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应该写的却写了，所以被退稿了。从我写作之初，持续十年左右，大约1978-1983年。
1978年就给台湾联合报寄散文。从河南商丘坐十个小时火车到河南开封，送稿子到《东京文学》编辑部，请编辑吃顿饭。
1983年写的第一个中篇《小村小河》，当时在写的时候自己就感动得要死，觉得一定是一个好小说，快写不下去了，今天看来完全是模仿苏联小说《活着就要记住》。
其实这是一个精神抄袭的小说，当年寄给《昆仑》杂志的某编辑，我耍了小心眼，用胶水故意沾了开始两页的边角，退稿后发现，粘住的地方仍然是粘住的。
后来，我机缘巧合，稿子给了《昆仑》主编海波，他拿起稿子就扔到后备箱，对于作者来说，对编辑的恨就不言而喻了。
昆仑杂志
过两天，海波主编打来电话，在兰考的盐碱地，他下车拉屎找不到纸，准备用我的手稿擦屁股，顺便就瞟了一眼文稿，看了十几页居然看感动了，拉完屎找地方给我打单位座机，说是让我去北京改稿子，后来也没消息，一直等到1985年建军六十周年前夕，突然头条发出来了。
昆仑杂志 1986年5期 出版阎连科中篇处女作《小村小河》
这篇小说有浓重的反战情绪，开启了我一生写小说的大门。
最终拿了780元稿费，当年每个月工资才三四十块，这么多巨款。
家人觉得挣这么多钱，又不用下地劳动，风雨无阻，你以后就干这个吧。往后六年时间，不知道又退了多少稿子。
我应该写，它也应该退，却没有退稿。我滥用了我的才华，透支了我的才情。有个说法叫做：短篇不过夜，中篇不过月，长篇不过年。
30多岁到40来岁，讲了那么多故事，就是讲一个路遥的《人生》，讲了那么多就是司汤达的《红与黑》，一个人生奋斗的故事。
这是真正需要退稿的时候，却幸运地没有退稿，还各种发表，混个脸熟，成名成家。
作家出问题了，我的小说是多么的重复，写作一定要有创造性。退稿可以让我清醒，这十年对我是最悲哀的。
有个军事题材中篇《夏日落》，《收获》编辑说不合适，给了《黄河文学》，反响很大，《新华文摘》以及海外媒体都在转。
1994年，香港有评论说，小说写的是军人灵魂的堕落，于是被点名批评，我只得长达半年的检讨书，差点脱掉军装回家种地；半年之后，军区首长提好多水果去看我，打电话房子也调整了。
从济南军区调到二炮部队，首长说只要争取一个解放军的八一奖，我打包票吹牛，这有什么难的，《大校》拿了八一奖。
最不好弄的是军人，动不动要作家写检讨，最好欺负的是农民，怎么写都不会要我检讨。
我不知道该写不该写，也不知道编辑部该退不该退。每一个书稿都被退稿。《日光流年》《受活》《坚硬如水》等都被退稿。
《日光流年》2004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获提名第五届茅盾文学奖
《日光流年》被认为是我最好的长篇小说，小说人物没有一个能活过四十岁的，每个人都越活越小，活到最后回到母亲的子宫。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说，倒着写要改为顺着写。
我说，你们社太老了，思想老掉牙了。争论不休的结果是，给了别的出版社。约稿编辑说，是兄弟你就写，不是兄弟就算了。
于是我就写了《为人民服务》，从《坚硬如水》里拿出一段，拓展一下，黄色小说写得我激情澎湃。
我给了《收获》巴金的女儿，她说要明年第一期头条，不知怎么哪里开个会，又不发了。
后来给了《花城》，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我的有些小说被禁掉了，当然，禁书不等于是好书。
《为人民服务》这个中篇是《坚硬如水》的私生子。也许，《为人民服务》不是个好小说，但我认为《丁庄梦》确实是一个好小说。
我写到后来，就给自己定下规矩，一定要与以前的写作不一样，与中国乃至世界上其他作家都不一样。《我与父辈》没有什么批评声音。
在这种信念下，我就写出了《四书》，小说结尾最后一章，同时给了五个编辑，对小说的看法变成小说的章节，没有人给我写退稿签，每个人都是给我打电话，阎老师，小说写得很好，对不起啊！
所以，《四书》是未完成的小说。
对我来说如果没有退稿，不知道写作生涯会变成什么样子。
退稿是我的写作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否则会写的过分轻松，过分流畅。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写，也不知道编辑部为什么要退。
正是因为有被退稿的小说，我也知道自己的写作是有问题的。
听听我的故事，写下你的故事，我们都是有故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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