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日下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夫人彭麗媛在北京釣魚臺國賓館同來華訪問的英國首相特雷莎·梅和丈夫菲利普·梅茶敘。（圖片來源：新華社）
2018年1月31日至2月2日，英國首相特雷莎·梅對中國進行首次正式訪問。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英國提出打造“全球英國”的新時期，外界認為雙方互為所需，互有所求，中國駐華大使劉曉明和英國駐華大使吳百納紛紛發表署名文章，期待中英關係更上一層樓。筆者認為，“黃金時代”能否加速發展，取決於是否能辦好以下四件事。
政治層面求共識
2015年習主席訪英時，英國還是歐盟成員國。時任首相卡梅倫打破歐盟內部成見，對華展開胸懷，為中英打造“黃金時代”奠定了堅實的政治基礎。英國領導人本可以在高訪所烘托出的友好氣氛下保持合作的慣性。無奈時移勢易，英國脫歐公投打破了卡梅倫的如意算盤，顛覆了其執政根基，繼任首相特雷莎·梅的首要任務是處理脫歐事宜，從東亞事務部中抽調大批人手至新組建的脫歐事務部。這種關注重點的轉移和人員調配的變化客觀上導致了中英雙邊關係在近兩年並未取得長足進展。
在脫歐已成定局的大背景下，英國領導人力促在“後脫歐時代”更好地擁抱全球，將脫歐塑造成轉型機遇。英國在努力與歐盟談成“最廣泛、最具雄心的自貿協定”之外，提出了“全球英國”的戰略定位。英國高級官員在眾多場合強化此概念。2016年9月4日出席G20杭州峰會前，特雷莎·梅稱“英國將肩負起自由貿易全球領導者的責任”。 9月7日，特雷莎·梅在下院稱：“在我領導下，英國會成為自由貿易的全球領導者。”
12月2日，外長約翰遜在皇家國際事務研究院發表《超越脫歐：全球英國》的講話。 2017年1月17日，梅發表《英國退歐談判目標》講話，再次提到英國立志成為真正的全球英國。
目前，兩個國家都處於關鍵時期，英國即將進入全球戰略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也開始進入新時代，應該說，兩個新時代互為機遇。如何藉助此訪重啟“擱淺”一年多的“黃金時代”，重新確認雙方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保持政策的連續性和關係的穩定性，這是梅姨需要考慮的。梅姨在出訪前為《金融時報》撰寫的文章中指出，同卡梅倫相比，她對英中雙邊關係持有了更為懷疑的態度，稱兩國將“不會總是看法完全一致”。因此，中英如何在政治層面達成共識，任重而道遠。
多維合作壓艙石
英國同中國合作有其必要性和必然性。第一，英國的經濟屬性是島國經濟、貿易立國，所以它在歐洲國家中一向是主張自由貿易和對外開放的“旗手”，這一點在脫歐後更加明顯。第二，發展與中國的合作可以有效對沖“脫歐”對英國的影響。誠然，英國在後脫歐時代宣稱以更加開放、外向的姿態和更為靈活的方式制定外交政策，但脫歐本身表達的英國民意及其將會帶來的政治經濟後果讓人對英國扮演影響全球秩序角色的影響力和能力表示擔憂。對華合作可以為“全球英國”增添砝碼。第三，中英合作中地緣政治因素較小，經濟因素較大。英國不可能脫離親西方的戰略思維和意識形態，但是英國一直試圖利用其在西方的特殊地位來獲得同華合作的巨大利益。只要不損壞英美同盟和自身根本利益的前提下，會拋棄顧慮，勇於通力合作，不像其他國家那樣瞻前顧後、患得患失。第四，中英兩國在多領域合作具有堅實基礎和廣闊前景。因此，英國也需要借力中國發展。
英國在對華經貿投資方面能否保持敢為天下先甚為重要，因為中英兩國互為重要貿易伙伴和投資來源地。2017年中英貨物貿易額為790億美元，同比增長6.2％。梅姨此行目的之一就是擴大貿易額，為促成雙邊自由貿易協定未來的簽訂展開進一步的探討。
金融領域是中英合作的硬保障。一方面，英國需要減少“脫歐”對倫敦金融中心地位的打擊。英國脫歐公投後，許多金融巨頭和公司開始撤離英國。27個歐盟國家通過投票決定歐盟藥品管理局（EMA）將落戶荷蘭首都阿姆斯特丹，歐洲銀行管理局（EBA）則選址巴黎。另一方面，中國則有金融領域加強改革開放與國際合作的需要，雙方在這方面的合作有望升級。比如，倫敦作為人民幣離岸交易中心的地位發揮橋頭堡作用，倫敦證交所和上海證交所之間的互聯互通（滬倫通）將加速進入最後籌備階段，中英雙方同意就兩國債券市場互聯互通的可能性進行研究。
教育合作是中英的合作軟實力。外國元首訪華首站選擇北京以外的城市往往是出於鋪墊暖場的考慮，或擁抱或展現軟實力，在這方面梅姨和馬克龍有異曲同工之妙。如果說馬克龍打的是文化牌，梅姨則打出了教育牌。這張牌十分討巧，在做到與馬克龍差異化的同時還體現出英國的優勢和中英友好的歷史。武漢是中英友城合作的代表城市，她在武漢大學所參加的“靈動青春”活動是由英國政府，英國文化教育協會和英國旅遊局在中國共同領導的一項旨在激勵中英兩國的青年領袖的活動。英方在教育合作方面繼承中有創新。自2014年起，英方派小學教師去上海學習數學教學法，梅姨此次宣佈在未來兩年內繼續派遣200名英國數學老師來華交流學習；並且在學前教育、職業教育方面共同啟動人員培訓。
科技領域合作潛力巨大。特雷莎·梅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宣稱，英國將投入4500萬英鎊以支持人工智能及相關學科的建設。
無獨有偶，中國也在大力發展人工智能。國務院發佈的《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稱中國要在2030年“成為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創新中心”。可以說，中英雙方在該領域的認知是不謀而合，相向而行。
“一帶一路”尋突破
能否升級中英關係“黃金時代”，“一帶一路”合作是試金石。值得肯定的是，英國在“一帶一路”合作中曾一直走在歐洲前列，中英關係經歷了“蜜月期”——英國頂住美西方壓力，成為第一個加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西方大國，第二個給亞投行基礎設施建設注資的國家——英出口融資署宣佈支持250億英鎊“一帶一路”亞洲項目業務。去年，哈蒙德財政大臣作為首相特使出席“一帶一路”高峰論壇。此外，英財政部設立了“一帶一路”融資合作特使和專家理事會。中英還成立了由卡梅倫領導的10億美元雙邊投資基金以支持“一帶一路”建設。
不過，同卡梅倫時期相比，如今英國參與“一帶一路”的調門和力度明顯下降。第一，梅姨直到出訪前都拒絕公開表態支持“一帶一路”。這種冷淡有跡可循，她2016年出任首相後不久就推遲了對中資參與欣克利角（Hinkley Point）核電站項目的審批。第二，梅姨要求北京方面必須遵守包括知識產權在內的全球規則。第三，卡梅倫領導的投資基金項目因未能找到主要投資者而難以啟動。
哈蒙德在“一帶一路”高峰論壇上指出，“英國是‘一帶一路’倡議的天然夥伴。”如果說，馬克龍支持“一帶一路”的表態最終見諸中法聯合聲明是給中方的一顆“定心丸”的話，哈蒙德口中的這種“天然性”在最後的中英聯合聲明中能得到多大程度的體現？是有具體項目作為抓手，還是僅僅一句支持，抑或是連提都沒提，這是值得中方高度關注的。
元首私交是磁石
元首外交是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有機組成部分，同時也是如今世界各國領導人在處理全球或雙邊問題時所通常採用的一種有效的溝通方式，這一點從中美法三國領導人在最終促成《巴黎協定》上所起到的定海神針的作用就可見一斑，也可以從特朗普和安倍私交甚篤，促使美日關係迅猛發展獲得啟發。因此，元首外交是否能轉化成良性的元首私交對於兩國外交關係的發展就顯得至關重要。
應該說，中英兩國領導人發展良好的私人關係存在現實可能，這源於兩者對“黃金時代”的定位和投入未變。習近平主席與特雷莎·梅首相在二十國集團和漢堡峰會上兩次會晤，多次確認了中英關係“黃金時代”的定位，並表示要堅定不移發展面向21世紀的全球全面戰略伙伴關係。
不過，同歐洲另外兩個大國領導人相比，梅姨缺少些底氣。習主席與默克爾總理擁有多年交情；馬克龍雖然資歷尚淺，但在對外關係上積極主動，抓住新年首訪機遇提升中法關係，其重塑歐洲的鮮明理念和強化中歐關係的切實需求同中方領導人不謀而合。在同習主席交情不具備時間長度和情感熱度的情況下，梅姨如何通過此次訪問突出“差異化”，像磁石一般拉近同中方領導人的關係，實現“後來者居上”的局面？我們將拭目以待。
中英都進入新時代，為兩國進一步深化合作提供了新機遇。特雷莎·梅此行對於進一步促進中英關係發展具有歷史性意義，需要雙方精心運籌。筆者以為，只有實現上述提及的“四輪驅動”、“軟”“硬”兼施，黃金的成色才夠明亮，黃金的關係才夠堅挺。
（本文作者為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歐洲問題專家宋卿）
（本欄目文章為一家之言，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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