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兒扶貧已經2年多了，從2016年的扶貧隊員，到2017年板橋村第一書記，到2018年共裕村第一書記兼工作隊長。這兩年多來，我與女兒見面甚少，從女兒的微信圈裡、駐村日誌中，我看到了她做的一些工作。時常，我是邊流眼淚，邊看著她。腦海裡還能浮現她小時候撒嬌的模樣，她做事莽撞的情景，她倔強的脾氣。多少次，看到她在貧困戶家裡走訪，田間地裡幹活，與村幹部開會，作為父親的我，只有“心疼”。農村生活，女兒沒有經歷過，這是一種鍛鍊、磨礪。而這些，正是他們年輕人缺少的一種精神。我時常鼓勵她，既然選擇了，咬著牙也要堅持下去。近期，我把女兒擔任“第一書記”的點點滴滴用文字記錄下來，也算是為扶貧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
記不清女兒多長時間沒回過家。我有點掛念，忍不住打了個電話過去：“對不起，你撥叫的電話不在服務區。”這樣的電話，孩子她媽媽也打過幾次，也沒打通過，氣得她媽媽將手機摔在沙發上，在屋裡直髮火：“能得很，整天鑽在山溝裡，不知道還有這個家！”
是的，在女兒王靜的心裡，只裝著“扶貧”兩個字。
2017年的一天，女兒回家對我和她媽媽說：“組織選派我去做扶貧幹部，就是現在的第一書記。”她媽一聽，連連擺手：“不去，不去，一個女娃娃整天不著家，丟下老漢和娃，去山裡扶貧，不能去，聽媽的，堅決不能去。”人常說，女兒是媽媽的心頭肉、小棉襖，看著她媽媽著急的樣子，作為父親的我，望著女兒沒有說話。
我知道，女兒有她自己的想法：她想去鍛鍊，去提升。其實我剛開始也是不支持女兒去做扶貧幹部的，但在女兒反覆“開導”下，我揹著她媽，暗中支持了她的扶貧工作。女兒在板橋鎮板橋村當上了扶貧工作第一書記。幹了一個多月後，我從韓城電視臺新聞節目中看到，她的工作得到市委市政府的肯定，得到了市公安局的支持，得到了板橋鎮領導和群眾的認可。我的心裡十分高興，也很自豪，就產生了去那兒看一看的想法。
2018年春節剛過，女兒又調整到條件更加艱苦的共裕村當第一書記，她毫不猶豫地接了任務，此時，她感覺身上的擔子又重了，責任又實了。
共裕村離城區大約20餘公里，由原來的共裕、裕峰、綠峰、峰川四個村合併而成，下轄21個村民小組，560戶，近1800人；最偏遠的峰川村與黃龍相鄰，我市人人皆知的猴山就在峰川山中。共裕村山美、水美、空氣好，主導產業以花椒、核桃種植為主。
在隨後的入戶走訪中，六十六戶因病、因殘等致貧的貧困戶擺在女兒眼前：吳建中，六十八歲，家中六口人，因殘致貧，低保戶，他和老伴年事己高，無勞動力，兩人均是肢體四級殘疾，兒子吳峰軍聽力言語一級殘疾，兒媳智力一級殘疾，孫女患有腦癱；劉治峰，家中三口人，因殘致貧，低保戶，精神三級殘疾，母親長期患病，女兒讀書，家中十多畝花椒、核桃無人管護……在這大山深處，像這樣散居的貧困戶只能艱難地一天天捱，一年年捱。
這裡的扶貧工作怎麼幹，從何抓起，讓女兒愁了幾天幾夜。脫貧攻堅是一場政治硬仗，沒有組織的支持和領導的關心，是很難做好的。女兒在理清工作思路後，先後去鎮裡彙報、向局裡彙報，還跑到市扶貧辦請示報告，擬出適合共裕村扶貧工作的新思路。
那天，“四支力量”，80餘人，32個工作組，聚齊在共裕，轟轟烈烈的扶貧攻堅戰全面打響：市局包聯領導李宗傑，動員、動員再動員，一馬當先搶在先；國寶大隊教導員張正旺身先士卒，入戶走訪，實地查看走在前；網安大隊王育林、雷玉耆，駐村隊員劉佳驅車一個多小時，到達貧困戶家中，促膝而談，吃透困情，貧困戶激動的熱淚盈眶；督察干部孫雁冰、魚雙、王森在紀委書記李宗傑的帶領下，克服困難，行走在蜿蜒的山路上，腳上磨起了血泡，扶貧幹部全然不顧，山路雖陡，卻抵擋不了幫扶幹部“幫扶情”的延續。
很快，一個“產業扶貧”計劃誕生了。
結合共裕村的劣勢和優勢，女兒同鎮村幹部大膽提出了“以中蜂養殖為主導，以菊花茶種植為依託，以多方發展為基本，大幹、苦幹、實幹、巧幹，期待產業扶貧大發展”的共裕扶貧工作法。為了獲取養蜂種茶第一手經驗，他們一行在省委組織部郝文錦的推薦下，利用十多天時間赴安康、藍田、周至等地學習考察，並會同專業技術人員深入細緻地分析研判，確定了詳細的實施辦法和保障措施。扶貧產業在有序中發展，在期待中完善，在奮鬥中收穫。
女兒說，駐村扶貧是一場修行，越是艱難困苦，越是能磨鍊心性，沉澱品質。基層這個環境，既是大熔爐，也是大染缸，濫竽充數者混跡其中，鑽研實幹者成於其上，有閒人也有賢人，有淬鍊成金者，也有鐵渣充斥其間。
作為新時代的“下鄉知青”，在這個基層的熔爐裡，閱盡人間百態，看透世間冷暖，打磨的是心性，錘鍊的是意志，歷經這種錘鍊打磨的人，想得開、看得淡、行得穩、幹得實、走得遠，算得上是經歷了一場有價值的人生修行。
女兒出生在上世紀80年代，用現代詞叫“80後”，她的出生就和板橋、薛峰結下了很深的緣分。那年，身為父親的我就職於公安竹元派出所，負責薛峰、板橋兩個鄉的農村治安管理工作，先後擔任過這兩個鄉的公務員，踏遍了這裡的山山水水。由於經常在基層工作，也和那裡的幹部群眾結下了深厚的友情。女兒到那裡擔任扶貧幹部時間一長，老朋友就打電話給我，“王靜真是你的女兒嗎？”“她是一位非常優秀的扶貧幹部！”“真是一代更比一代強！”
共裕村產業扶貧項目在探索中前行，在改進中深化，在有序中完善、提高。關鍵時刻，關鍵市局黨委書記，局長寧雙喜一行親臨產業基地看望慰問駐村幹警，帶來了黨委的期望，帶來了全局公安民警支持的心聲；關鍵時刻，市委副書記賈建武來到了共裕產業基地，代表市委市政府及各級領導對辛苦的扶貧幹部進行慰問，現場指導工作和解決工作中遇到的問題；關鍵時刻，省扶貧工作經驗交流演講團來到共裕，向這裡的扶貧幹部送來了法寶和真經；關鍵時刻，市包聯企業的老闆來了，為扶貧工作駐入了新的活力；關鍵時刻，文化文藝戰線上的朋友來了，為扶貧工作帶來了歡歌笑語；關鍵時刻，板橋鎮的書記、鎮長來了，他們和扶貧幹部、基層組織共同研判，提出產業扶貧的新想法、新做法，有力地推動了產業扶貧的發展。
無愧事業，不負時代。在崎嶇的山路上，在高山峻嶺之中，在風霜雪雨之中，駐村隊員的身影時時都能看見。貧困戶的家中，他們去了一次又一次，脫貧的政策講了一遍又遍，吃農飯、喝泉水、聊脫貧、強產業，己經成為他們每時每刻的首要任務；徐家底蜂場、蜂川蜂場、馬匣組蜂場留下了駐村隊員以及養殖產業技術人員參加勞動、噴藥防病、維護蜂箱的身影，菊花茶種植基地有他們科學指導、精心護養的腳印。目前，共裕中蜂進入銷售市場，菊花茶長勢良好，形勢喜人。
好心得到好報，勤勞獲得豐收，共裕蜂蜜、共裕菊花茶、共裕核桃、共裕花椒、共裕特色手工小物件己進入2018年8月13日第三屆中國韓城花椒大會，喜獲“最佳組織獎”“最具市場潛力獎”，獲得市委常委、宣傳部長沙利娜，副市長王文俊的高度評價。
女兒在扶貧工作日誌中寫到：到共裕村扶貧，我心裡對貧困戶的貧窮是有心理準備的，可是，貧窮真的遠遠超出了我的想象。
當你在肆無忌憚地揮霍自來水時，可曾想到，有人每天用家裡的盆盆桶桶接著水過日子，省吃儉用很不得一滴水當幾滴水用；當你在平坦寬敞的馬路上奔跑時，可曾起到，峰川人、綠峰人每天行走在坑坑窪窪的山路上，下雨後，滿腿泥巴仍然不斷前行；當你倒掉吃不完的三餐時，可曾想到，有人為一頓飯，要走一公里路採摘自己的菜，每碟菜都是省著吃；當你坐在電視機前歡聲笑語時，他們還在考慮著明天去幹什麼。他們不是不會享受，他們不是沒有能力，只是他們生在山裡，長在深山，條件限制了他們。
2018年7月12日《陝西日報》刊登了一篇文章，《兩個女孩扶貧記》，講述的就是女兒王靜和她的同學顏蕾扶貧的真實故事。
聽說王靜的扶貧產業搞的有聲有色，顏蕾坐不住了，七月的一天，她撂下手頭的事，一個人偷偷地跑到板橋山裡，要看“蜂女”是如何養蜂的，如何帶著貧困戶種植皇菊的？熱情的老同學一點也不吝嗇，她把顏蕾帶到田間地頭，現場傳授，把辛苦積攢的心得一股腦抖摟得乾乾淨淨。
王靜和顏蕾是一對好姐妹，一塊大學畢業，一塊參加工作，然後又一塊分到農村擔任第一書記，對農村她們一片陌生，臨行前，她們相互鼓勵，相互打氣，王靜說：“要幹就幹出點名堂！”顏蕾說：“是啊，要幹就幹成先進。”
王靜一進村，村裡人就議論，這麼大的村子，來了個碎女娃，能幹啥麼？話傳到女兒的耳朵裡，她的自尊心受到極大的傷害，她暗下決心，一定要幹一件大事出來，讓群眾信服。可是，對農村一無瞭解的她，咋樣才能幹出一件大事呢？為此，她不恥下問，私下裡請教了好多村幹部和群眾，終於茅塞頓開，意識到所謂的大事，其實就是能夠給群眾帶來實惠的，“眼巴前”看得到的實事，啥能產生“眼巴前”的實惠呢？她瞅準了大棚蔬菜，覺得這營生不難弄，一般的貧困戶都能參與，而且見效還快。說幹就幹，她回到局裡，爭取到局長支持，僅用四十天就建成了板橋村大棚蔬菜基地。出菜的日子，這些貧困戶每天都有兩三千元的進賬。而顏蕾也根據包聯村的實際，從水做起，帶領群眾修渠、引水，解決了村民澆地難的問題。如今，村民的桃豐收了，花椒增產了，錢袋袋鼓了起來。隨著扶貧工作的進一步深入，這兩個村的群眾也改變了最初對她們的看法，逢人就說“看不出哩，這兩個碎女娃蠻能幹哩”。
是的，女兒和她的同學，就是能幹，就是真幹。女兒說，世界上怕就怕認真二字。這一年多的農村生活，就像一次“淬火”和一次“涅槃”，把兩個從不懂事的門外漢，變成了兩個地地道道的農村幹部。
她們每天吃在村裡，住在村裡，她們改變了他們，他們也改變了她們，真真實實成了村裡的一員。在村裡待了一年多，她們幹了許多過去從來沒有幹過的事，種過地、修過路、澆過地、收過麥子和玉米，幫群眾賣過花椒和核桃，還幫群眾做過飯，幫那些患病的、年老體弱的洗過衣服。她們己經忘了自己在城裡還有一個家，就連父母的生日也不記得了，在她們的心中只有“貧困戶”“扶貧”幾個字，她們成了真真正正的農村娃、山裡娃。
去農村扶貧，女兒將家裡的一切幹不完的事留給了我，留給了她的丈夫。
涵涵，是王靜的女兒，在城裡讀書，十天半月見不到媽媽，爸爸既要上班，又要照顧孩子，累的一個大男人有點支持不下來。女兒給媽媽打電話：“媽媽，你抽時間回家一趟，想吃你做的飯了。”王靜聽著女兒的話，抬頭又看了看一桌子的扶貧資料，想了想那些貧困戶，不由得在電話裡哭了起來。是的，為了扶好貧，真扶貧，她心裡哪還顧得上這個小家。
起初，外孫女的學習成績很好，在班裡總排在前列，女兒扶貧後，孩子沒人接送，家裡沒人做飯，孩子更沒人輔導功課和檢查作業，孩子回到冰涼的家裡，沒有了歡樂，沒有了微笑，就像一個沒媽的孩子。寫字檯前，孩子雙手託著下巴，凝望著牆上的一張童畫，看，人家多麼幸福。孩子鼓氣勇氣打通了媽媽的手機：“媽媽，我要你回家。”這個時候己經是夜裡的十點多鐘，女兒還在扶貧的山上。
女兒扶貧去了，將孩子交給了家裡。多少次，放學了，別人的孩子都被家長接回家了，但王靜的女兒卻徘徊在學校門口，十分鐘、二十分鐘、半個鐘頭過去了，娃娃急得直哭，“爸爸，媽媽，快來接我啊。”此時，王靜正在沒有手機信號的深山入戶走訪，此時，孩子的爸爸已接到任務遠赴外省追逃去了，好心人發現後將娃娃送到外婆身邊。外孫女傷心地撲到外婆的懷裡，委屈地哭著說：“奶奶，下午您送我上學吧。”
多少次，孩子的午飯是在她爸的單位食堂吃的；多少次，孩子下午放學後，是在加班工作的父親的辦公桌上睡覺的；多少個週末孩子看不到爸爸和媽媽的身影，她只能在外婆家度過。
外孫女在日記裡寫：媽媽沒有帶過我去公園玩，爸爸沒有帶我看過一場電影，每天晚上我睡著後，媽媽才悄悄地回到家，天明瞭，我去上學，媽媽只能對我說“涵涵，媽媽對不住你”。
那天，也是一個難得的周未，在丈夫和孩子的“強烈”要求下，女兒終於在家靜靜地“休息”。她太累了，她的胃病犯了，她的血壓有點偏高，她需要吃藥打針。
那天，我在一箇中醫診所碰見了抓中藥的女兒，我說了她幾句，她生硬地說：“沒事，這都是熬好的中藥，我拿到村上吃。”
那天，好不容易的那天，女兒陪著孩子去南湖玩，剛玩了不到十分鐘，一個電話，她就急急忙忙走了。
去年十月的一天，她媽媽病了，住進了醫院，需要做手術。這個時候，媽媽真的盼望女兒在她身邊，哪怕陪護一個小時也行，但是幾個電話打了過去，女兒不是在山上就是在開會，要不又去安康等地考察學習了。我既要在家照顧九十高壽的母親，又要在醫院伺候老婆，我煩了，真想當著女兒的面大罵幾句，但我控制住了心情。然而出院後，出差回來的女兒看望她媽媽，還是捱了頓臭罵：“你這個無情的孩子，心裡永沒我這個媽，心中只知道扶貧。”女兒傷心地哭了，她媽媽也委屈地哭了。
夜，很深了，女兒還沒有回家，她還在扶貧的峰川山上，這裡距扶貧的共裕村大約二十里山路，共裕村離家還有十五公里，隨她一塊扶貧的村幹部說：“王書記，路很遠，注意行車安全。”女兒點點頭：“放心吧！”夜裡零時左右，她回到家，肚子餓得咕咕叫，她煮了一包方便充飢，吃完後看到丈夫的髒衣服、孩子的髒衣服在沙發上凌亂地放著，地板也很長時間沒有擦洗，無奈的她打開洗衣機，一邊洗著衣服，一邊擦洗地板，又忙了兩個多小時。
快過春節了，各級領導慰問和看望來了，渭南市委的常委，市長來到女兒的家，一聲“辛苦了”的問候，讓女兒感動；市委的相關領導來到田間地頭，瞭解和解決工作的問題及困難，送來了組織的信任，送來了組織的關心和關愛，使她的勁更足了、更大了。
山溝裡留下了女兒一趟又一趟的足跡，山溝溝的花椒樹、菊花茶認識了她，山裡的石頭、河流看見了她扶貧的身影，共裕蜜知道“蜂女”讓它走出了大山、走進了展銷會……因為女兒，它們相聚共裕，展望新的輝煌和未來。
看著共裕中蜂扶貧示範園，菊花茶園、農副產品集散地、光伏發電示範園，共裕人笑了，她也笑了，大家笑得是那樣甜，那樣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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