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關於印度曙光城系列報道的第四篇，前面內容詳見：
曙光城約章
“曙光城不屬於任何特定之人。曙光城屬於全人類。但是要居住在曙光城，她/他必須是神聖意識心甘情願的服務者。
曙光城將是個永續教育、持續成長、青春不老的地方。
曙光城希望成為過去與未來的橋樑。運用內在與外在的探索發現，曙光城將勇敢地躍向未來的體悟。
曙光城將是一個物質與靈性研究的場所，其目的是有生命力地示現人類之大同。”
四年前我在新德里的尼赫魯大學做交換生，到訪曙光城的朋友送我幾塊名為Eco Femme的社會企業生產的可洗棉布衛生巾，又環保又舒服，一用就是許多年。去年在曙光城工作時正值國際女性節，在一個分享會上聽到Kathy和棉布衛生巾的故事：八年前她和合夥人共同創辦名為Eco Femme（生態+女性）的社會企業，一方面，支持當地女性通過縫製環保水洗衛生巾作為一項收入來源；一方面，在鄉村女性中開展生理衛生教育和女性賦權的工作。Eco Femme作為一個社會企業，和曙光城其他的創收單位一樣，將收入的一部分貢獻給大的社區，其餘部分投入到企業自身的再運轉中。
Kathy的分享有許多關於內在探索與改造社會之間的關係的討論：只專注於孤立的自我成長而不將它轉化為在世間的行動是不行的，我們的世界需要行動；與此同時，有些人關注社會、從事公益，但未照顧到自己的靈性根基，那麼就很容易燒乾。二者需要平衡互補，而女性的品質在此間的意義非凡。用一棵樹來打比方，根越深入內在修為的土壤，就越有力量去綻放，在土地之上、在世界中去展現。
今年約訪，她的回覆言辭懇切，告知近六個月來未在曙光城，但可電話採訪。
亨比是14世紀毗奢耶那伽羅王朝首都的舊址，位於卡納塔克邦。離遺址廢墟不遠處有一塊巨石水灣間的地方，由曙光城託管，成了許多村民的“休養”之地——退後、獨處、重尋初心。採訪當日，因技術原因延誤了許久，想想她作為機構的負責人應是很繁忙，不免心中有些愧疚。然而她並未介意，像個老朋友一樣，先跟我分享起來在亨比的靜謐時光：在自然中和自己相處，更深地聆聽，以及從外面看曙光城獲得了更多視角。她的聲音沉穩，背景是忽遠忽近的鳥叫。我們彼此都感到幸運，這個採訪發生在這麼一個心中有空間的時間裡。
她講述了自己在印度鄉村做女性賦權的歷程，在社區中的探索，又反覆聊到“信任”和“放下”的女性品質。她說到很多不知道，不停詢問我的看法。採訪結束後，又帶著極大興致問起我的背景和問題背後的思考，直到雙方飢腸轆轆，約好下次面談。
Kathy在印度。
行李&Kathy
行李：你在來到這裡之前的道路是什麼樣的呢？
Kathy：我從小質疑一切，總覺得所看到的這個世界並不是究竟的，在某個時刻走上了向內探索的道路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我的父母是模範家長，這點我很感激，但是他們的生活像是機器一樣：總在忙著賺錢，沒有時間思考。我一直覺得人的一生不應該是這樣度過的，內心似乎有個強烈的推動力，雖然在當時我並不知道它究竟是什麼，但只能跟隨著它，別無辦法。我感覺自己是一個外星人，直到讀了各種東方哲學的書，才覺得心裡有了點著落。嘗試了許多法門，並沒有侷限在哪一派中，其中我很喜歡佛教哲學、內觀、冥想等。最終所有的教導都指向一個東西：所有社會規範、性格、工作背後，“我”的真性是什麼？“我思”這個存在的淺層形式之後是什麼？我重新探索 “神”這個概念，以及我與“神”的關係，並逐漸意識到，“我”是不被社會、遺傳和習性所限的，是自由的。後來我辭了心理諮詢師的工作，買了一張來印度的單程票，開始旅行。
行李：現在有經常回澳洲嗎？
Kathy：有，每四五年回一次，但是最多待兩三個月。
行李：再回去有什麼感覺？
Kathy：很奇怪，尤其最開始，總會需要一段時間適應。澳大利亞有這麼一種普遍的認識：這是一個幸運的國家，經濟發達，政治自由，生活舒適，人們有一種“一切都會好，去沙灘放鬆一下吧”的心態。這很有誘惑力，如果我住在澳洲，可能也就懶得關心世界，只關心自己的舒適生活。而事實是我住在印度南部，這裡空氣汙染嚴重，貧困，國家、社群之間的不平等就在眼前，你會覺得不得不做點什麼。曙光城的生活並不容易，但我珍惜它接地氣的真實。我覺得偶爾離開很重要，距離讓我以另外的視角去看曙光城，每次回來就更加珍惜。
行李：奧羅賓多和“母親”的教導，與你之前的靈性探索是怎樣一個關係？
Kathy：我感覺一切就是一個有機的展開，我來時並不瞭解他們的哲學理論，只是想尋找一個另類社區，可以以一種更符合靈性價值的方式生活。來到這裡就好像是回了家，越鑽進去，就越有共鳴，尤其是關於“人類進化的潛力”這一點。很多當代的導師在教“精神進化”這個“品牌”，哈哈我竟然管它叫“品牌”。它不僅深深植根於傳統的靈性傳統中，也將之翻譯為物質現實層面的東西，我一直認為不能只是停留在 “找尋自我”，不應只是自我的改變，還要有對社會的一種改變。這是我與曙光城的願景深深連接的地方。
到這兒的第一天，讀到《憲章》和《夢想》，我覺得就是這兒了，我只能說“是”，只能臣服。我第一次感到一個願景是有意義的。相較之下，此前的生活像是行屍走肉。
行李：創辦Eco Femme是七年後的事情了，在此之前做了些什麼？
Kathy：在曙光城的頭十年裡，哪個工作崗位需要我就去，到處幫忙，好像沒有一個特別的選擇。我對曙光城整體很感興趣，所以去開了很多會。這個地方這麼大、這麼複雜、這麼多變，我花了很長時間去理解它。我感覺這是個蘊含了地球上無限潛力的試驗場，希望它能對更多年輕人開放，於是慢慢傾向於做一些教育方面的事情，幫助像我當年一樣尋求另外一種可能性的年輕人找到一些調研、學習、體驗的機會。
這中間發生了一些事，讓我明白與當地的鄰居建立連接有多重要，於是就與另外一個女伴創辦了一個叫Thamarai的社區學習中心，算是當地村莊與曙光城之間的一個橋樑。我感覺曙光城有一個偉大的全球夢想，但它必須翻譯成此時此地：在印度南部，在泰米爾納德邦的鄉下。如果曙光城變得太“他者”，太理想主義，或者說離我們鄰居的生活現實太過遙遠，那會是一個危險的趨勢。我們鄰居中很多人來曙光城工作，他們的現實就在眼前，我們不能視而不見，並且必須就這個現實做點什麼。女性議題一直對我十分重要，在這個社區中心的十年間，我清晰地看到這些印度村莊的女性和我作為一個西方女性所擁有的機會差距有多大。女性的天賦與品質在傳統印度社會中被忽視的程度讓我十分不安。自身相對的自由和機會，讓我想要去幫助她們找到她們自己，找到自己的天賦，表達自己，從而綻放。
行李：於是有了Eco Femme的想法？
Kathy：後來我參與到AVAG（曙光城行動小組）的工作，這個機構中專業的社工素質讓我對當地的狀況、阻礙、挑戰、機遇、如何有效的工作、女性賦權究竟意味著什麼有了更清楚的認識，而不是我對它的一個幻想。但AVAG很大的一個侷限是，作為一個公益機構，完全依賴於外界捐助。直到我瞭解到社會企業，才有了Eco Femme的想法。我想生產棉質衛生巾，因為我自己很喜歡用。後來發現它們確實很受歡迎，還有很多海外代理幫我們在別的國家賣。最初我想這些當地女性可以靠縫衛生巾賺錢，機構也可以持續地運作下去。後來我逐漸意識到印度文化中對月經的禁忌程度之深！比如經期的女性被認為是不潔的而被隔離起來，而且鄉村女性對於月經的生理衛生意識薄弱，多數人用舊紗麗的破布條了事，而經濟條件稍微好一點的則開始買有許多化學制劑的一次性產品。棉質衛生巾像是一把鑰匙，打開了比我預期多得多的門。它不僅是有關經濟和生態的一個產品，打開關於月經的對話，本身就直入歧視性文化框架的心臟。
就是這麼徐徐展開，開始時完全沒有計劃要做什麼、怎麼做。對於我來說，這段旅程走下來很重要的一課就是跟隨道路一起流動，並不一定從開始就有一個商業計劃，從A到Z怎麼走。如果我有什麼優點的話，那就是總能吸引到一個很棒的團隊，尤其是特別棒的女性，共同創造，彼此鼓勵。女性領導力可以以這樣的方式展現：我們知道我們不知道，並且知道我們不必全知道，只要願意相信自己和生命。而曙光城是一個做這種實驗的絕佳遊樂場。
行李：與男性領導力的不同在哪？
Kathy：這個問題棒極了，它很重要，但我不知道自己能否精確地指出。我感覺是內在一種放下的姿勢，是一個謙卑的態度，即放下固化的想法和目標，並且對生命信任、臣服和接納。這些品質在我們的文化中總被忽視，我們的習性是一定要計劃，要一條直線奔向目標。多數時間，是我們的腦子在強加，而女性品質更加重視身體的覺知、感受和直覺。其實只需聆聽生命的訊息，找到槓桿的支點。我唯一的工作就是服務於生命，而當我真正這麼做時，我知道自己會被生命照顧。這是女性領導力，它在地球各處發芽生長。一直以來，進取性的男性領導力以為可以用強權控制事情發展的方向，逼迫地球臣服於我們對資源無盡的榨取，結果付出了很多代價，比如失去與心的連接和敏銳的感知力。女性領導力與這種對生產力和效益的一味追逐不同，它更加關注地球，關注人們的需要，關注人們是否快樂。
行李：這種品質與生理上的性別有必要的關係嗎？
Kathy：對，沒有，很多男性身上也體現著女性品質。二者不是非此即彼，也有許多可貴的男性品質，但是目前天平嚴重失衡，所以我們需要更多地關注女性品質去允許平衡的發生。我們知道如何追逐，但是我們知道如何等待生命呈現道路給我們嗎？
行李：這樣的女性品質在曙光城的地位如何？
Kathy：社區的創建者是一個女性，而且在核心價值觀上給予了女性品質許多空間，包括對生態的重視，雖然憲章中沒有明說，但我們知道如何生活，即知道如何理解生態。曙光城的願景並非一個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即使現在向這方面發展的趨勢很強。
行李：很多受訪者都提到過這個傾向，在你看來個中原因是什麼呢？
Kathy：我不知道，我感覺這就像是重力，對整個世界產生強烈的影響。曙光城與外界沒有高牆隔離，它與外面的世界不停地互動、彼此影響，也很容易被這種趨勢所影響。需要極強的覺知力才能抵住這向下拽的強烈力量。我真的不清楚，或許你跟這麼多人聊過之後比我更清楚些。
行李：這可能是全世界在面臨的一個問題，無一處倖免。你覺得在曙光城這個勢頭比五十年前初創時強大嗎？
Kathy：是，它在整個世界愈演愈烈，而且在加速：貧富差距、環境危機、人的貪慾等等。你或許在中國也看得到，在過去的幾十年中，資本化成了全世界最主導的力量和趨勢。
行李：黎明前的黑暗最黑暗。
Kathy：我也願意這麼去想，如此加速或許是為了讓整件事情更加赫然：無法再這樣繼續下去，地球撐不住了。
行李：有過很沮喪的時候嗎？印度的女權議題可不是個小問題。
Kathy：當然，尤其在村莊中！最開始的時候，我沒有一刻不在掙扎，有那麼多的想法想去實現，可發現印度女人一結婚就像囚犯一樣，文化包袱那麼重，慣性那麼強烈。她們說：“一直是這樣……只能這樣……別人都這樣……如果我不這樣別人會怎麼看我……”我都要瘋了，想晃動整個架構，告訴她們你們可以站起來。文化都是邪教。無論我們來自哪個文化，從它的桎梏中脫離都需要極強的意願和麵對嘲弄的勇氣。所以，是的，我每一天都極其沮喪。
行李：怎麼辦？
Kathy：每一天面對這侷限和阻礙，最後我學得了“採摘低處果實的藝術”，這是一個澳洲英文的俚語，你應該猜得出它什麼意思。我不再使勁去夠高枝，而去摘就在我面前的水果。改變整個架構的幻想破滅了，我就去找槓桿的支點——比如年輕人和孩子。十幾歲的女孩子相對自由，心性開放，她們身上仍然有很多文化包袱，但是成長的環境已經更加多元，從她們身上入手更加有效。我也不再嘗試說服持懷疑態度的人用棉質衛生巾，而是與理解、欣賞它的人合作，給予ta們鼓勵、工具、支持，讓ta們成為自己所在社區改變的介質。就是找到容易移動的地方，去撬開，“把能量放在河水想要流向的方向”，再給你來個俚語聽聽。
行李：很多人說曙光城的目標是建立一個未來之城，而不是一個巨大的慈善機構，向外的公益、環保活動遠不及城市建設重要，這似乎是曙光城內部一個蠻大的爭議，你怎麼看？
Kathy：坦誠地說，我完全不在意。觀點太多了，聽也聽不完。人們可以爭論不停，但我覺得這是在浪費時間。於我而言，曙光城最基本的是自我賦權，找到自己內在的神性或靈性權威，並以此為基礎與外界互動。有人覺得城市建設重要，那就去做，我覺得很棒。對我來說，向外的公益活動同樣重要，我並不在意它是不是重點，此刻這是我工作的重點，是我在這個社區的位置，我存在的方式。我不覺得正常腦筋的人會否定與隔壁鄰居建立連接的重要性，這太天真了，因為我們共享空氣、土地、水源。回到河水的比喻，如果你做的事是對的，那它會流動起來，如果你總是遭到反對和阻礙，那麼或許需要反思。事實上並沒有人給我做的公益活動設過障礙，在社區中，我一直得到鼓勵和支持。
行李：集體願景中亦有個人願景的空間。
Kathy：我很喜歡自然中的隱喻。社區就像人的身體，個體就像其中的細胞，細胞有自己的項目和功能，但是它們一起使整個身體運作起來。我們關注自己作為一個細胞的工作，但我們並非獨立存在。
行李：那麼回到曙光城這個“身體”上，你所經歷的二十年間，它最大的變化是什麼？
Kathy：複雜性。更多的人、更多的項目、更多外來的影響。曙光城一直有很多問題和挑戰沒解決，它們有增無減。整個世界都在經歷鉅變，曙光城則在努力應對這種急劇增加的複雜性，這並不容易，因為沒人告訴我們該怎麼做，也沒有模板可循。我們只能作為一個整體去聆聽要呈現的那個東西是什麼，那個與我們被賦予的這個夢想一致的道路是怎麼樣的。
行李：你覺得是怎麼樣的呢？
Kathy：我沒有一個水晶球去預測什麼，但我相信唯一的出路是我們都醒來，穿越侷限的小我。整個人類需要現在這種危機才能重生。當我們真的撇除貪念，允許自己變得更開放，會停止爭論誰對誰錯，停止把能量放在這些小事情、小個性之間的衝突上。我是樂觀的，我覺得這是我們的生命和進化發展的方向。可能會花上十年、二十年、一百年、一千年，我不清楚，或許我們等不了一千年了，但我感覺這是河水想要流向的方向，我們只要與之合作。
行李：那你自己呢？你的道路是什麼樣的？
Kathy：很多時候“我”是看不清楚的，靈性的探索始終是最重要的事情，如果有改變的話，就是更與女性品質連接。最近這六七個月，是我幾年來離開曙光城最久的一次，這個特殊的機會讓我在自然中和自己相處，簡單地去看雲、玩水、爬石頭，更深地感受自己。“小我”仍然存在，不停給我設陷阱，我認知到自己總是為了被認可和被接納的需求所驅使，有時我想偷懶，這些都仍然在。
未完待續……
文字：劉安琪
照片提供：Kathy 劉安琪
閱讀更多 行李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