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死亡的權利還給他吧
死亡有一萬扇門，你在哪扇門前謝幕？
1.巴金：長壽對我是一種懲罰。
著名作家巴金最後的6年時光，都是在醫院度過的。這6年裡，他以院為家，整天躺在床上，過上了有口難言的日子，默默承受著“語不能言”的悲哀。
圖為巴金
因為氣管切開和帕金森氏病的折磨，他不能自己進食而靠鼻飼。為了吸痰，插管長期插在鼻子裡，嘴合不攏，下巴脫了臼。後來還做了氣管切開，用呼吸機呼吸使呼吸道暢通。
巴金想放棄這種生不如死的治療。可是他沒有了選擇的權利。周圍的人對他說，每一個愛他的人都希望他活，巴金不得不強打精神表示，再痛苦也要配合治療。但巨大的痛苦使巴金多次提到“安樂死”，被拒絕後他還向家人發過火，說不尊重他。
巴金還不止一次地說，“我是為你們而活”“長壽是對我的折磨”。
2.朱正綱：醫生們，腫瘤患者們，請不要開刀，開一個死一個
“不要再開刀了，開一個，死一個。”2015年起，原上海瑞金醫院院長、中國抗癌協會常務理事朱正綱，開始去“攔刀”，他在不同的學術場合跟醫生們說，不要輕易給晚期胃癌患者開刀。
按現在的普遍認識，手術切除是這類患者的最後希望。“先把大山（腫瘤主體）搬掉，再用化療、放療等把周圍的小土塊清理掉一樣”。到今天，這種治療觀念已深植於全國大小醫院。晚期病人跑到醫院裡，來一個，就開（刀）一個。
可怖的是，就跟蹤一年看，晚期病人開刀後沒多久就復發了，生存期很短。因為晚期腫瘤擴散廣，轉移灶往往開不乾淨，結果在手術打擊之下，腫瘤自帶的免疫系統受到刺激，導致它們啟動更強烈的反撲。
而近兩年國外在腫瘤治療方面，已經提出的“轉化治療”新概念，就是先“轉化”腫瘤，把大腫瘤轉成小腫瘤，把晚期腫瘤轉化到中期、甚至早期，然後再開刀，達到手術切除甚至根治的結果。現在已經有轉化治療後，患者生存期都達到一年以上，生活質量也都不錯的案例了。
現在朱正綱現在更願意稱自己是“腫瘤醫生”，外科醫生更關注開刀漂不漂亮，拿不拿得下，腫瘤醫生則更關注患者到底能活多久，活得好不好，這有本質區別。
“我不知道我能攔下多少刀。”朱正綱神色凝重地說。
3.羅點點：把死亡的權利還給本人，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
羅點點是開國大將羅瑞卿的女兒。60多歲的她曾做過12年醫生，見識太多死亡。有一次，她與幾個醫生朋友聚會，談論起死亡：“我們不希望在ICU病房，赤條條的，插滿管子，像臺吞幣機器一樣，每天吞下幾千元，最‘工業化’地死去。”
幾個朋友開玩笑，要不要弄一個俱樂部，叫“不插管俱樂部”，臨終時絕不過度搶救，讓身體自然死去。最後，十幾個愛說笑的人在一間簡陋的老人公寓，嘻嘻哈哈地宣告俱樂部成立了。
圖為羅點點
直到有一天，羅點點無意在網上看到一份名為“五個願望”的英文文件。裡面包含與以下內容：
“我要還是不要醫療服務。”
“我希望使用還是不使用支持生命醫療系統。”
“我希望別人怎麼對待我。”
“我想讓我的家人朋友知道什麼”
“我希望讓誰幫助我。”
這是一份美國有400萬人正在使用的叫做“生前遺囑”的法律文件。它允許人們在健康清醒的時刻，通過簡單易懂的問答方式，自主決定自己臨終時的所有事務，諸如要不要心臟復甦、插氣管等等。
羅點點開始意識到：把死亡的權利還給本人，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她說：“
我在想會不會有一個好的辦法，讓我們在生命最後的這一段時間，不要那麼痛苦，不要那麼驚慌失措，不要受那麼多的罪。”羅點點更希望人們用一種溫和的方式去面對死亡——尊嚴死。“所謂尊嚴死，就是指在治療無望的情況下，放棄人工維持生命的手段，讓患者自然有尊嚴地離開人世，最大限度地減輕病人的痛苦。”
2006年，羅點點試圖藉助網絡輿論的傳播，推廣“生前遺囑”和“尊嚴死”。她期望人們在還清醒時就寫下遺囑，萬一將來到了生命末期、沒有恢復期望時，撤出維持生命的醫療措施，使自己自然地、有尊嚴地死亡。她給網站取名為“選擇與尊嚴”。
開國元帥陳毅的兒子陳小魯也加入這個團隊。他回憶，父親病重到了最後時間，已經基本沒有知覺了，氣管切開，沒法說話，全身都是插的管子，就是靠呼吸機輸液強心針來維持。“只是在維持生命，他本人很痛苦，我們也很痛苦。”
“我當時就問了一句，能不能不搶救了？但醫生問，你說了算嗎？你們敢嗎？”陳小魯無言，這成了他一輩子最後悔的事情。
4.醫生選擇如何離開人間？
和我們普通人不一樣，但那才是我們應該選擇的方式
2011年的11月23日，一篇名為《醫生選擇如何離開人間？和我們普通人不一樣，但那才是我們應該選擇的方式》的文章，在美國社會和醫學界引起了轟動和辯論。作者是一名醫生，叫肯·穆尤睿（Ken Murray）。
文章很簡單，肯·穆尤睿回憶說，就在幾年前，一位名叫查理的非常有名望的骨科醫生髮現得了胰腺癌。給查理做手術的醫生是個高手，不但醫術精湛，還發明過一種特別的治療方法，可以把胰腺癌患者的5年內存活率，從5%增加到15%，即：提高3倍！當然，其生活品質會在醫療過程中大受傷害，用咱老百姓的話來說就是，遭罪是免不了的。
然而，查理卻拒絕了這位名醫的治療方案。第二天回到家，他關掉了自己的診所，從此再也沒有去過醫院。查理把時間全用在了和家人一起享受人生的最後時光上，儘可能地找到最愜意的感覺和狀態。
他完全沒有做化療和放療，也沒有再做任何手術。幾個月以後，查理在自己的家裡病逝，親人們都陪伴在他的身旁。
在生命的數量和質量之間，查理選擇了質量。
查理的選擇揭示了一個不為人知的秘密：雖然為盡天職，醫生們不遺餘力地挽救病人的生命，可是當醫生自己身患絕症時，他們選擇的不是“近水樓臺先得月”——為自己使用最昂貴的藥和最先進的治療手段。
恰恰相反，他們作為一個特定的群體，卻選擇了最少的治療！原因正是醫生們的專業訓練，讓他們深深明白藥物和手術的侷限性，以及它們給患者帶來的生活品質的摧殘和巨大的痛苦。他們在人生的最後關頭，集體選擇了生活品質！
很多美國醫生重病後會在脖上掛一個“不要搶救”的小牌，以提示自己在奄奄一息時不要被搶救，有的醫生甚至把這句話紋在了身上。“這樣‘被活著’，除了痛苦，毫無意義。”
然而頗具戲劇性的是，我們常常選擇了痛苦而昂貴的搶救，徒勞地試圖延續親人將逝的生命；而掌握了最豐富醫學知識和技術手段的美國醫生們，卻為自己選擇了最好的臨終方式：呆在家裡，用最少的藥物和治療來改善生活品質，而不是延長生命！
真是太震撼了！
5.當面對藥石無效的絕症時，英國醫生一般建議採取緩和治療
經濟學人發佈的《2015年度死亡質量指數》指出：英國位居全球第一，中國大陸排名第71。
什麼是死亡質量？就是指病患的最後生活質量。英國為什麼會這麼高呢？是因為當面對不可逆轉、藥石無效的絕症時，英國醫生一般建議和採取的是緩和治療。
上世紀70年代，緩和醫學在英國成為一門醫學專科。英國建立了不少緩和醫療機構或病房，當患者所罹患的疾病已經無法治癒時，緩和醫療的人性化照顧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基本人權。
世衛組織提出的“緩和醫療”原則有三：
重視生命，並承認死亡是一種正常過程；
既不加速，也不延後死亡；
提供解除臨終痛苦和不適的辦法。
緩和醫療既不讓末期病人等死，不建議他們在追求“治癒”和“好轉”的虛假希望中苦苦掙扎，更不容許他們假“安樂”之名自殺，而是要在最小傷害和最大尊重的前提下，讓他們的最後時日儘量舒適、寧靜和有尊嚴。
6.劉端祺：死亡就像一面鏡子
那中國的死亡質量為什麼這麼低呢？因為在最後的日子裡，病人常常得被動地接受這樣的“待遇”：
一是過度治療。有些病人甚至直到生命的最後一息，仍在接受創傷性的治療。
另一個極端是治療不足，也就是說，病人受到的痛苦和不適直到死亡也沒有得到充分的解脫。
尤其是前者，最讓人遭罪。
北京軍區總醫院原腫瘤科主任劉端祺，從醫40年，至少經手了2000例死亡病例。
在那些癌症病人最後的時刻，劉端祺聽到了各種抱怨。有病人對他說：“我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現在我才琢磨過來，原來這說明書上的有效率不是治癒率。為治病賣了房，現在我還是住原來的房子，可房主不是我了，每月都給人家交房租，我死的心都有。”
劉端祺記得，有一位病人在博客裡寫道：“雖然醫生天天加班，手機一刻也不敢關機，是很累，但你們不能理解我們生命被延長後的苦衷。能不能放下你們冰冷的刀剪，放棄你們職業性的套話，人性化一點，釋放一點親切和溫馨，問問我們真正需要什麼？比如，過問一下我的痛和苦、我的妻和母、我的生和死……”
對那種“生命不息，化療不止”的觀點，劉端祺一直持反對態度。劉端祺說，整個醫院，他最不願意去的就是ICU病房，儘管那裡展示著最先進的設備。在那裡，他分不清“那是人，還是實驗動物”。
有時候，劉端祺會直接對一些癌症晚期的病人說：“買張船票去全球旅行吧。”結果病人家屬投訴他。沒多久，病人賣了房來住院了。又沒多久，這張病床就換上了新床單，人離世了。
中國人“好死不如賴活著”的思想是不是應該改一改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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