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存觀念變了

賈平凹/ 我的生存觀念變了


我的生存觀念變了



四十五歲以後,我對這個世界越來越感到了恐懼,我也弄不明白是因為年齡所致,還是閱讀了太多戰爭、災荒和高科技成果的新聞報道。如果我說對人類關懷的話,有人一定會譏笑我也患上了時髦病而庸俗與矯情。但我確確實實地如此,我甚至產生過為什麼我生著為人呢,若是別的,譬如一塊石頭,一棵樹多好。這種意識曾一度很強烈,我看石頭和樹都好像是人變的,將凡是有生命的萬物都視為一致,沒有了高低貴賤區分。


賈平凹/ 我的生存觀念變了


人從萬物之中掙脫出來,又無奈地回到萬物中去,這如同我們的寫作,成語是眾多具象中的抽象,而成語已變得枯燥無味時又還原本來的具象描寫。於是,我的生活中觀念發生了變化,我這樣做或許是一種對恐懼的逃避,或許是生命本能中的一種尋找對抗的需要,當有一日,故鄉的幾位農民進城看病,來我家閒聊,我的孩子問到狼是什麼,因為幼兒園的老師給他們講了大灰狼的故事,我和我的鄉親當時都愣了,突然地意識到:怎麼現在沒有狼了呢?小的時候,狼是司空見慣了的,而這二三十年來狼竟在不知不覺中就沒有了?!狼的近乎滅絕如我們的年齡一樣,我在過了四十五個生日之後,才意識到我已經開始衰老了。


賈平凹/ 我的生存觀念變了


對於生存的觀念變了,隨之自然而然地引發著我的文學觀的轉變。作家的職業特點決定了他永遠與現實發生著衝突,其超前的意識往往是以生存環境為根本的,這如什麼地方生什麼草木花卉而什麼莊稼在什麼時節結穗成熟一樣,西方文學的新的潮流就是這樣產生的。向西方文學的學習是肯定的,但西方的現代藝術的語感不應機械模仿。語感的背景不一樣,硬性模仿而容易失去精神。而如今的現實是美國的時代,他們在企圖著以自己的文化全球同化,他們的文學藝術呈現著人的“病相報告”。我們畢竟不甘屈服美國,我們有我們的民族傳統文化,也即他們有他們的生存經驗,我們有我們的生存經驗,當種種跡象表明,西方理性文化在遭受種種挫折後自覺與中國的感性文化靠攏吸收之際,這就為我們的文學提供了可以獨立的機會。我們的語感應該在借鑑“病相報告”上結合中國的“混亂的”生活而尋找天人合一的基礎上建立。這是不是我們要寫作的內容和寫作的角度呢?幾十年來的文壇上,似乎我們都是在從事著武術,套路是一樣的,兵器不是刀劍就是棍棒,區別的只是你是武當我是少林,而始終沒有槍炮出現,槍炮出現了,可以一下子將武打變成了戰爭。我的文學觀一直難以形成,稍有點自己的想法了,便立即陷於舊有的寫作手法對新的題材的無能為力。因此,《懷念狼》在構想時極度興奮,寫作中數次出現沮喪,甚至要作廢,經過四次大的修改,仍處於慌恐不知所措之中。我從來沒有像這一次交稿給編輯後等待審讀如罪犯等待判決一樣。


賈平凹/ 我的生存觀念變了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我主要的精力寫長篇小說,我為了使我的作品產生多義性,總是尋找著形而下與形而上的有機結合,一方面為了增加作品的生活實感而引起讀者閱讀的快意,注重著生活的細節,寫得實而又實,又一方面為了呈現文學的意義,設計著各種各樣的象徵和隱喻。但我總是做得不好,常常有夾生氣。作品的精神來自於作家的靈魂,我盡力在我身上找原因,而得了心又如何應手呢?在北京的《高老莊》研討會上,一些批評家的意見使我驀然醒悟,便也就意識到自己熱衷的意象不僅當做局部細節來寫,更要變為大的情節來寫,這就是越發地寫實,而真正的以實寫虛。是的,以實寫虛,我才能證明我是位詩人。我也才能獲得更多的人親近我。


賈平凹/ 我的生存觀念變了


賈平凹/ 我的生存觀念變了


賈平凹,1952年出生於陝西丹鳳縣棣花鎮,1974年開始發表作品,1975年畢業於西北大學中文系。現為全國人大代表、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陝西省作家協會主席、西安市文聯主席、《延河》《美文》雜誌主編。出版作品有《賈平凹文集》24卷,代表作有《廢都》《秦腔》《古爐》《高興》《帶燈》《老生》《極花》《山本》等長篇小說16部。中短篇小說《黑氏》《美穴地》《五魁》及散文《醜石》《商州三錄》《天氣》等。作品曾獲得國家級文學獎五次,即茅盾文學獎,魯迅文學獎,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全國優秀散文(集)獎。另獲“施耐庵文學獎”“華語傳媒文學大獎”“冰心散文獎”“朱自清散文獎”“老舍文學獎”“當代文學獎”等50餘次。並獲美國“美孚飛馬文學獎”,法國“費米娜文學獎”,香港“紅樓夢·世界華人長篇小說獎”,法蘭西文學藝術騎士勳章。作品被翻譯出版英、法、德、俄、日、韓、越文等30餘種。被改編電影、電視、話劇、戲劇20餘種。賈平凹是我國當代文壇屈指可數的文學大家和文學奇才,是一位當代中國最具叛逆性、最富創造精神和廣泛影響的具有世界意義的作家,也是當代中國可以進入中國和世界文學史冊的為數不多的著名文學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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