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嘉璐在孔子學院演講全文
許嘉璐先生（右）
本文作者許嘉璐前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本文是根據他在愛爾蘭孔子學院的演講全文整理而成。
許嘉璐：中國醫學與中國哲學
老師們，同學們，我今天非常高興，這是我第一次來到愛爾蘭。當接到都柏林大學孔子學院邀請時，他們給了我一個非常困難的任務：讓我來定講什麼。為什麼困難呢？我只知道我懂得什麼，不懂得什麼。剛好前幾天在倫敦參加了《生態文明與人類健康論壇》，於是在路上時滿腦子都是生態文明，都是人類健康。就在20分鐘前，我與愛爾蘭前總理Mary Robinson仍然就生態文明交流想法。所以我想，就講中醫吧。
在當今複雜的宏觀生態環境下，我們必須要了解中醫；此外，UCD孔子學院提供漢語教學，滿足西方人對中國文化的需求，也應該介紹一些中醫與中醫文化。
現在，人類健康正在受到世界人民的重視。無論在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人們都在面臨著不同程度的健康與壽命問題。可是人類健康，不斷受到生態惡化的挑戰，無論是中醫和西醫都需要面對並解決其中產生的諸多問題。
所以說，我們的命運都是一樣的，應該聯手，互相學習，共同探討東方醫學、西方醫學，為了人類健康不斷改進提升整體醫療水平。
那麼，為什麼講中國哲學呢？
因為中醫學不像西方醫學，僅僅作為醫療科學，中醫學還包括中國哲學、人體學、環境學、天文學、氣象學、礦物學、植物學，以及重要的人文學——中醫會考慮人的靈魂、心情、倫理等等，因此多少要知道些中國哲學，否則就不能全面理解、相信、享受中國醫學。
再則，中國是56個民族的共同體，一說到中醫學，不僅包括漢族人民傳下的醫學經驗和知識，也包括藏族、蒙古族、苗族、回族、傣族等等少數民族的醫學智慧。
中國醫學對人體的認識有六個方面：整體性、個體性、系統性、關聯性、中和性、協調性。
一個人就是一個整體，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特點和個性。地球上沒有完全一樣的樹葉，人就一樣？既然每個人的遺傳史、身體結構、生活環境、習慣、得病原因等都不一樣，每個人的治療也都不一樣。
同時，人體是一個系統，這在中國2000年前的典籍中就有詳細論述。從20世紀後半期起，西方醫學也開始意識到人體的系統性。兩者在慢慢靠近。
在一個系統中，某個部分與其他部分會產生關聯，甚至不同部位的細胞都是有關聯的。中國醫學在治療疾病時，不會走極端。人在什麼時候最健康？就是各個器官結構相互協調時，人才是最健康的，中和是中醫特色。
現在我來講講整體性背後反映的哲學思考。
首先，宇宙是一個整體，人是其中的一部分；人體自身作為一個整體，與宇宙息息相關。我舉一個例子：中國有一種針灸療法叫耳灸，由於各個器官都與兒都有反應關聯，且整體佈局呈相反方向。比如耳垂對應的痛點就是心臟部位。比如我，如果工作辛勞，講話多，就會逐漸出現以下症狀：左眼有脹感，然後擴展到眉間，出現左頭疼，最厲害時不能思考，不能工作。但是如果揉一下右耳下方的痛點5分鐘左右，就會感覺到輕鬆許多，這就反應了人體的整體性與關聯性。
再比如足療，主要按摩腳心部位，對身體健康有好處，甚至可以治療一些小毛病。我自己有個親身經歷的故事：我10年前在陝西咸陽開會的時候，遇到一個足療醫生。他剛按摩沒多久就問我，“你是不是頸椎受過傷？”我很驚異，“你怎麼知道？”“我按摩的時候手上有感覺的。”接著再問，“你心臟有一點點小毛病，但是沒有大礙。你腰椎也不太好。”你看，我身體上結構性、器官性上的病他都有感受。我有腰椎間盤突出，在三年前開始爆發，而這個咸陽的足療師在10年前就發現了。
中醫在診斷時，不僅針對疾病，還會考慮到患者的心情和情緒感受。中醫理論認為：精神與肉體密切相關。這也是中醫與西醫的一大區別：中醫治人，西醫治病。
其次，個體性涉及到一個世界所有宗教信仰都會遇到的問題：“一”與“多”的問題。如今存在的諸多宗教，所信仰的神都只有一個：一伸教，不管是婆羅門教、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當人在精神得到昇華之後，就會面臨“一”與“多”的關係。萬事萬物，靈魂與思想都是體現這個“一”的。比如全世界有70億人，就是70億個個體，但共同體現的規律只有一個，而其中產生的關係、關聯就是“多”。因此，中醫認為，每個人先天情況不一樣，原生家族、成長環境、其中經歷、食物都不一樣，性別、年齡等等也會不一樣，應該實行個體化治療。
關於中醫的系統性，有一個可見與不可見的問題，比如經絡。中醫有很重要的經絡系統，但是如果將人體進行解剖，即便放在電子顯微鏡下查看，也是找不到這所謂的經絡在哪裡的。這說明現代科學還不能解釋經絡，但是不能解釋不能證明其不存在。
中國有一句話叫“牽一髮而動全身”，我們都有這樣的體驗：一次扯一把頭髮不疼，但是如果只是扯一根頭髮，全身都會跟著疼。很多宗教經典都說，“人是神最偉大的創造”，那麼這麼極其精密完善的個體，這個偉大體現在哪裡？就體現在個性，系統性，以及關聯性等上面。
關於中醫學的中和性，“中”是排斥絕對，“和”是排除阻礙。我們中藥常用的藥物名稱就能體現這一點：比如保和丸、養心丸、補中益氣丸、治溼平胃丸、人參健脾丸……
中醫的協調性包括三個方面：與自然協調，自身的協調，心身的協調。
我到愛爾蘭還不到36個小時，這裡的氣候讓我想到，也許愛爾蘭人患關節炎的比較多。特別是在45歲之後會發作明顯，而且一遇到陰雨天就會疼痛，老年人關節容易粗大。
自然對人身體會產生影響，前幾天中國抗戰70週年閱兵的時候我在北京，就感到胸悶，一測血壓發現比平時高了20-30毫米汞柱，心率也從平時的70升到109，什麼原因？我既沒有過分勞累，也沒有情緒激動，後來發現是那天夜裡北京將有大到暴雨。到第二天風和日麗，出現了“閱兵藍”就一切正常了。不能排除其間的關聯。
季節氣候對人體的健康關係很大，比如中醫講究“冬病夏治，夏病冬治”，就是看到了與自然的協調。
很多人會進行體育活動，鍛鍊身體，這就是自身的協調，各個器官、內臟互相協調。我自己對自身的協調深有體會，如果我晚餐吃了2個雞腿，再吃牛排沙拉什麼的，我就會到夜裡3點也睡不著，雖然食慾得到滿足了，但是腸胃跟不上，是自身的不協調。
感受、心情也要得到協調，如果心情不舒暢，身上也不會痛快。
中醫診斷方法有“望、聞、問、切”四種，處方則有“君、臣、佐、使”四種；中醫還講究“一人一方”，“7到10天換方”；中醫治療方法除了中藥之外，還有針灸、推拿、按摩等，講究“扶正祛邪，身心兼治”。
再舉一例，我女兒在六七歲時，長期感冒發低燒，雖然不影響她上學、玩耍，但是情緒總是不高，看了很多醫生，都沒治好。後來遇到一個老中醫，慈眉善目，和顏悅色地問，“小姑娘，你怎麼了？”她也表述不是很清楚，我在旁邊幫著描述。“你是不是感覺沒有精神，容易疲勞啊？不要緊？不管什麼原因，吃爺爺幾副藥一定好，你相不相信啊？”他這是在治她的心。
這個感冒發燒其實已經持續4年了，吃了這位老中醫的藥到第5天，就開始活蹦亂跳了。
中醫不僅治病，也能防病，通過養生、太極、氣功等方法，進行食補、藥膳等。再加上中藥大多是植物，本身就可以作為食物，這就是“醫食同源”。
此外，中醫還有“帶病生活”和“帶毒生活”。
一個最顯著的例子是艾滋病。中國有一種療法，曾在非洲被廣泛使用，效果顯著。我曾經去非洲訪問過那些病人，也訪問醫院醫生，有些磚石礦山的採礦工人、卡車司機都可以返回工作崗位繼續工作。但是他們去醫院檢查發現仍然是陽性，但在中醫療法的治療下，已經不影響他們正常的工作、生活。
“帶毒生活”最好的例子是重金屬，要完全排除，就是自己陷於困境，只要能夠控制，不影響生活就行。我們不走極端。
中醫在中國歷史上是建立了許多偉績的，比如根據中國兩千多年來的史籍記載，曾大規模爆發過的瘟疫有1400多次，再加上各種大大小小的戰亂，但中國人口一直穩步增長，一直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中醫功績卓著。
在歐洲大陸也曾經爆發過許多大規模的瘟疫，比如著名的鼠疫、黑死病。我曾在比利時一個城市廣場看到一個碑，上面記錄了20世紀20年代時這個城市曾經因為鼠疫幾乎整個城市人口都死光了，這是非常可怕的。中國是農業國家，儲存糧食，老鼠更多，更容易感染鼠疫。但是所幸我們有中醫，所以沒有發生過這種整個城市死亡的狀況。
世界上許多民族都有自己的醫學，甚至亞馬遜流域的土著，比如非洲的許多少數民族，雖然有些與巫術結合，但是都有自己代代傳下來的醫學智慧。
中醫作為其中發展完善的一支，豐富了人類的醫學寶庫。因此中醫應該學習西醫與其他民族的優秀醫學，取人之長補己之短；並與世界其他醫學一起，攜手維護並促進全人類的健康。
但是可以看到，當前中醫學也遇到一些困難，比如因為不同文化的隔絕或者誤會已久，不易被接受；由於對人體和宇宙認識的差異，難以融合；牽涉面廣，涉及到科學、政策、教育、企業等各個領域。
總體而言，中醫與西醫的差異性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西醫重分析性，相對精確；中醫重綜合性，相對模糊；
西醫重求共性，更有重複性；中醫重個性，更有變化性；
西醫依病定，相對標準；中醫因人異，相對靈活；
西醫針對病灶，更有直觀性；中醫針對全身，更有經驗性。
與此同時，中醫也遇到了一些機遇，比如地球正在變小，隔絕也越來越小；人們的思維發生演變，不斷認識真理；生態惡化，整體醫學陷入困境。
舉個例子，前幾天，我在閱兵儀式的城樓上與世界衛生組織中國總幹事聊天，他就提到現在世界面臨一個嚴重問題，那就是抗生素的濫用。抗生素濫用會在人體產生抗藥性，一旦出現抗藥性，就加大份量，但是份量大了，副作用就大了，這樣就不得不研究新的抗生素。抗生素最好的培養基是土壤，為了尋找適合的土壤，許多醫藥公司走遍世界各個角落。但是從1987年起，就再也找不到新的適合的土壤了，這就意味著從那時候起，也就沒有新的抗生素被研究出來了。真的需要抗生素嗎？
最後，中醫和中國文化向世界輸出，都需要更多的人來做這件事。都柏林大學孔子學院，以及每一位海外華人更應該擔好這個責任，讓世界更多人知道東方中國的古老智慧。
韓濟生院士:我最初不信針灸
“我是純正西醫，最初是不相信中醫針灸的。但在完成國家任務的過程中，隨著研究不斷深入，我發現針灸不僅有效，而且有科學基礎。”中國疼痛醫學創始人，有著“針灸院士”美譽的中國科學院院士韓濟生，不久前在北京家中接受了記者專訪。
韓濟生與夫人朱秀媛都對中醫藥發展作出了卓越貢獻，並因此先後榮獲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
老人年近九旬，笑稱自己是“85後”。他思維清晰，語速略快，起身迎客、坐下沏茶的動作甚是敏捷，毫無耄耋之態，看容貌、身形，絲毫不亞於六十多歲的人。
採訪從頭至尾，韓濟生一直用“針刺”而非“針灸”這個詞。他說，中醫針灸分為“針”和“灸”，他只是對“針”的有效性做了研究，並未涉及“灸”。
“我只是對中醫的一小部分做了研究。”這種謙虛，並不能掩蓋開創性的成就——在韓濟生的努力下，針灸在鎮痛、戒毒等領域取得了廣泛而顯著的成效，而他對針灸機理的研究，則是中醫針灸成功走向世界的關鍵性因素之一。正因如此，他被認為是繼屠呦呦之後，有望獲得諾貝爾醫學獎的中國候選人之一。
從懷疑到相信
1953年，年輕的韓濟生從國立上海醫學院畢業，原想做一位外科醫生。但當時國家需要建立大量醫學院校，動員上醫這一班畢業生不要做臨床科目，全部從事基礎醫學，以便成為優秀教師。韓濟生就放棄了多年的“外科夢”，選擇生理學作為終身職業，分配到哈爾濱醫大等大學工作，1962年奉調到北京醫學院，做生理學的教學與研究。當時那個年代，一些外國元首到中國訪問，都要求看“針刺麻醉”，感到很神奇又難以理解。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好奇和不解越來越多。1965年，根據國家指示，衛生部開始組織研究針刺麻醉原理。
“當時學院領導找到我，讓我加入針麻研究隊伍，我說我不信這個。領導說，我和你一起去看一個針灸麻醉手術再說。”韓濟生回憶說，“看完一個二十幾歲女孩的開胸手術，我就服了。”
韓濟生記不清是1965年9月的哪一天，加入了對針刺機理的研究。但可以確信的是，從那一天起，中醫這一中國傳統醫學瑰寶，與西醫、現代科學之間大門，被緩緩打開；從那一天起，伴隨著對針刺療法化學物質基礎的探索，中國疼痛醫學開始起步；也從那一天起，韓濟生與針刺麻醉結下了一生的“緣”。
而在至今50多年的研究中，有些事情，韓濟生是“永遠忘不了的”。
第一件，是針刺鎮痛的時間因素。“1965年11月的某一天晚上我正在用算盤和計算尺整理統計白天所得結果。隨著數據覺來越多，針刺有鎮痛作用的曲線顯得越來越光滑，好像一個圖片，越走近看得越清楚。”
當時對針刺麻醉的一個質疑是，針刺麻醉完全是心理作用，沒有化學物質基礎，是“偽科學”。
韓濟生在試驗中發現，“針刺後的鎮痛效果並不是立即顯現，需要20到30分鐘左右才能達到最佳效果，停針後麻醉效果也不會立刻消失，而是緩慢下降。”這與臨床中一般針刺麻醉施針“誘導”半小時後才能開始手術，基本一致。
“那時，我們有四張床用於人體針刺鎮痛試驗，有四個組同時進行，每個實驗耗時一個小時。從白天到晚上，一直輪番進行。當時我負責數據計算，無論多晚，我都要用算盤、計算尺對當天數據進行處理。在出最終計算結果的那天晚上，實驗樓整個樓層就我一個人。算著算著，我發現畫出來的曲線是指數曲線，而且非常平滑。曲線顯示，針刺作用下，痛閾逐漸上升，到半小時左右處於高水平穩態。停針後曲線逐漸下降，平均每16分鐘鎮痛效果降低一半，一小時後回覆到基線。針刺麻醉的這一規律，與注射化學止痛藥嗎啡的麻醉效果非常相似。這說明：針刺麻醉肯定有物質基礎，不只是心理作用。”
韓濟生回憶，當時雖然整個樓層只剩他孤身一人，但卻感覺“擁有了整個世界”。
第二個，是電針的“頻率”要素。那一次，發現了“人體產生化學物質，與刺激電針的頻率之間存在對應關係”。
隨著研究的不斷推進，由針灸大夫施行的“手捻針”，逐步被“電針”所取代。“那時，我們用不同電壓、不同頻率的電流通過針灸針輸入穴位，來模擬手捻針的刺激，同時記錄下鎮痛效果的數據，然後再看大腦產生了什麼樣的物質。經過對比，我們發現，不同頻率電流的刺激，會讓大腦產生不同的化學物質，轉而產生不同的臨床效應。通過這種對應比較，有可能解開‘燒山火’‘透天涼’等‘神秘’扎針手法的奧秘。”韓濟生說。
最初這項實驗是在家兔和老鼠身上進行的，在人體上的實驗則要困難得多。為了保證人體實驗結果不受“心理因素”的干擾，韓濟生當時還用了些“小計謀”。“我們好不容易收集人體試驗的腦脊液，製成乾粉樣品後只貼上編號，沒有其它名稱信息，把樣品送到國外檢測。結果顯示，人體實驗結果和在其它動物體上的實驗結果高度吻合。”
這個時光片段，是發生在1981年，現在提及，韓濟生依然激動不已：“如果說我一輩子有所發現的話，‘穴位上不同頻率的電流刺激，會令大腦產生不同的化學物質’，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項。這意味著，大腦工作的‘密碼’被我們發現了！”
對古老中醫針灸原理的研究，使韓濟生站在了現代醫學的前沿。現代科學已經證明，大腦產生的物質與電流刺激的頻率有關，比如，每秒兩次的電流刺激，令大腦產生腦啡肽；每秒一百次的電流刺激，令大腦產生強啡肽。
西醫科班出身的韓濟生，在經歷過上述兩件事情後，對中醫的認識，已和最初的“不信、質疑”完全不同，“這不是偽科學，而是無盡的寶藏。”
憂心中醫“高冷”
還有一件事，是發現CCK（膽囊收縮素）具有抗鎮痛的作用。
在韓濟生開始進行針灸機理研究後不久，有一個問題就被提出來：既然針灸有麻醉鎮痛的效果，那麼增加針灸次數會不會提升麻醉效果？隨後動物實驗的結果給出了回答：在一定時間內，隨著針刺麻醉次數的增加，麻醉效果是逐漸衰減的。這就類似於嗎啡有麻醉效果，加大注射量效果就倍增。但隨著注射次數的增加，體內產生的“抗嗎啡物質”越來越多，麻醉效果會逐步衰減。
“當時我們想，根據‘矛盾論’的道理，針刺在產生鎮痛化學物質的同時，會不會同時也產生抗鎮痛的物質？而且隨著針刺次數增加，這種抗麻醉物質的量會隨之增加？”韓濟生說。
沿著這個思路，這種抗鎮痛的物質在隨後的試驗中被提取出來，當時只知道它的分子量大概是1000，相當於8-10個氨基酸的分量。
直到1985年，一次偶然的機會使謎團得以解開。“當時我在美國聖路易斯大學應邀做學術交流，在演講中提到了這個擬似的‘抗鎮痛物質’。一位美國科學家舉手說，這個物質從化學特性上看來和他們發現的CCK很像，至於生理效應，在消化道CCK是幫助膽囊收縮排出膽汁的，不知道在神經系統中是否也會參與針刺鎮痛。”韓濟生說到這件事時，臉上充滿會心的笑意，說“當時有茅塞頓開的感覺”。
此後事情的進展，一帆風順，水落石出。在這位美國科學家的熱情幫助下，韓濟生拿到了CCK樣品以及抗體。試驗證明，韓濟生近20年前發現的“抗鎮痛物質”，就是CCK！
“針刺麻醉時產生的腦啡肽與CCK，高度契合中醫理論中的陰陽學說，二者相生相剋，產生了奇妙的效果。”韓濟生感嘆道，“這個例子說明，在道的層面，中醫和西醫是一致的。我只是藉助科學的方法和語言，對古老中醫針灸的有效性和動態變化性，給出了‘合理的’解釋。”
值得一提的是，韓濟生院士對針刺鎮痛具有化學物質基礎的研究，在1987年獲得了國家自然科學三等獎；在此基礎上，對於抗針刺鎮痛物質機理的研究，在1999年獲國家自然科學二等獎。
回顧自己50多年來對針刺鎮痛的認識、研究歷程，老人不禁感慨道：“科學本身在不斷進步之中，我們對世界萬物之間聯繫的認識、規律的把握也在不斷進步之中。對於我們目前暫時還認識不了、說不清楚的東西，不能因為我們不懂就輕易否定。就像我們直到現在還解釋不清經絡的實質是什麼，它的解剖結構是什麼，但決不能因此否定它。中醫針灸是一個寶庫，其有效性不容否定，其科學性值得我輩用如今擁有的科學技術利器繼續不斷加以挖掘。”
“那些說‘針刺是假的’‘針刺療法是偽科學’的人，認識不到針灸有效性和目前已知的科學原理，就貿然否定針灸，太不應該。”
同時，老人也對中醫發展提出了自己的建議，“中醫不少內容可能超出了目前科技研究能力所及，但中醫不能就此‘高冷’，而應以開放的心態主動擁抱科學，不斷增加科學技術對中醫研究的參與，爭取讓越來越多的人理解、支持中醫。”
“如果中醫一味地採取‘避世’的態度，不僅對全世界人民的健康是一種損失，對中國傳統醫學乃至文化也都是一種損失。”
淡定談“諾獎”
1997年，對於中國針灸走向世界，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年，韓濟生則是其中的“關鍵先生”。
那一年，美國最重要的衛生研究機構——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舉行了一次千人聽證會，討論中國針灸的有效性和科學性。這次聽證會，直接為相關立法提供依據，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針灸能否合法進入美國。
“到會的1000多人，大部分是醫學博士，同時也有不少來自經濟、法律等領域的專業人士。我第一個做報告，講針灸的機理和作用。”回憶起這段經歷，老人語氣淡然。最終，聽證會得出的結論是，針灸在鎮痛和止嘔吐方面有確實的功效，這兩個結論都是有臨床療效和科學根據的。
從那以後，美國、歐洲一些國家的醫療保險公司，開始將中醫針灸納入商業保險。據世衛組織的統計，目前已有103個國家認可使用針灸療法，其中18個已經將其納入醫療保險體系範疇。
“針灸能夠在國際上得到重視，我們做出了自己的貢獻。”講及此處，老人笑了。他特地向記者展示了一座獎盃——美國針灸協會終身成就獎。“美國針灸協會成立10週年的慶典，當時特意從美國挪到北京來舉行，就是為了給我發這個獎。”言語之間，充滿驕傲與自豪。
其實，韓濟生獲得的獎項不勝枚舉：國家自然科學二等獎和三等獎各一次，國家科技進步三等獎一次，衛生部甲級獎三次、乙級獎二次等，1995年獲何梁何利科技進步獎，2006年首屆北京大學蔡元培獎，2011年獲中國醫學界最高規格個人獎項——吳階平獎，2014年獲張安德中醫藥國際貢獻獎……
正因為韓濟生在醫學領域尤其是針刺鎮痛方面做出的開創性貢獻，他被認為是繼屠呦呦之後，有望獲得諾貝爾醫學獎的中國候選人之一。
對於這樣的高度評價和期許，老人的回答淡然、謙遜而簡單：“我不認為我們會獲諾貝爾醫學獎。”
“屠呦呦研究員獲獎，是因為青蒿素拯救了數百萬人的生命，這使得她的研究成果更具價值。她的獲獎，是中國全體醫學工作者的驕傲，是國際主流醫學界對中醫藥價值的充分認可。我們對針刺鎮痛研究的貢獻，在國際上處於領先地位，同時也將中國針灸推廣到了世界。但我們做的這些工作，很難說挽救了多少人的生命，在這方面比不上屠呦呦研究員的青蒿素。但我相信，我們所做的這一切，與諾貝爾獎所鼓勵的科學研究要對人類知識探索、對人類社會發展做出貢獻這一精神，是高度一致的。”
老人對於諾貝爾獎的淡然，其實就是他一直以來淡泊名利的真實寫照。
1994年，韓濟生獲“光華獎學金”1萬元人民幣。他和夫人決定，5000元買紀念品送給支持他工作的有關部門和他實驗室的學生和同事，5000元捐給希望工程，為北京邊遠山區延慶縣一所小學建希望圖書室。
1995年，韓濟生榮獲“何梁何利”獎10萬港元。為推動北醫大的教學科研工作，他和夫人向北醫大基礎醫學院捐資5萬元港元，設立“求索奉獻”基金，鼓勵青年技術員在工作中不斷鑽研和求索。
2014年，韓濟生榮獲“香港張安德中醫藥國際貢獻獎”，並將獎金50萬元港幣全部捐出，用於發展《中國疼痛醫學雜誌》。
韓濟生院士簡介：
韓濟生，我國著名生理學家，博士研究生導師，北京大學醫學部神經生物學系教授，中國科學院院士。中華醫學會疼痛學分會和中國醫師協會疼痛科醫師分會終身名譽主任委員，曾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成員、中國博士後基金會理事、世界衛生組織（WHO）科學顧問、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顧問。《中國疼痛醫學雜誌》主編，《生理科學進展》名譽主編，贛南醫學院名譽院長。曾任中國生理學會副理事長，中國神經科學學會副理事長。
自1965年開始從事針灸原理研究，1972年以來從中樞神經化學角度系統研究針刺鎮痛原理，發現針刺可動員體內的鎮痛系統，釋放出阿片肽、單胺類神經遞質等，發揮鎮痛作用；不同頻率的電針可釋放出不同種類阿片肽； 針效的優、劣取決於體內鎮痛和抗鎮痛兩種力量的消長。研製出“韓氏穴位神經刺激儀（HANS）”。
1979年以來，應邀到26個國家和地區的100餘所大學和研究機構演講206次。在國內外雜誌及專著上發表論文500餘篇，主編中文專著9冊，英文教科書1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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