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建立之初，文字獄就接連不斷，大案頻興。這些案件中有一些是品行不良的人敲詐勒索製造。他們以文禍要挾索賄，敲詐不成便向朝廷告發。
人性的醜陋在慘案發生時更能淋漓盡致地展現出來。
著名的“明史案”，就是由一個叫吳之榮的官員乘機索賄不成告發於朝廷，結果釀成了康熙年間這場著名的文字冤獄。
有了吳之榮首開以文禍索賄的先例，這大大刺激了一些不良文人的罪惡念頭。
蘇州人沈天甫，一個毫無名氣的小人物，每日要為衣食煩憂，活的很是落魄。
明史案案發之後，沈天甫眼睛一亮，覺得找到了一條發財致富甚至入仕為官的捷徑。
他立刻動了起歪腦筋，將目光看向了那些江南名士尤其是在明朝滅亡前後有“忠義節氣”的名士和鉅富人家。
說幹就幹，沈天甫很快糾結了夏麟奇、呂中等人偽造了一本詩集，命名為《忠節錄》。書中收集了黃尊素、黃宗羲等一百七十六人的詩作。
這些人多是忠於明朝的亡臣遺老，他們才華出眾，又富有民族氣節，心念明朝，有些人還參加過反清鬥爭，不願服順清朝。
將這些人的詩稿拼湊完畢後，沈天甫等人為了將此事做的真切，又在詩集的主編和序文上做起了文章。
黃宗羲
沈天甫假託此詩集是陳濟生編輯刻印。陳濟生，江南人，曾任明朝太僕寺丞，李自成攻入北京後，他逃歸家鄉，以著書為生。此外陳濟生特別喜歡刻印古書，曾編輯刻印《啟禎兩朝遺詩》流傳。沈天甫便利用陳濟生的名聲和愛好，魚目混珠，增加可信度。
在序文上，沈天甫又偽造吳甡等六人作序。
吳甡是明朝崇禎年間的大學士，曾入閣為相。崇禎吊死煤山後，對前途無望的吳甡不再出仕，隱居邑中，專心著作。
從編輯刻印，到作序作詩，整本書一共涉及的知名人士達七百人。
沈天甫完全是奔著大案子搞的。
《忠節錄》刊發之後，沈天甫等人開始利用這本書進行敲詐勒索。
鑑於明史案的教訓，估計很多人為了息事寧人，被迫給錢了事。
但是很快沈天甫遇到了一個硬茬。
某天，沈天甫指使夏麟奇拿著《忠節錄》前往吳甡之子吳元萊住所，說其父吳中萊為“逆書”作序。按照莊氏《明史》案例，吳家定將滿門抄斬，但如果吳家願意拿出二千兩銀子，可以就此了結。
吳甡的兒子吳元萊和父親可不一樣，他入仕清朝，任中書官。沈天甫料想他不敢不會拿出銀子了事的，畢竟仕途和身家性命面前，區區兩千兩銀子只是小事。
然而，吳元萊可是很耿直，他仔細地研究序文發現序文並非父親所書，於是便向巡城御史告發，御史上奏，刑部奉旨審訊。
吳甡畫像
見吳元萊主動告發，沈天甫等人並不害怕。這事鬧得越大對他們越有利，因為他們知道清政府對這些不願歸順朝廷的明朝遺民餘孽不會手軟，清朝說不定還會嘉獎他們。
果然，清政府獲悉此事，決定把這個案子搞成和“明史案”一樣的大案，再次狠狠地打擊這些前朝文人的傲骨。
滿清提防漢人的刀，從來沒有忘記磨得霍霍發光。
有了之前明史案的教訓，各級官員都無比慎重，免得惹禍上身沾上無妄之災。
不消說，《忠節錄》就是一部“逆書”，如將清朝寫稱“車國”、“虎穴”；將南明福王的住所稱為“行在”，將福王的駐地稱為“福京”；又有懸掛崇禎遺像哀悼慟哭，懷念故主的事蹟；對東南各地抗清鬥爭史事寫詩謳歌讚美等。
此外，書中羅列的數百人都是前明餘孽，參與過反清鬥爭，失敗後著書立說，還多次拒絕清朝徵聘，一心向明。
這些人都是有一定影響力的，清朝當局特別重視這個案件。
年輕時期的康熙
康熙皇帝下令嚴查，刑部奉旨審訊。
刑部認真翻閱《忠節錄》，發現“書內有名人共七百名，內有寫序寫詩譏傷本朝之人五十餘名”，如果按明史案的舊例發展下去，這五十餘人必將被族誅，另外的幾百人也將受發配流放之罪。
刑部的人異常慎重，不敢輕易定案，經過核查，他們首先確認吳牲的確未給給“逆書”作序，序文純屬偽造。
有了這個線索，刑部立刻拘捕沈天甫一干人等。經過嚴審，沈天甫一干人承認是捏造事蹟，“騙詐吳中書銀二千兩未給，將此書出首，欲圖三品前程是實。”
如此一來，這個案件就是一場詐騙案。
刑部如實上報朝廷，清廷異常惱怒。
滿清本想利用這事做點文章，狠狠打壓前明遺老遺少的傲氣，藉機震懾百姓，消除社會上的反清思想，卻不想被一些無良文人，或者說是惡棍利用，大行敲詐勒索之事。
清廷擔心若此風一開，則天下到處都是烏煙瘴氣，惡行不斷，必將人人自危，於滿清的統治極為不利。
所以清廷惹著按下屠刀，暫時放過涉案的前明人士，將怒火撒向沈天甫等人。
康熙皇帝下旨，怒斥沈天甫等人“合夥指造逆詩，肆行騙詐”，“此等奸棍嚇詐平人，搖動良民，誣稱謀叛、以行陷害，大幹法紀”。
最終刑部定讞，沈天甫、夏麟奇、呂中、葉大等四人被綁赴西市處斬，被誣陷者“悉置不問”。
沈天甫怎麼也沒有想到自己會被處死，搞明史案的吳之榮可是升官發財的。
然而吳之榮、沈天甫等人揭開的騙詐之事，並沒有被剎住，事實上也難以剎住。
只要滿清的文化政策不變，文字獄就不會停止，以文禍詐騙就不會停止，人性醜惡的事蹟也將繼續存在下去。
沈天甫雖死，但由他引起的案件在第二年仍有餘緒發生。
第二年，山東前明人士黃培被僕人姜元衡告發誹謗本朝。原來是姜元衡得到沈天甫偽造的《忠節錄》後進行刪減，把黃培作的一些詩放進去，而且還把當年著名的顧炎武寫的一些有“訕語”的詩詞也蒐羅進去。
一起偽造詩集欺詐的文字獄再次發生。
估計沈天甫也沒想到，還有人利用他偽造的詩集再掀起一番波瀾。
顧炎武
好在刑部對沈天甫一案已有結論，很快就發現姜元衡所控之書，即是沈天甫構陷他人之書，受牽連顧炎武等人均被開釋。
但是黃培等十四人已被先行處斬，他們沒有顧炎武那樣幸運。
沈天甫等幾個無良文人，利用一本書，差一點將吳甡、黃宗羲、顧炎武等一網打盡。比起之前的明史案和之後的南山集案，這幾人無疑是幸運的。
以文禍詐騙，是文字獄的另一面，它活生生地反映出人性的醜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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