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移動互聯時代，教學模式發生的變化非我所能想象。聽說有些國家和地區的中小學生已經告別紙質媒介，課本、作業都在網絡上展示並完成，老師和學生都跟紙、鉛筆、鋼筆、墨水等等絕緣。千百年來的紙質和筆的霸權衰落了。
我不知道無紙筆時代的“學而時習”會是什麼樣子的，我這一代人大概只能數說紙筆時代的人生經驗。無論學習、工作、生活，紙筆是我們不可缺少的伴侶。這一習慣仍是在學生時代養成的。千百年的文化經驗，總結出一些諺語俗話，如“重複是記憶的竅門”“背誦是記憶的根本”，等等，其中於我最深刻的莫如“好記性不如爛筆頭”。
爛筆頭的俗話不知是何時印入腦海的，我也不知道自己何時開始養成隨手記點東西的習慣。但在高中時，一次課堂學習讓我大大出彩，卻與之相關。
那時的高中雖然實行三年制，卻在高一高二時就把功課學習完了，從高二下學期開始就是不斷地複習教材，以備戰高考。我印象中也是到高二時，同學們學習的心態都很倦怠了。我們在課餘時常有青春的傷感、百無聊賴的無助、混日子的悲哀，有幾個同學議論說，這是青春的浪費啊，真恨不得立刻高考，早點給一個結果，早死早託生。在那種應試學習的日子裡，人真的成了某種工具、機器。
有一天上語文課，是有學問也有個性的宮老師給我們上課，我們都照常應付；但那一堂課上，鬼使神差，我居然一再地拿出筆來記宮老師的話，大概也是宮老師在溫習教材時仍說出了新鮮的話。宮老師曾經指導我們文學小組的活動，給我們講魯迅的小說，一個短篇小說，他一直笑著讀魯迅的小說，逐字逐句讀來，偶爾插一兩句自己的講解，極為生動。那一天，宮老師給我們上課，卻沒能一直帶著他的笑容。他生氣了，停下講解，大聲說，你們都很尊貴嗎，就餘世存的手賤嗎，全班只有他一個人在記筆記，你們就那麼聰明嗎……
我當時懞了。我也沒敢左右顧盼同學們的反應，只是低著頭。然後就聽宮老師說，再好的記性也比不上爛筆頭，你們勤快一點，總是對自己好吧。這點功夫都不下，怎麼能指望學習好……
這之後發生了什麼，我似乎忘記了。同學們似乎也照常學習，跟我的關係也照常。我敢說當時的我只是一時興起，沒想到被宮老師發現並“點贊”。對記筆記後來一直知道其重要性，卻也沒有在這方面下力，我的記事都是隨興、點到為止。上了大學，我也沒有認真地記過東西，抄過東西。到大三大四時，見同學有整本整本地抄錄《道德經》、抄錄北島、穆旦的詩，我才想到自己雖然得到宮老師的表揚，卻對記筆記是沒有經驗的；宮老師實在應該告訴我們或訓練我們如何記筆記的。
當然，儘管在記筆記方面沒有優秀者做得好，但我還是受益於爛筆頭。大學畢業後，我有幾年時間跟前輩學者舒蕪先生等人來往較多，舒蕪先生就給我看過他滿滿幾抽屜的卡片，他的藏書不多，他說讀了書抄成卡片，書就可以送人，不用保存了。他說錢鍾書等人也是如此，家裡的書並不多，但讀書筆記卻是驚人的。我讀柳鳴九等學者的文章，同樣知道了做讀書筆記、做讀書卡片的重要，這讓我明白做學問就是要從爛筆頭一類的笨功夫做起。我後來的《非常道》就是得自抄卡片的功夫。
有一年我到日本參觀，由於考察團裡一朋友的建議，日方安排我們看了幾個城市的名勝古蹟。有年輕團員抱怨，半個月的時間基本上都泡在日本的寺廟裡。但我跟團參觀的一個發現居然是，在日本寺廟等名勝古蹟裡，除了我們這些零星的外來人，大部分參觀者是中小學生；跟我們這些遊客不一樣的是，那些日本的中小學生幾乎每人都帶著紙和筆，見到碑文、對聯，他們二話不說就抄下來。我後來在國內觀察，我們這裡的學生遊客沒幾個人抄錄自家的古蹟。
我這些年來的寫作得益於讀書筆記 ，無論是專題寫作還是文章，都是在掌握大量材料之後才有把握動筆。抄書、做筆記，“天下文章一大抄”，摘抄的功夫要到家才行。《先知中國》、《立人三部曲》等書都可以見證我的筆記或抄書功夫。為寫《老子傳》、《大時間》，我也先後抄過多遍《道德經》和《易經》。這些笨功夫既是挑戰，也是成就。我記得寫博客、寫微博時都曾經以記筆記的毅力用心對待，寫博客時有幾個月的時間幾乎做到了一天一篇博文，寫微博時有三年時間幾乎每天寫兩條原創微博（後來由黃秀麗輯成《人間世》一書）。最近的例子，就是在微信公號上寫了一年的週記，每週末記下自己生活中和社會上的事件。
當然，最為遺憾的，因為生活的動盪、顛沛，我很早放棄了寫日記的習慣。曾經仗著記憶力好，對生活不夠莊敬，人到中年，生活也開始怠慢我了。十年前二十年前發生的很多事已經回憶不起來，其中有些事不僅對自己重要，對別人也相當重要。記得當年在《戰略與管理》做編輯時，何清漣來編輯部座談，她有感於這個編輯部的特殊價值，一再勸告我們：你們要寫日記，十年下來，基本上就可以看到當代思想史的一個側面。 遺憾的是，我和編輯部的同仁同意她的看法，卻沒有人落實。以至於我今天回憶編輯部的“崢嶸歲月”已經多是空白。
我有幾年經常做一個試驗，跟學者聊天時會問一個問題，是否記日記了。王康、雷頤、梁曉燕、周孝正……等等一長串名單，都記著日記。周孝正先生甚至從一出生起就有父母替其記日記，自50年代到現在，他的日記有一個特點是記當時的物價。單位發了幾斤雞蛋，他會到市場上問一下多少錢一斤，在日記裡記下來；到外面理髮，洗剪吹要多少錢，在日記裡記下來……幾十年的變遷都在日記裡。這讓我大為歎服，我甚至一再找原因，良好的家教和學校教育是讓這些學者有好習慣的主要原因。
我一度跟張顯揚先生交往，他是大才子，年輕時就挑戰過江青等權貴，他的名言：“啟蒙運動是矇昧主義和專制主義的回聲。凡是存在矇昧主義和專制主義的地方，就需要並且遲早會發生啟蒙運動。反過來說，凡是需要啟蒙運動的地方，一定存在矇昧主義和專制主義。”但晚年的顯揚先生非常遺憾這一生沒有養成記日記的習慣。他聊天回憶的一個常見動作是，右手抬起敲敲自己的腦袋，似乎要把腦海裡記憶喚醒。他曾經語重心長地跟我說，“世存啊，我們是窮人家的孩子，不像世家子有良好的訓練和習慣。沒有記日記，對我損失太大了。很多事都回憶不起來了。”不過，張先生並不氣餒，他知道了就去做，在他臨去世前一兩年，他堅持記下每天的交往和讀書生活。他曾告訴我，一個月下來就有不少積累。我的微博是這樣記錄的：“曾經跟張顯揚先生聊天。他感嘆，跟那些家境好一些的學者相比，他這樣窮人家的孩子確實有一些治學上的不足；他年輕時並不知道經歷可以成為做學問的材料，自己參與了歷史時刻，現在想回憶都苦無細節。好在他知道這一點並不晚，他在晚年的生活，就是閱讀、交流並記錄。他說，居然一年就能記下十幾萬字。”他去世後我為他寫的輓聯是，“置身於一窮二白錄日知而得真理，獨行如九儒十丐擊矇昧開啟新生。”
我國文化向來以重視歷史自豪，但實際上，我們的歷史有太多的空白，跟日本人、歐美人相比，我們數典忘祖、拉黑過去、忘記過去的情形非常嚴重。我曾經招過一個“整理自我”的遊學班，報考的幾十人中，大部分對自家的歷史都不清楚，對父母的生日、祖父外祖父的名字都有不清楚的。我還觀察到，我們幾代人中，無論是普通人還是名門，在傾心交流時，常有人感慨，他這一生的經歷要是寫下來，會是一部世界名著。但真要請他回憶時，他又語焉不詳、大而化之了。這些年口述歷史盛行，但無論是名人的歷史還是普通人的歷史，還少有成為政治經濟史、社會風俗史的材料。由此可見，爛筆頭不再，用大家的俗話說，我們的記憶多“被狗吃了”；用黑格爾有些惡毒刻薄的話說，我們什麼也沒有錯過，我們什麼也沒有記住。
前不久讀北大歷史系教授羅榮渠先生的《北大歲月》，他在大學日記裡記有跟老師向達先生的交往，其中兩則讓我們重溫前輩學人治學的態度。
其一：“向達先生借我以真人元開撰的《唐大和上東征傳》手抄本，此本是覺明先生據畢大正藏《大日本佛教全書》抄出，並另依六本校定。全文雖不多，但抄本全用蠅頭小楷仔細校寫，工正整齊，一毫不苟，寫錯處皆用紙挖補改正，故全書無一墨痕。先生之精細用功，令人驚羨，益深自愧後生小子之氣浮心粗，不足以言治學也。”
其二：“赴覺明先生處，向先生示以關於明清之際西學東漸的參考書目，有五六張紙之多，這還只限於原材料方面，看後令人咂舌不已。先生又從其筆記中取出一張詳細書目，盡列明末清初刻本之宗教書籍約數十百種，何其浩瀚！先生還拿出一些他在巴黎抄的手抄本，全是依照原書格式依樣畫葫蘆抄成的，無絲毫走樣或偷工減料，摘抄之處，字跡寫得很工整美觀。他做學問如此耐心、踏實、徹底，實在令人歎服。這在教授中並不多見，在同學中更是絕無其人。看到他如此做學問的認真精神，自己益深感到慚愧、惶恐，受到很大激勵，更由此知道學術之偉大與尊嚴。臨走，借得手抄巴黎藏本書十三種，計有：《六書實義》溫古子述、《重刊二十五言》利瑪竇、《西國記法》利瑪竇詮著，朱鼎瀚參定、《開天寶鑰》清陳薰、《交友論》利瑪竇、《斐錄答匯》捲上、下，高一志譯授，東萊畢拱辰刪潤、《樊紹祚奏》、《原本論》劉凝、《五十言餘》艾思及、《再與顏大老師書等文詩書辯錯解》閩漳嚴謨定猷、《易原訂餘附》嚴謨、《鯫言》清嚴謨保錄。又筆記抄本郭保錄《太平萬年書》等一冊。先生所撰之《明清之際西學東漸史》初稿原本一冊。得到這麼一大堆珍貴書籍，真令人喜出望外。”
讀別人治學治身治心治世的莊嚴認真，不免汗顏。我願意說，家庭教育、學校教育對培養良好的學習和生活習慣是非常重要的，這其中，隨手記史記事的習慣尤其重要。爛筆頭在個人生活史和文明史上起過重要的作用。今天我們生活和文明的介質日益轉移到移動互聯網上來，在結繩之後，在紙筆之外，我們還有什麼可以記錄的手段和習慣，我不知道。或許這正是今天教育的一大關鍵。在當代教育沒有解決之前，我們是否還是應該求助於爛筆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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