出来做生意，派头是要有的。住在宾馆的第一天，蔡杭森就来检查我们出差带的行头，把我们带来的尼龙袜、背心、毛巾都通通丢到垃圾桶里，然后给我们一人一打丝袜，再教我们怎么打扮，怎么接递名片。
我永远记得蔡杭森给我喝的第一罐可乐。在宾馆里，他“唰”打开冰箱，“啪”打开可口可乐的拉环，对我说“喝”，不用客气。那个姿势啊，真是气派！我接过可乐第一口喝下去后，可乐的气从肚子里涌上来，我打了个嗝，心想：啊呀，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好喝的饮料啊！蔡杭森到客户那里去，不是发香烟，而是一下子就扔上几条万宝路。我当时想：“在诸暨要送五条香烟是要隐秘一点的事情，你们在特区怎么就这么随便？”后来他和我说，“在这里送五条香烟，就跟在诸暨分一根香烟给你抽抽是一样的”。还有他教我用一次性打火机，我怎么都学不好。吃一餐饭5000块，还给小费……
我们这次出差总共是7天，回到诸暨一算账总共赚了60万元，纯利润就有50万元。1987年的60万元价值是比现在的600万元还要高，这个时候离集团公司成立还不到半个月。这个事情在诸暨可是不得了啊，财税局以前从来不来我们厂的，那次以后就来了。那时我们诸暨有个绢纺织厂，是国家二级正规企业，工人二三千人，年利润是100万元，但我们一个员工100多人的小厂，一票生意就净赚了50万元，这仗打得相当漂亮。
去了趟改革开放的窗口城市，我也感受到了外面的新鲜空气。一次我穿着一件从深圳买回来的夹克衫去开会，会上一些企业的经理都说：“赵林中，你怎么穿得这么洋气，听说你去了趟深圳啊”！
这就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我们浙江虽然是沿海，但是当时跟深圳比起来真的是没得比。
1987年，诸暨针织厂就扭亏为盈了。
第一桶金赚到了后，我决定不再做老行当了，我认为要扭亏为盈必须“出奇出格”。
我没有做生意的兴趣，当年我就在厂里的车间搞承包。把车间承包给车间主任，车间主任对外就声称是某某厂的厂长，但是“厂长”签合同的话还是需要我签的，因为他没有法人资格，这就是模拟二级法人。这是国企改革的第一步，是国家提倡的。
搞承包，第一年很灵的，有一个漂染车间，按我们签订的协议我要奖给主任2万多元钱。这件事情在诸暨县城里闹得不得了了，全城人都议论纷纷，但是我不管，我认为这本来是个亏损厂，我只要扭亏就好了。
我奖2万元给车间主任的事闹得很大，后来诸暨分管工业的副县长派了一个秘书下来调查：为什么针织厂扭亏为盈了，职工收益提高了，对赵林中的议论反而多起来了？后来这个人发了一个政务简报，认可我的所作所为，我才没有吃苦头。
国有企业条条框框在那个时候有很多，做起事来有些缩手缩脚。不过，我当时思想还是比较激进的。我记得当时有几句很“反动”的话。
国企里有一句话“职工的事再大都是小事，企业的事再小都是大事”。我不认同这种看法，我觉得应该是“职工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企业的事是大事就是大事，是小事就是小事”。实际上是契合了现在的“以人为本”。1996年，我们把围绕思想政治工作所确定的规章制度进行系统的总结、分析、归纳和整理，形成规范的《富润控股集团经常性思想政治工作条例》，总共六十一条，简称《六十条》，涉及职工结婚、医疗、福利、退休、入伍、立功，以及家庭纠纷、生老病死等，涵盖职工生产劳动、工作学习、家庭生活、人际关系的方方面面，被誉为“枫桥经验”的企业版。
当时还倡导“企业得大头，集体得中头，个人得小头”。我当厂长后，觉得这口号是漂亮的，但是要按这么操作的话企业肯定要亏损，于是我倒过来“个人得大头，集体得中头，国家得小头”。这个话，直到前几年我参加全国人代会，叫我回顾国企改革的事，我说了这句话，代表们听了都大吃一惊。我细一算账，要是把三者利益分配关系算成100％，国家得32%，集体得33%，个人得35%，我们是国有企业，那集体的33%也是国家的，总共加起来国家还是得65%。国有企业太死了，应该向个人倾斜点，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这样国家才能得大头。
还有一句也要倒过来，“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我说这也不对，要“小河有水大河满，小河无水大河干”。
这些“反动”的话就是一种改革的理念，后来和“敢冒敢闯”的精神很契合。
紧接着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我一对照，觉得我这条路是走对了。这是“改革”。所以当时还有人说，赵林中还真有点超前意识。
车间搞承包头一年还是新鲜的，过了几年大家都疲劳了。1988年，我又开始筹办合资企业。
那时诸暨只有一家与日本合资的企业，我们是第二家筹办合资的。其实我们厂是一点资格都没有，虽然不亏损了，但是资产很少。当时我的思路是这样的，合资后就能进口设备了，能享受优惠政策了，有自由进出口权了。
1989年，我们同香港的富春集团合资，成立富润针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润”），港方资金占总资产的25%，他们打进来38万美元。印象最深的是，国有企业原来的报表是中文的，后来合资企业的报表变成英文的了。
图为富润集团
富润的成立也是我们企业的转折点。
合资后，已经是20世纪90年代了，诸暨已经出现了民营企业，我就在想既然承包制不再新鲜，那要不改为公私合营，让车间主任在车间里也有点资产。比如，车间里国有资产有200万元，你拿出几十万元钱来模拟股份制，等车间有了利润，就按照个人资产占国有资产的比例多少来分红，这就是公私合营。这样车间里有了自己的资产，车间主任才有积极性。
兼并企业的事我一直觉得是一种命运。为什么是命运呢？因为它是很偶然的。
1992年，当时国营诸暨酒厂经营不好，根据市领导的意思，最好要有一个企业把他兼并掉。“兼并”在那个时候是很时髦的新名词。当时计划经济委员会（以下简称“计经委”）是企业的主管部门，市长要计经委主任到诸暨绢纺织厂和诸暨化肥厂听听他们的想法。
那一天，计经委主任带着两个办事员先到绢纺厂，再到化肥厂，但是两个厂长都说：“哎呀，这个酒厂吃不消兼并的。”被拒绝后，他们三个人垂头丧气的一路过来。经过我们针织厂时，看看也到了吃午饭时候了，就决定到我们厂吃午饭。
中饭很简单，在厂里食堂吃的，聊天时说到兼并酒厂的事，说着说着，计经委主任突然问：“赵林中，你要不要兼并这个酒厂？”我那时对兼并这个词不太懂，就问了一句话：“兼并是什么意思啊？”“兼并啊，比如诸暨酒厂是国有企业，如果这家企业被诸暨针织厂兼并，那这家企业就归你管。什么资产、什么债务、什么人员啊都要归你的，当地政府有权组合。”在弄明白兼并意思后，我当时就说了三个字：“好的呀！”
其实，我当时就是觉得新鲜，都没仔细想。没想到他们饭都没吃完就回去汇报了，后来告诉我说市长同意了，随后《关于国营诸暨针织厂兼并国营诸暨酒厂的决定》文件也下来了。
后来我们总共兼并了21家企业，也都是什么都没想，我既然是个国有企业，既然国家要我兼并，那我当然是要答应。说句真心话，我第一次兼并也是考虑到诸暨针织厂太小了，我也想扩大企业规模，没想到这次兼并成了浙江省内第一桩兼并案例。
其实兼并的这个酒厂在几年前和我们厂一样是难兄难弟。1986年底县里开表彰大会，整个县只有我们两个厂是亏损的，县里都给别的厂发奖金，计经委主任给我和酒厂的厂长一人一把挤压式热水瓶。后来我才回过神来，他的意思是说就你们两个厂还在亏损，你们都要加把劲加点压好好干。后来市政府叫我去兼并，说明我们厂在发展，酒厂还是老样子。
第一次兼并很慎重。我专门开了一个“欢迎会”，拉了一条横幅，还写了一副对联，会上我把“兼并”说成“合并”。 要求针织厂的职工对酒厂过来的职工予以应有的关怀和热情，做到政治上、生活上、待遇上一视同仁，针织厂的职工绝对不允许有优越感和优先权。在执行规章制度上一视同仁，进厂不分先后，大家有同等的兴厂、爱厂责任，并凭贡献和劳动同等享受企业利益分配的权利。凭技术、凭本事、凭多劳多得吃饭，不论背景，不论资格，没有面子可以照顾。在工作岗位的安排上有几条精神。第一是每个人都可书面向厂部反映自己的要求和专长，以作分工时参考，以充分发挥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第二是“双向选择”政策，就是可以自己主动到各个车间、部门去联系，寻求自己的最佳位置。如果能自动选定落实单位，经厂部审定后就可以开内部调令。第三，在原酒厂的厂房里可拓展一些新的经营业务，可以安置一些人员。第四由职工自己提议拓展经营，条件可以与厂部面谈。总之是让每位同志各尽其能，各得其所，慢慢通过双向选择做好调整、安置。
我兼并了酒厂后是一发不可收拾，领导一看哪个企业不行了就让我兼并，而且纺织企业居多。经常是领导找我谈话谈一个多小时后，我就3秒钟回答一句“好的呀”。
1994年，我兼并了第二家厂——诸暨毛纺织厂。这是一家员工有1600人左右的中型企业，针织厂和酒厂加起来还没它一个厂大。面对这么大个厂，要说做的工作，我就用四个字概括：呕心沥血。
在人前我是轻飘飘一句“好的呀”，但是人后真是全身心投入。
一般兼并一家厂之后，我不会太多干预这个厂的发展。因为富润是个小厂，没钱没品牌，所以我只把思想、观念、理念、文化、运作机制输送给他们。领导班子是原来的班子，我们从来不派人下去做厂长。我在大会上就曾说过：“星星还是那颗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原来的厂长依旧做厂长，但是我会重新发文任命。
但是我对厂长也是有要求的，我对他们讲7句豪言壮语：忠诚于党的事业、忠诚于国有资产、忠诚于富润的事业、办事认真、处事公正、经营廉政、艰苦勤奋。只要你这么做了，你干不好也没有关系，我认定当时的国有体制必须要求忠诚，到现在我才认为要改制。我对厂长说，既然你以前是厂长，我肯定信任你，但是你要按新的运行体制去做。
我后来又陆陆续续地兼并了20多家企业。这么多企业基本都是在亏损情况下我接手的。虽然说，我对这些企业的现状不太担心，倒是其他人看着我这样来者不拒的兼并，很是担心。一些省里领导也都担心，兼并诸暨毛纺织厂时，一位省里领导就说：这是一着险棋，弄得好是好的，是国有企业重组，弄得不好不仅救不了毛纺厂，连富润都要被拖倒的。
于是，省领导跟市领导说，“你们不要再把烂头企业给赵林中了”。不过，我是感觉自己还能继续兼并下去。我的想法是，国有企业的体制是要改的，关键是在兼并、在转弯的过程中，我们党、我们的政府如何处理好一点，这里面关键是如何处理好国有企业职工也就是这个“人”的问题。“伤害国有企业职工，就等于伤害我们党自己”。在公有制为主的历史背景下，国有企业是共和国的大儿子，这些职工是做过贡献的，他们把青春都献给共和国了。那么在改革的时候，必须要承认这段历史，不能简单地打发，否则只有我们自己听职工怎么发牢骚。所以我在改革过程中采取“缓转弯，软着陆”是基于这样的思想基础的，也就是改革是一定要改的，但是不要急转弯，不要硬着陆，尽可能处理得好一些。
从1992年到2003年，我们兼并了很多企业，企业职工人数已经到了10000人了。
兼并了这么多厂，并非所有厂在我手里都扭亏为盈了。有些厂到现在都没有盈利，只能说比原来好了一些。有一句话是媒体总结出来的：同是这样一个厂，同是这样一批人，同是这么些设备，同是这么些产品，却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些变化大的厂自己都不相信，也都在进行自我总结。我认为就是机制、观念不同了。
我们富润上市时，整个诸暨没有人相信。一是我们是县级的企业，上市很少；二是我们厂子规模不咋样。赵林中的破厂要上市，那时被诸暨人当笑话讲。
1996年，诸暨有个交警大队的队长说，要是富润上市了，我就绕着诸暨县城爬一圈。但一年后我们真的上市了。
1997年6月4日浙江富润股票上市
富润上市后，干部职工欢欣鼓舞。很快，富润募集到了7000万元，那时早啊，这笔钱实在很吓人。很多富润人也被吓住了，觉得这么大笔钱过来了，大家都要分点钱了。很多下面的厂长打来报告要钱，就连我的司机也开始叫唤着要换辆奔驰车了。
面对这样的现状，我只有一个感触：这个上市公司比国有企业更难搞，国有企业的钱是国家的，上市公司是透明的，是股东的。我说这个思想不转过来，这个企业以后要坏的。结果，企业上市后，我庆祝大会不开，反而开了一个“反骄破满”大会。
当初企业里有五六辆车，好是不好的，但是用车矛盾也很多，修车用车都有黑洞。于是我在大会上宣布：今天起所有厂里的车都拍卖掉，驾驶员另外安排工作。包括我在内，出差时路近的就骑车，时间急的就叫车，路远的就乘飞机，也可以乘火车。什么奔驰车，我连皇冠车都卖掉。直到现在，我们企业没有一辆公车，我现在开的是辆丰田车，40多万元，是市里奖励的。骄满的思想被制止了。
这一大笔钱进来了，怎么用？下面的车间都以“车间要发展”的名义向我要钱买设备等。虽然钱多了，但是钱还是国家的，问我要钱等于向国家要钱。给吧又怕浪费，不给又怕打压车间的发展积极性，于是我想出一个办法：搞“模拟股份制”。
我把车间模拟成一个股份公司，国有资产占一部分股份，车间主任等骨干拿出一部分钱，我也拿出一部分钱，然后去买新的设备，但是管理还是主任管。打个比方，比如车间要买600万元设备，企业拿出300万元，管理设备的骨干要拿出300万元，车间主任管得好，我们就定个比例来分红。车间主任必须出钱，不然不拿国家的钱当钱看的，不是说车间主任人不好，而是我们认为需要一个好的制度来保障企业的顺利发展，这样也搞了几年。
那时还没有谈上改制，是我们内部偷偷改的，现在主任都实实在在有了受法律保护的股份了。
图为诸暨城西工业新城的富润大厦
规范公开原则平稳推进改制
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们确立了“软着陆，缓转弯”的国有企业改制指导思想。一切从实际出发，怎么有利于企业的稳定发展，怎么有利于解放生产力就怎么做。
2006年诸暨市政府实施旧城改造，涉及到集团绝大部分商业企业，我们提出“结合旧城拆迁改造实施商业企业改制方案”，于2007年8月完成了商业企业的“三彻底”企业改制；2010年政府把我们的化肥厂区拆迁、绢纺厂区整体搬迁列为重点工作，我们向市政府提出了结合拆迁安置整体推进集团改制的建设，最后由产权持有单位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制订了《富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改制方案》，直至2011年12月22日完成集团改制。
产权制度改革是改革的深水处，“自改自”更要把握好。因为规范、公开、公平，改制工作心顺、气正，获得绝大部分职工的拥护、支持，
我们不但顺利平稳地推进了改制，而且改制始终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虽然改制成国有资本参股企业了，但我们党委始终坚定“不管牌子怎么换，体制怎么改，机制怎么变，党组织的战斗力不能削弱，依靠职工办企业和办好企业让职工有个依靠的思想不能变。”
图为浙江富润大厦
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
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历程，既是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过程，又是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过程。
回首富润的改革发展历程，通过解放思想，深化改革，这个地方实体制造业小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了一定的发展。
“不但要开放，而且要放开”。新的形势下，我们需要不断学习，不断解放思想，在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两手抓，实业经营和资本经营两手抓”，做永久本分和谐的企业。
改革开放是好的。这么多年下来了，赞歌是要唱的，但是调子不要唱得太高。经验要总结，教训也不是没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
转载须注明：本文原题为《我是社会大学毕业生》，作者中新社柴燕菲、江耘、赵晔娇，选自中国新闻社浙江分社编撰的《浙江改革开放三十年口述历史》一书，微信首发于中新浙里ID:ZJXWZZC。______获授权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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