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報記者 顧文俊
遭遇“黃馬甲運動”困擾的法國社會歷經八週仍在動盪。據保守數據統計，截至目前，已有數十萬人身穿黃馬甲上街抗議。本週，法國總理菲利普宣佈，政府將修改相關法律，加大對暴力分子的打擊。而“黃馬甲運動”提出的政治訴求也非常明確：1、反對法國執政者；2、反對現行政策；3、反對政治體制本身。
對此，曾旅居法國20多年的資深媒體人鄭若麟先生認為，“黃馬甲運動”很可能是一場引導法國甚至歐盟走向另外一個歷史方向的革命性運動。撥開眾聲喧譁的雲霧，這場運動究竟是何本質？法國人是不是抗壓性太差而革命意識太強？又是什麼使得西方國家政府的合法性被削弱？“黃馬甲運動”堪比法國大革命？
《顧問》本期訪談嘉賓：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高級研究員 太和智庫高級研究員 文匯報前駐巴黎高級記者 鄭若麟
堪比法國大革命？
顧問：您撰文說，這場運動是法國曆史上民眾抗議鏈上的新的一環，可以拿它和1789年砍掉路易十六腦袋的“法國大革命”相提並論。請原諒我的魯莽，這個比較會不會有點言過其實？
鄭若麟：我確實由此聯想到法國大革命、巴黎公社起義、1968年的5月風暴，但是，這場運動會不會走到那麼遠，現在做任何預測都會冒很大風險。這場運動還在發展和變化中，參與者的政治主張也很多元和複雜，但有一個共同點是，他們首次對執政機構提出質疑，認為政府並未代表人民的利益，這種質疑一旦提出來，就會洶湧澎湃地發展下去。在經濟高速發展的時候，西方國家都是發達國家，又是當年殖民地的宗主國，積累了大量財富，沒有提出對體制的疑問，但在全球化以及發展中國家迅猛崛起的過程中，他們受到的衝擊是我們不可想象的，很多人正在經歷二戰結束以來的首次工資下降。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認為這是一起歷史性事件。
顧問：抗議者和起義者往往都是利益的受損者，這沒有什麼奇怪，但在這次運動中有幾個特點，首先它沒有明確的領袖，再就是參與者大多是極右和極左的支持者，為什麼極左和極右會在此刻那麼順利地聯手？
鄭若麟：原因在於兩大焦點，一是金融，二是全球化。法國有位作家寫過一本暢銷書，他通過對1973年1月3日通過的《銀行法》的調查，認為法國今天揹負的沉重的金融債務的根源就是這條法律使得中央銀行私有化。但是，法國經濟界、學術界、主流媒體均對此採取了迴避的態度。而在這次運動中，有人在《今日俄羅斯》的鏡頭中提到這本書，一位“黃馬甲”直截了當地說“我們不願意繼續生活在金融權力的統治之下”，這個視頻在You tube上的點擊量達到百萬。還有一點是全球化，他們的中下階層以為是我們的廉價、優質產品和服務對他們形成衝擊，當然，真正的問題出在統治階級採取了劫貧濟富的政策。極左和極右這兩種政治立場不同的群體之所以會在“黃馬甲運動”中聯手，就因為在金融和全球化這兩大焦點上的觀念一致。
削弱政府合法性？
顧問：參加運動的法國民眾失去了對政府、總統和左右翼各類傳統政黨的信任，因此提出了“R IC”（人民發起的全民公決）的口號。其實，也有不少觀察者提出這樣的疑問，到底是什麼使得西方國家政府的合法性開始被削弱？
鄭若麟：舉例而言，法國國民議會在上世紀80年代通過廢除死刑的法律，但當時的所有民調都顯示，絕大多數法國人支持死刑，這就形成悖論，民眾選出來的議員卻投票通過了一條老百姓反對的法律。這個悖論今天依然存在，例如，2005年，法國在全民公決是否要批准《歐盟憲法草案》時，高達55%的人投了反對票，然而，兩年之後，《里斯本條約》（《歐盟憲法草案》的翻版）卻在法國國民議會獲得通過。太多的事實證明，法國的議會並沒有代表選民的利益，也使得民眾對政府的合法性產生根本性的質疑。
顧問：我倒是也想從法國自身的文化角度提一個問題，因為，有個別憤怒的民眾居然模擬讓馬克龍上斷頭臺的場景，這應該有歷史故事可供追溯，但法國人是不是抗壓性太差、而革命意識又太強？
鄭若麟：法國人確實有衝動和浪漫的一面，但是，他們的思辨能力同樣也很強。當他們在信息源頭上被控制，要使他們被矇蔽也是有可能的，比如在中國問題上，由於主流媒體在相關報道上存在根深蒂固的偏見或蓄意的抹黑，使得普通法國人無法得到關於中國的真實信息，這個時候，想要鼓搗他們反華非常容易，但是，就他們自己的社會問題，想要控制它的信息源頭就非常困難。
註定走向失敗？
顧問：未來幾周內，“黃馬甲運動”會被鎮壓下去，但是，在可預見的未來還會捲土重來，而政權、媒體、財團這三大統治法國的權力不會在這場運動面前出現鬆動，“黃馬甲運動”註定要走向失敗……為什麼會做出這樣的預判？
鄭若麟：到目前為止，西方統治集團的權力還是非常之大，只有當“黃馬甲運動”形成一個政黨，才有可能與其對抗。意大利的極右翼勢力很強，前總理貝盧斯科尼也具極右色彩，但法國向來偏左，不太可能通過一場運動把馬克龍趕下臺，如果他們能夠迫使現政府改組或議會提前選舉，就已經是莫大的成功。法國政府準備將“暴力”的帽子套到“黃馬甲”頭上，而後必然對其鎮壓，令其失敗，但要根絕也並無可能。
顧問：您最後的結論是，經過“黃馬甲運動”洗禮的法國和西方，將走向真正意義上的全面衰退……為什麼“黃馬甲運動”無法倒推他們進行憲政制度改革從而走出漩渦和泥潭？
鄭若麟：西方內部之所以出現“黃馬甲”，就是因為全球主義與民粹主義的對立、金融資本與產業資本的對立、全球化的支持者與反對者的對立。這三組尖銳的社會對立是沒有辦法解決的，除非對外發動戰爭，才有可能讓利益趨於一致，但是，在核時代要發動一場戰爭談何容易！歐洲更不可能。矛盾在上升，而解決矛盾的能力卻缺乏，他們的內鬥只會越來越厲害，社會越來越混亂。在法國，每250人就配備一名警察，之所以需要這麼多警察，就是因為他們的社會穩定靠的是鎮壓，《悲慘世界》中，有人偷了一個麵包，就會有警察盯上他。二戰過後經濟高速發展帶來的富裕使其忘記了過去矛盾的尖銳和社會的緊張，而今天，這一幕正在重新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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