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問西東》在全國放映後，好評如潮。電影截取了四段故事，其中一段發生在西南聯大時期，青年學子或徒步穿行於湘黔滇，或在簡陋的教室靜坐聽雨，或於炮火中輾轉昆明郊外——即使山河破碎，烽火遍野，文脈依然不絕，薪火仍舊相傳。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在這些學子身後，有一群風骨、氣節和學問並存的大師身影。梅貽琦、陳寅恪、聞一多、朱自清、錢穆、吳宓、劉文典、金嶽霖、馮友蘭、沈從文，每一個名字都如雷貫耳，每一個名字都是教科書上的常客。這些大師的道德學問，成就了西南聯大，也讓聯大所在的昆明成為抗戰時期中國最具國際影響的文化中心。
湘黔滇旅行團
抗戰全面爆發後，北大、清華和南開三校南遷，在長沙組成臨時大學。不久戰火南延，臨時大學分三路再遷昆明，其中兩路乘車乘船赴滇，第三路則從長沙經益陽、常德、桃園、芷江、貴陽、安南、鎮寧等地，徒步穿越湘黔滇抵達昆明，這支隊伍就是抗戰初期有名的西南聯大湘黔滇旅行團。
旅行團共有學生244人，國民政府軍委會派黃師嶽中將擔任團長；另有教師11人組成輔導團，聞一多、黃鈺生、曾昭掄、李繼侗和袁復禮等5名教授組成指導委員會，由黃鈺生擔任主席，後來黃鈺生和袁復禮因個人原因退出了旅行團。
湘黔滇旅行團輔導團的先生們
1938年2月19日，旅行團舉行開拔儀式，第二天正式出發。一艘小火輪拖著兩條大木船，載著全體人員從湘江直下洞庭。抵達益陽附近時，旅行團師生即棄舟登岸，開始步行。
湘黔滇旅行團是中國知識分子第一次大規模走出校門與社會接觸，師生對西南一帶的民風民俗及人文歷史瞭解甚少，學校便將從北平帶出的許多關於西南地區的圖書資料拆箱，讓有興趣的老師和學生普及這方面的知識。旅行途中或宿營休息時，輔導團的教授便結合當地山川地理、風土人情進行現場教學，聞一多指導學生收集民歌、研究地方方言；李繼侗介紹雲南鄉村的情況；袁復禮則在湘黔一帶講述河流、地貌的構造和演變。同學們邊走邊學，興趣盎然，指點江山，激揚文字，既學到了許多在課本上無法學到的新知識，又領略了“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真正內涵。
西南聯大西遷示意圖
3月25日，旅行團到達貴州爐山（今凱里），訪問苗寨。苗民生活極儉樸，也極勤勞，均自耕自織，自給自足。第二天舉行漢苗聯歡會，苗民吹蘆笙跳舞歡迎，同學們唱歌道謝，李繼侗教授舞興大發，和旅行團醫官徐行敏跳了一曲華爾茲；團長黃師嶽也舞了一回手杖助興；曾昭掄教授則和苗民斗酒，大醉而歸。
4月28日，旅行團全體人員抵達昆明，聯大常委梅貽琦、蔣夢麟和潘光旦、馬約翰等教授及先期到達的學生佇立歡迎。歡迎會後，黃師嶽在海棠春飯館擺下數十桌酒席大宴全團，據說醉者過半。
到學校後，據好事同學總結，曾昭掄先生走路一絲不苟，途中每遇上下坡必沿公路走之字形，被評為全團走路走路最多的團員。而聞一多、李繼侗經過這幾個月風餐露宿，鬍子已經留得很長，二人約定抗戰勝利後再剃掉，但李繼侗“晚節”不保，到昆明不久就剃掉了。
聯大時期的聞一多先生
聞一多是個浪漫的詩人，當時雖然還不到40歲，但面容老相，所以出發時大家都勸他坐車去昆明。聞一多的好友楊振聲開玩笑說：“一多加入旅行團，應該帶一具棺材走。”但聞一多一路飽覽奇絕的山水風光，非常興奮，身體也比原來好多了，還拾起了荒廢多年的畫筆，一連畫了幾十張素描。此間，聞一多在致妻子的家書中說：“現在是滿面紅光，能吃能睡，走起路來，舉步如飛。”到昆明後，精神煥發的聞一多一見到楊振聲就說：“假使這次真帶了棺材，現在就可以送給你了。”說完兩人撫掌大笑。
跑警報
西南聯大到昆明的頭幾年，日本飛機經常來騷擾，空襲頻繁。就像電影裡的場景那樣，師生們聽到空襲警報就躲到郊外去，一去就是好幾個小時，這在當時叫跑警報。當然，聯大同學也有不跑警報的，據中文系的汪曾祺回憶，有一位廣東同學，一有警報，就用一個大漱口缸到鍋爐火口上去煮蓮子，警報解除了，他的蓮子也爛了。有一次日本飛機炸了聯大，這位同學聽著炸彈在不遠處爆炸，照舊神色淡定地煮他的冰糖蓮子——後來這段細節被電影《無問西東》採用，用到了沈光耀身上。
空襲警報有三種：預行警報、空襲警報和緊急警報。所謂預行警報就是在昆明的制高點五華山掛三個紅球，表示日本飛機已經起飛；空襲警報是表示日本飛機已進入雲南省境，但不一定到昆明來；直到緊急警報響起，這才確定飛機是到昆明來的。
警報響起後，師生們大都躲進郊外的山溝裡，那裡相對安全些。學生都是20多歲的年輕人，十幾分鍾就能翻過幾個山頭；先生們就不行了，一是年齡較大，再說常年在書齋裡靜坐，翻山越嶺非其所長。在這種危急情況下，很能看出一個人的修養，聯大常委、清華校長梅貽琦極具紳士風度，即使跑警報也穿戴得整整齊齊，手裡拿一把張伯倫式的彎把雨傘，在亂哄哄的人群裡安步當車，不疾不徐，非常穩重，還不時疏導、指揮學生們。驚慌失措的師生只要看到梅校長鎮定的樣子，也就不再慌亂了，秩序也好了許多。
聯大常委、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先生
關於西南聯大的跑警報，坊間媒體和流傳著許多段子，最有名的是劉文典和沈從文的故事。
聯大中國系教授劉文典（右）和兒子劉平章
劉文典是研究莊子的，沈從文是作家，在聯大講創作實習和中國小說史，劉文典輕視新文化，認為沈從文沒學問，所以看不起他。據說沈從文評教授時，劉文典認為他資格和學問都不夠：“陳寅恪是真正的教授，他該拿400塊錢，我該拿40塊錢，朱自清該拿4塊錢，沈從文也就4毛錢。”曾經讀過一篇文章，說有一次警報響起，劉文典與大夥一道跑出校園，途中突然想起陳寅恪，於是跑回去找到眼睛不好的陳寅恪，扶著他向外跑，一邊跑還一邊喊：“保存國粹要緊！”劉文典看到沈從文也在人群裡，便呵斥道：“陳先生跑是為了保存國粹，我跑是為了保存《莊子》，你跑什麼！”
沈從文和妻子張兆和
這段文字寫得繪聲繪色，非常形象，讓人不可不信。但劉文典公子劉平章卻提出了不同意見，他在在《我的父親劉文典》中回憶，當時劉文典住在昆明龍翔街，為了跑警報方便，專門讓人在郊外虹山挖了一個小防空洞，劉文典和家人、學生在洞裡躲避，有時還和學生讀讀書、談談學問什麼的。而沈從文住在丁字坡，跑警報一般是到英國花園一帶，與劉文典所在的虹山相距甚遠，兩人是不會遇到一起的。劉平章在文章中氣憤地說：“我覺得那時敵機要來了，大家都是慌慌張張地跑，一個人遇到另一個人還能說出‘你跑什麼？我跑是為……’這樣的話，估計那已經不是一個正常人了。不知道是誰編出來的這個故事。而且沈從文評教授的時候，父親已經離開聯大到了雲大，所以並不存在這個問題。”
課堂上的教授
西南聯大的學術風氣非常自由，教授可以根據自己的喜好和學生的需要編寫教材和講義，他們講課的方式也是五花八門，非常有趣。曾在聯大就讀的歷史學家何宗武在《上學記》中寫道：“比如中國通史，那是全校的公共必修課，聽課的人多，錢穆、雷海宗兩位先生各教一班，各有一套自己的理論體系，內容也大不相同。”
聞一多先生講授中國古代神話非常“叫座”，不只是文學院的學生來聽，就連工學院、理學院的同學都來搶座。聞一多講課圖文並茂，他會繪畫，常用毛邊紙畫出伏羲、女媧等各路神仙，釘在黑板上，口講指畫，有聲有色，引人入勝。聞先生講課還有一個特點，上課時先生先點上菸斗，同學們也相繼拿出香菸，互相讓煙，課堂上下煙霧繚繞，其樂融融，一派神仙景象。
聞一多治印
金嶽霖是教邏輯學的，人們都叫他老金。邏輯學是大一新生的必修課，學生很多，上課在大教室。金先生有時要提問，但那麼多的學生不可能都叫上名字，所以他有時一上課就宣佈：“今天，穿紅毛衣的女同學回答問題。”於是所有穿紅毛衣的女同學都有點緊張，也有點興奮。
金先生開了一門“符號邏輯學”的選修課，晦澀難懂，教室裡學生不多，其中最突出的是一個叫王浩的同學，經常向金先生請教。金先生講著課，有時也會突然停下來問：“王浩，你以為如何？”王浩也不客氣，站起來講一通，其他學生插不上話，整堂課幾乎成了師生二人的專場。
金嶽霖喜歡讀通俗小說，他和沈從文私交很好。有一次沈從文拉他去給學生講一講小說和哲學的關係，大家都很期待，以為金先生一定會有高論。不料金嶽霖講了半天，結論卻是小說和哲學沒有任何關係，讓沈從文和同學們大失所望。
陳寅恪在聯大講隋唐史和魏晉南北朝史，陳先生名氣大，是清華四大導師之一，所以很多同學趴在窗子外面聽他講課。陳先生上課時夾著一個布包袱，裡面包著書，但他基本不看，開口就是哪本書中的哪一段，原話是什麼。陳寅恪講的東西太專門，引用的資料同學們也都沒見過，所以基礎差的一般聽不懂。陳先生在聯大待的時間不長，後來去歐洲治病，恰逢歐戰爆發，便滯留在了香港。
陳寅恪先生
而陳寅恪密友吳宓教授講課又是另一番景象，吳宓是中國比較文學的開拓者，又是紅學專家，經常為同學們開《紅樓夢》講座。吳宓留學出身，非常紳士，對女士特別尊重，開講座時看到有女生站著，就馬上出門，去別的教室搬椅子，直到所有女生都坐下方才開講。聽過吳宓講課的汪曾祺回憶說：“吳先生講課內容如何，不得而知。但是他的行動，很能體現‘賈寶玉精神’。”
富有“賈寶玉精神”的吳宓先生
幾十年過去，西南聯大那些大師的身影，今天已成為絕響和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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