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的城市裡，生活著有一個特殊的群體：他們有著統一的著裝和相似的背影，經常在不經意間閃過我們的眼簾，但我們總是行色匆匆或者心有旁騖，所以常對他們視而不見或者見之即忘，更不可能去關心他們的勞動權利保護情況。雖如此，城市的角角落落卻都保留著他們辛勤的痕跡，比如整潔的街道、乾淨的公廁、每天被按時清空的垃圾桶……有他們時不覺顯眼，沒他們時城市瞬間變樣，他們就成了活躍在我們眼皮底下的“隱形人”。他們就是現代城市“清道夫”——環衛工人！
——題記
誰來養活我？
2013年11月17日，是負責打掃公共廁所的環衛工人楊素蘭的50週歲生日，也是她達到法定退休年齡的日子。就在這天，她的單位，北京市某區環境衛生服務中心和她簽訂了《終止勞動關係確認書》，確認楊素蘭達到退休年齡，雙方正式終止勞動關係。
對楊素蘭而言，這是她盼望已久的日子。在北京做環衛工人整整15年了，每天早晨5點到午夜12點都要負責公共廁所的打掃工作，工作的辛苦程度可想而知。“退休後領著退休金，每天遛個彎、抱孫子到處逛逛，多美的事啊”，這是楊素蘭對退休後生活的美好憧憬和幻想。
但生活和她開了一個莫大的玩笑，一個炸雷打碎了她的美好向往：經向當地人社局諮詢，職工必須累計繳納養老保險滿十五年才可以享受退休待遇，楊素蘭雖然1999年即入職，工齡已經達到15年，但單位在入職之初並未給她繳納社會保險，直到2006年才開始給她繳納。截止到退休之日，楊素蘭累計繳納社保年限為7年，根據法律規定不能享受退休待遇。
這個消息對楊素蘭來說確實是個晴天霹靂。楊素蘭是安徽六安的普通農民，因為常年在北京打工，所以在老家沒有參加“新農保”。但現在竟得知單位沒有依法給自己繳納社保，退休後無法享受退休待遇！今後的養老問題怎麼辦？都說養兒防老，但兩個兒子也都是背井離鄉打工在外的普通農民，自顧猶且不暇，又怎能養活自己這個老太太！靠兒子？沒有經濟能力；靠國家？沒有繳滿社保。
“誰來養活我？”
城下之盟
面臨類似困境的，楊素蘭並非個例，她的很多同事也有著同樣的遭遇。在悲憤之餘，楊素蘭和其他同事一樣，決定拿起法律武器維護自己的權益，並向北京義聯勞動法援助與研究中心申請了法律援助。義聯代理律師經過了解，得知楊素蘭1999年就開始在單位工作了，一直負責打掃公共廁所，工作時間為每天早晨5點到24點，但單位並沒有給她發放加班費，社會保險也是從2006年才開始給她繳納。瞭解案情後，義聯代理律師決定給她提供法律援助，主張加班費、未繳社保賠償、年假工資等請求。
但是，義聯代理律師也發現該案有著極大的風險，因為單位利用楊素蘭文化水平低、不懂法律，曾多次讓其在寫明“加班費、勞動報酬等已結清，放棄社保賠償，雙方不存在勞動爭議”等字樣的協議上簽字。而且根據法律規定，職工主張加班費的須就存在加班情況承擔舉證責任，但單位的所有考勤記錄都掌握在單位手中，楊素蘭沒有可能掌握這些證據。針對這種情形，義聯代理律師認為如果直接開庭裁決對當事人非常不利，應儘可能通過調解為多當事人爭取一些利益。
仲裁開庭當日，雙方都有調解的意願，在仲裁庭主持下展開了調解工作。但用人單位態度強硬，主張申請人加班費已足額支付，年假也依法享受，只同意支付未繳社保賠償部分。仲裁庭經過核算，確定楊素蘭的社保賠償數額約為5000元，義聯代理律師希望能在此基礎上為其爭取到10000元的調解數額。經過多次“討價還價”的拉鋸，最終用人單位同意一次性支付楊素蘭各項補償共計7500元。儘管這個數額和楊素蘭的心理預期有很大落差，和她應然的賠償數額更有著巨大差距，但考慮到楊素蘭手中沒有證明加班情況的有效證據、而且在對自己極為不利的協議上籤了字，如果不同意調解可能會蒙受更大損失。經反覆權衡後，楊素蘭無奈同意了7500元的調解數額，和單位簽訂了調解協議。
消逝的背影
調解結束後，在談到接下來有何打算時，楊素蘭明顯有些迷惘：繼續留在北京？自己都50歲了，沒有了20年前剛入北京時的那把子力氣，重活已經幹不動了，輕鬆的活計自己又沒有文化。回老家去？土地早就荒廢，而且現在農產品價格很低，也賺不到錢，怕只有坐吃山空的份。
沉默了好一會兒，楊素蘭低著頭有氣無力地說了句：“誰知道呢？走一步算一步吧。”停頓一下，又補上一句“應該總會有活路的吧6”像是在問，更像是在答。
向義聯律師表示謝意後，楊素蘭緩緩走開。
此刻，正值黃昏，夕陽的餘暉在楊素蘭背後拉下了長長的影子，多少顯得有些孱弱和孤單。看著楊素蘭漸漸消逝的背影，義聯代理律師久久佇立，陷入了沉思：在北京像楊素蘭這樣的環衛工人數以千計，他們為這個城市的清新整潔默默付出，但卻常常被社會所忽視，每天像“隱形人”一樣忙忙碌碌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願天下勞工俱歡顏不能只是一句口號和夢想，社會應該給予他們更多地關注和同情，讓無力者有力，讓悲觀者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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