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總和他的“金箍棒”:風波之後,不知歸處

12月9日下午,上海陸家嘴一家五星級酒店前臺。

服務員接過客人遞來的護照和會員卡,辦理入住登記。突然,她神色一緊,抬頭看了眼面前戴帽子的男人,迅速拿起電話小聲嘀咕了幾句,之後拿著客人的證件跑進身後房間。

七八分鐘後,酒店一名法國高管著急地跑過來。“花總丟了金箍棒”(以下簡稱“花總”)知道,他被認出來了。

高管熱情地與他寒暄,表示要為他提供最好的服務。花總有些尷尬,說自己不是來找麻煩的。對方連忙說:“不是的不是的,你是我們很尊重的客人。”

這是自11月14日曝光酒店衛生亂象後,花總第一次入住涉事酒店集團。

房間被安排在高層,一間六七十平米的江景套房,拉開窗簾,黃浦江江景一覽無餘。花總感覺,眼下自己的生活也像被拉開了一樣,由裡到外被圍觀著。無數道目光投來,攜帶著好奇、揣度或是敵意。

“裸奔的感覺,好累。”他說。

花总和他的“金箍棒”:风波之后,不知归处

花總坐在酒店裡。澎湃新聞記者 朱瑩 圖

“我很狼狽”

當花總出現時,很容易就被認出——身著灰色休閒運動衣,黑色牛仔褲配運動鞋,一副無框眼鏡架在鼻樑上,留著平頭,看起來斯文削瘦。

“歡迎參觀真人秀:一個因為杯子得罪一個行業被洩露信息無處遁形被逼懸賞結果不得不應付大小騙子忙著接律師電話走錯車站現在蹲在路邊痛哭賣萌的中年男子。”

12月13日,花總在微博小號自我調侃,“活成一團糟了。”

花总和他的“金箍棒”:风波之后,不知归处

花總在微博上發佈《杯子的秘密》視頻,曝光酒店衛生問題。

此時,距離他發佈《杯子的秘密》視頻剛好一個月。他估算了下,自己至少上了8次頭條新聞、10次微博熱搜。十天後,這個數字翻了一番。

如今入住酒店,即便戴著口罩,也會被發現。有一次在酒店送洗衣服,服務員敲開門後直接喚他花總。

此前,生活中很少有人知道他是“花總”,現在,幾乎都知道了。十多年沒聯繫的小學同學,輾轉聯繫上他。以往的相親對象發來消息,說在電視上看到他了,他回以尷尬一笑。

有人稱他“上等人維權先鋒”,遭遇過酒店不公待遇的人向他幫助。也有人勸他,“不能讓這事涼了”。還有人找上來,說要幫他打造一檔專門的節目。

有媒體聯繫他,想評選他為年度人物,他急忙婉拒,“不想再做場面上的事了,現在去拿那個獎就顯得很虛偽,這個東西不是我承擔得起的。”

律師告訴他,“網上好評如潮”。他苦笑,“熱度遲早會過去,現在沒人敢搞你,之後什麼人躲在背後打你一槍,你怎麼辦?”

在“維權”這件事上,他和律師意見並不一致。律師希望起訴洩密酒店,打跨國官司,但花總只想找出洩密源頭,不為賠償,只希望他承擔相應責罰。

這讓律師覺得他太軟弱。

花總解釋,自己很強調分寸感,見好就收,有臺階就下了,“我不是那個犯錯的人,可是我要想的是,我要怎麼下臺階。”

說這話時,他語氣有些悲涼。混跡互聯網20多年,他第一次感覺,人生被打亂了,“我很狼狽。我用一種自殺式的方式,無所遁形了。”

“感覺像往坑裡扔了顆手榴彈”

過去六年,花總在147家酒店住了2000多個夜晚。

2017年在南京一家五星級酒店,中午回房間時,他偶然發現服務員正用他洗澡用過的浴巾擦杯子。他感覺尷尬又意外。此前,他曾擔任過酒店評委,撰寫過酒店評論,自認比較瞭解酒店行業,星級酒店都有嚴格的保潔操作規定。

為了驗證是否是偶然現象,他買來相機,在幾家酒店拍了一兩個星期,因清晰度不夠而放棄。

今年開始,他將一個鬧鐘式的攝像頭擺在洗手檯,拍攝了30多家酒店客房服務人員打掃衛生的畫面,發現除2家外,幾乎都存在不規範現象。這些酒店為五星級甚至國際頂級酒店,均價從1000到5000元不等。

每段視頻約15分鐘,素材總時長七八個小時。花總從中挑出14家,請影視公司的朋友幫忙製作完成了近12分鐘的視頻——《杯子的秘密》,曝光了酒店服務員用浴巾、方巾擦洗手池、杯具甚至馬桶的行為。

“我就是本能地想說出來。”花總坦言,自己並非“搞事”之人,入住酒店六年,只投訴過19次。此前曾向酒店反映這一問題,酒店方表示會改正,但當他下次入住時,發現還是和之前一樣,“過去五年我都用酒店杯子喝水,如果還不說,我覺得不能用‘慫’來形容了,你血都冷了”。

視頻發佈前,他先進行了“自我審查”——經常住的酒店集團沒有放,已經體現類似問題的酒店沒有放……“我也在瞻前顧後,儘量控制”。

視頻一夜間點燃輿論場。花總覺得,要對視頻內容和提出的質疑負責,打碼顯得不真誠,決定出鏡露面。

按照預想,熱度會持續一兩天,酒店意識到問題後向客戶道歉,並進行整改,這事就過去了。

讓他沮喪的是,多家涉事酒店致歉或自查,但沒有一家因為杯子衛生問題向他道歉,也沒有提出實際的解決方案。

更為“魔幻”的是,視頻發出不到24小時,他的護照信息就在一家酒店微信群傳開,有人提醒“花總入住時相互通知”。很快,傳到另一家,有人嘲諷“醜人多作怪”。海南一家酒店甚至直接將其護照圖片和採訪截圖打印後張貼出來,標註“暗訪人員關注”。

花总和他的“金箍棒”:风波之后,不知归处

視頻發佈後,花總的護照信息在多家酒店微信群傳開。

花總決定請律師起訴最先傳播其護照信息的兩家酒店,並“懸賞十萬”尋找洩密源頭。

不少騙子找來,直接開口要錢,只有兩位說不要錢的給他提供了有效線索。花總一個給了2萬一個給了3萬。

陸續尋找到一些洩密人員後,花總一一聯繫對方,希望對方配合、低調處理此事,無果後再讓律師去談。截至12月24日,已有5人向他道歉。

其中一位曾在深圳一家酒店工作過的員工,剛開始不承認,後向他發來道歉信,表示願追隨他,“不要一分錢工資,做你的僕人”,還指認了傳播給他信息的上游。

這封信被媒體公開後,花總一度覺得沒處理好,讓對方受到了網絡指責。

“這個過程很艱難,要花很多時間和精力,像剝洋蔥一樣一層層往上挖。”花總說,目前已找到了疑似洩密源頭的人,但還需取證後再報警。

12月15日,他微博私信收到“死亡威脅”,對方稱要找到他殺了他。花總無奈向北京警方報案。警方調查發現,該威脅人員為瀋陽某高校大二學生,對其進行了批評教育。花總接受致歉。

意外的是,第二天該學生在微博上謊稱自己是高二女生,“被一個網絡大V欺負得無路可走了”。花總考慮暫不接受調解。

花总和他的“金箍棒”:风波之后,不知归处

花總微博回應“死亡威脅”。

“感覺像往坑裡扔了顆手榴彈,結果另一個坑爆炸了。”花總覺得,視頻曝光的不僅是酒店衛生問題,更是酒店行業如何面對自己行業中存在弊端的問題。

這場風浪比他想象中的更大,沒有“拍醒”酒店,反而令他措手不及。唯一欣慰的是,一些酒店從業人員私信他,說自己所在的酒店正在開會學習,儘量避免類似情況發生。

“不像那個時代的大學生”

“你要注意安全,你還住在酒店裡。”視頻發佈第二天,花總收到了母親發來的消息,心中有些觸動。

父母似乎早已習慣了一面擔心,一面隱藏擔心不讓他發現,耳提面命讓他不要闖禍。花總說自己是“沒辦法,忍無可忍”。他們反問:“你哪來那麼多忍無可忍的事情?”

不惑之年,他仍是父母眼中那個“愛惹事”的孩子。

1978年,花總出生於福建北部一個縣級市,父母都是公務員。父親在當地文化系統工作,圖書館的報刊、圖書徵訂由他負責。

父母對他管教甚嚴,不讓他假期出去“野”,他便經常看書為樂。還未入學,便已看過《西遊記》《水滸傳》,上學後又接觸到《科學畫報》《少年科學》《航空知識》等各類書刊。直到現在,他還保持著閱讀習慣,幾乎每晚睡前閱讀90分鐘,經常瀏覽國內外報刊和電子書。

早年的閱讀讓他長了見識,也習得規則——什麼是善,什麼是惡,他喜歡餘華、海明威,最喜歡的書是今何在的《悟空傳》。

初中時,花總曾惡作劇,模仿《參考消息》中的外電,編撰消息,之後發給班上的播音員同學讓他播。

小學初中成績都很好的他,上高中後,因為數學老師管得嚴,經常挨批,信心受挫,數學成績幾乎沒及格過。參加了兩次高考,第二次時考上了福建師範大學歷史系。

上大學後,他開始觸網,自學網頁製作知識,創建個人主頁,還為學校文學社團製作網頁。畢業前,擔心找不到好工作,他特意去考了高級程序員證書。

大學好友林天宏回憶,當時整個歷史系一共5個班,150多人。同學大多來自周邊縣城或農村,對窗外事知之甚少。而花總知識面廣,喜歡談論民主自由,參加辯論賽、創業計劃比賽,加入電臺,嘗試用不同廣播方式進行通訊,“完全不像那個時代的大學生”。

他曾讓宿舍同學,趕緊去註冊QQ號,說多年後一個可以賣很多錢,“大家都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林天宏記憶中,大學時的花總“有些怪”,安靜、內斂,甚至有些孤僻,幾乎沒什麼朋友。他跟女友逛街,花總就跟著他當電燈泡。

當大多男生踢球、玩遊戲或是談戀愛的時候,花總整日拎著裝有厚厚一沓《計算機世界》雜誌的塑料袋,低著頭,駝著背,“跟個小老頭似的”,從宿舍樓去圖書館看書。

他對專業不太感興趣,成績不好,經常補考,還會逃課上網。宿舍樓旁的網吧,最開始一小時18塊錢,大多數學生一個星期生活費才100來塊錢,只能偶爾去網吧註冊個QQ號,聊聊天。花總經常去網吧編程、製作網頁。

有一次,林天宏去網吧,發現裡面有十幾臺電腦,其他人都在打遊戲、看電影,抽菸、吃方便麵,一片歡笑聲。花總一個人靜靜坐在電腦前寫代碼。他掃了眼,發現看不懂,便調侃了一番。

畢業時,輔導員評價花總“已經遠遠超出了在座的大多數人”。

“天生網紅”

1998年,大二的花總第一次進入公眾視野。

當時,大學同學何婷芳身患一種罕見腫瘤,家裡無力醫治。花總找到學校中文系老師,請求他幫忙寫了封求助信。

3月20日,他冒雨敲開了福州數據通訊局的大門,讓管理員將求助信《SOS!一個生命垂危者的呼救》發到了八閩論壇。花總和三位網友成立網絡募捐委員會,4天就收到了來自世界各地的兩萬餘元捐款。《中國青年報》《電腦報》等媒體跟進報道。來自北京的專家為何婷芳進行遠程會診,之後轉院治療。8月時,何婷芳能下床走路了。

捐助一直持續到2001年1月才結束。這一網絡救助事件成了當年的熱點新聞。

何婷芳畢業後留在福州當老師。2002年10月的一天,她準備出門逛街,在宿舍繫鞋帶時突然倒地去世。花總得知後,和幾位同學幫她處理了後事。林天宏記得,那一次,花總哭了。

花總很少在公開場合提到這事,擔心她家人看到會難過。

那次網絡募捐行動,讓20歲的花總認清他未來的方向,“你就知道做什麼樣的工作你會比較有感覺,有興奮感”。

大學畢業後,他先後進入東南衛視廣告部、平安保險公司。2003年,想做公關的他,拍了段自我介紹的求職視頻發給上海一家公關公司,很快被錄用。之後幾年,他輾轉上海奧美廣告公司、福州網龍公司和網易公司等做公關。

花總自認天生適合做傳播類工作,擅長處理政府關係、企業品牌傳播等。公關做了四五年,就成了“行業裡最好的之一”。曾名噪一時的薩博汽車廣告語“人車合一、貼地飛行”就出自他手。

花总和他的“金箍棒”:风波之后,不知归处

花總。受訪者提供

林天宏記得,花總那時熱衷於探討公關,寫過不少相關博客,還策劃論壇活動,後來活動中斷,錢已經投了進去,不得不找他借錢。

這之後,花總有段時間狀態不好,有些抑鬱。一天晚上,林天宏夢到他一個人撐著一把大黑傘,站在大學宿舍樓下的籃球場中間。林從樓上喊他,他沒反應。

2008年,花總因在公司“搞反腐”,遭遇行業封殺,一時淪為“萬人嫌”,被迫離職創業。

他將目光投向炒股用的終端機,投資30萬,與人合夥創辦了一家10多人的小公司。一年後,因理念衝突,他離開了公司。

兩三個月後,他再次創業,做一款炒股軟件APP,下載量在同類軟件中名列前茅。公司有幾十號人,做了兩三年後,他感覺意興闌珊。

他自稱,兩次創業都不怎麼成功,沒賺到什麼錢。幸運的是,那幾年美股和港股形勢大好,微博從幾塊錢最高漲到了140美金,騰訊也從100多漲到了200多港元。頗具投資頭腦的他,從中賺到一些錢,讓他日後得以財務自由,以住酒店為家。

“出名對我來說太容易了”

“我是那種隔幾年就可以火一次的人,出名這種事情對我來說太容易了。”花總深諳走紅之道,也結結實實地紅了幾把。

2011年7月,花總註冊微博賬號“花果山總書記”,頭像是他最喜愛的人物孫悟空。

當月24日,他在微博曬出一位官員照片,稱其佩戴的疑為價格約7萬元的勞力士錶。這篇微博不到24小時便被刪除。

之後一兩個月,花總陸續曬出近百位官員戴手錶的公開照片,併為表的品牌、價格等做鑑定,吸引了上萬粉絲。

花總坦言,最初鑑表是因為“閒”,需要找事情排遣壓力。早在小學時,他便讀過前蘇聯人撰寫的鐘表書。關注手錶後,經常購買手錶圖鑑,或到名錶官網上研究手錶圖片。對他來說,鑑表不需要很多知識,只需有足夠的細心謹慎,以及較強的信息蒐集處理能力就行。

他享受這一過程,也謹慎地為自己設置安全紅線——搜索發現的300多位戴名錶的官員中,一些職位非常高的被排除在外,只選擇相對比較穩妥的;鑑表時,只說“疑似”某名錶,而不下定論。

即便如此,仍有電話讓他刪帖。被鑑表的官員中,只有山東一位縣國稅局局長作出回應。

當鑑表逐漸演變為公共事件後,花總感覺事態不受控制,開始有些焦慮,每天不得不花大量時間在微博上,“成天看錶,快看吐了”。有幾天,他沒發鑑表微博,網友跑過來問“你是不是放棄了當初的理想?”“是不是不勇敢了?”

9月中旬,花總微博內容被清空,賬號被封——後來找回後改名“花總”,標籤寫著“不鑑表”,此後只管搞怪賣萌、放飛自我。

花總註冊新號“花總丟了金箍棒”,自嘲“丟盔棄甲”,陷入頹敗的狀態。頭像仍是孫悟空,它帶著一頂紅白相間的面具,看不清表情。四年後,這個號被他設為無法關注,34萬粉絲降了1萬多。

2012年8月,前陝西省安監局長、“微笑局長”楊達才在訪談中稱只有5塊手錶。花總看不過他說假話,便按時間順序梳理出他佩戴過的11塊手錶,導致楊最終落馬。

其間,有網友造謠楊達才有勞力士錶、一塊就價值幾十萬,花總也發博闢謠。

網友贊其“反腐鬥士”,花總不覺得自己是在“反腐”,“那時候真是不怕死啊,還真敢成體系地去鑑。”

鑑表前,花總就開始寫“裝腔指南”系列文章,意在反諷和消遣。2012年開始系統地寫。數萬字的《花果山裝腔指南》在微博、天涯等社交平臺熱傳,幽默風趣的文風吸引了大批粉絲,一些名人作家也不吝誇讚。

“很多人說紅一次不算什麼,那我再紅一次給你看。”花總說,寫“裝腔指南”,也是為了證明自己除鑑表外,還可以幹別的事。

他連著寫了五六十篇,內容涵蓋高爾夫、眼鏡、手機、乘飛機等日常裝腔秘笈。約三分之一的篇目因言辭過激被刪。其中最火的《怎樣在微博扮上流社會》《帶頭大哥裝腔指南》等,發佈後引發廣泛熱議,“有點像前兩年討論papi醬的感覺”。

“他其實不是什麼都懂,但他很聰明,知道怎麼‘偽裝’成內行。”林天宏說,花總學習能力強,寫“裝腔指南”很多都是現查資料。有一次去上海看他,發現他正在寫電臺裝腔文章,說以前的積累忘了,得“補補課”。

花總順勢創辦“裝腔指南”APP,下載量破百萬。一些合作商找過來,他覺得“賣文為生是件不太體面的事情”,便拒絕了。

“他不喜歡接廣告,怕別人說他商業化以後就不純粹了。”林天宏說,花總有很多機會可以掙錢,朋友們偶爾會調侃他“寫軟文”,但心裡知道他不會寫這些,“這也是為什麼跟他做朋友的原因,這個人還沒有變質。”

“這不是一個英雄勇鬥歹徒的故事”

成為網紅“花總”不久,他便遇到了“冤家”——世界奢侈品協會(以下簡稱“世奢會”)負責人毛坤。

2012年5月,花總看到世奢會發布的全球Top100奢侈品牌榜單後,覺得有些不合常理,便登錄該協會網站查看,發現該網站域名為中國人註冊。

他將這一發現發到微博,不久後收到私信,恐嚇他別惹事,“好好活著”。

花總鬥志一下子被激發,開始收集證據指責世奢會造假,用假數據、假排名、假身份騙錢,並向政府部門舉報。世奢會派出律師與之交涉,未果後起訴他敲詐勒索以及損害商業信譽。

在長達三四年的纏鬥裡,花總遭遇恐嚇、威脅,父母還接到過寄去家裡的刀片。他不得不以酒店為家,每個地方住幾天便換一家。

2013年9月,他被北京警方傳喚,接受訊問。那一晚,其他人錄完口供後走了,羈押室只剩他一個。他第一次清醒地意識到危險,害怕再也出不去了。

“當你被警察抓走的時候,你會發現那些所謂的名聲沒什麼用,就是一個幻覺。你會看到一個更大的世界。”花總感覺無力,開始對盛名抱以警惕,決心收斂個性。

“他自己是乾淨的,不然誰也救不了他。”那晚,林天宏發博,說與花總相識一二十年,“這人毛病一大堆,但如果他在錢上犯任何問題,我是不信的。”

“花總被抓”的新聞上了熱搜,次日下午他被取保候審。毛坤打電話說要跟他聊一聊,他說“不要聊了,下次再說”。

2014年10月28日,花總以證人身份出席世奢會訴訟,在法院門口,正準備上車時,一名男子快步上前拉車門,拽他衣領,拉他下車。花總正要還手,迎面揮來一拳。第二拳揮來時,司機迅速開車衝了出去。之後花總報了警。

“這拳打得挺重,但顴骨君守住了臉Plus,除了嘴角一絲血腥,基本沒有碎屏。”花總事後在博文中自嘲道。

三個月後,在北京機場,他被毛坤帶人圍住。花總急忙向機場民警求救,被帶到派出所。民警詢問情況後,送他回機場,毛坤一路跟著,衝他揮手“歡迎再來”。

“這不是一個英雄勇鬥歹徒的故事。現場中我是很狼狽的,滿臉的唾沫星子。”花總說,當時自己也怕,但只能一個人扛,連父母都不敢說。

前《南方週末》記者陳中小路因撰寫揭露世奢會的報道而捲入風波。她與花總因世奢會報道結識,之後成為朋友。她回憶,自己曾被警方非正式傳喚,被毛坤威脅,收到過威脅短信,家庭住址被洩露,擔心害怕了很久。好在她背後有單位,而花總是一個人,處境更艱難。

“挺後悔的,不是因為害怕,而是惹了一堆麻煩,很長一段時間內無法正常工作和生活。”陳中小路說,那段時間花總出行特別謹慎,好幾個手機號換著用,見面幾乎都是在他住的酒店談論世奢會的事。

2015年11月,世奢會起訴花總以及《南方週末》等媒體的官司敗訴。次年3月,它被民政部認定為山寨團體。

這場被花總形容為“曠日持久”的糾紛,讓他的事業和生活驟然轉向——公司被查賬,被迫離職,裝腔指南App文章被清,微信公號停更,邀他合作的人也不搭理他了……

後來自媒體火熱崛起,花總一度有些豔羨懊悔:“那時候如果再撐半年,我可能就趕上第一波內容風投了。‘裝腔指南’說不定現在已經商業化了。”

說完,他自我安慰:“也好,你知道自己該幹嘛能幹嘛,沒有活在那種幻覺裡面。”

“做一隻桀驁不馴的猴子”

世奢會風波之下,花總過上了一種“自我流放”的生活。早在2007年,花總曾去四川山區支教一學期。2008年,他去東莞一家印刷廠臥底。幹了一個星期後,有一天下午出去,路過肯德基,他不敢進去,覺得那不該是打工仔去的地方。在深圳,他還試著當過都市“蜘蛛人”,光著腳沒有任何保護措施地擦拭摩天大樓的外牆。

這樣的體驗持續了近十年。他自稱“臥底愛好者”,喜歡以潛伏的方式“沉下去”,觀察不同階層與命運的人生,體驗不同的生活狀態。

這幾年,他一個人坐綠皮火車穿越川黔線、秦嶺,去中國最北的城市漠河,去彝族人聚集的大涼山;去貴陽街頭,尋找從事搬運苦力的揹簍畫家羅雲波;去緬甸果敢,探訪戰火中求存的難民;去朝鮮平壤、開城,製作了視頻博客《朝鮮95小時》;去深圳“三和大神”雲集的景樂新村臥底,住15塊錢一個床位的小旅館,原想記錄一位死去“三和大神”的故事,無意間窺視到底層草根群體被網貸碾壓的困境……

他將這些發在博客、知乎等社交平臺上,有網友打趣:“沒想到住五星級酒店的和睡廉價賓館的是同一人。”

“我特別討厭被別人用一兩句話就概括了。”花總覺得,孫悟空不應是被限死的東西,他想做一隻桀驁不馴的猴子。

早前,他寫過幾篇酒店評論,有人以為他以後要吃這碗飯了,他就改寫空客飛機,之後又嘗試寫小說、非虛構作品、戰地報道,拍紀實攝影。他知道這些不會火,但有點較勁的意味,別人以“哪一個標籤把我套住,我偏不”。

其間,他去福州一家房地產公司做過高級顧問。信佛的他還創辦了一個佛教文化相關的項目,希望讓佛教更接地氣,做了一年後不太成功,賣掉了。

“他是一個有正義感和冒險精神的人。”前《南方週末》記者劉俊記得,初見花總時被他震驚到了,“他對一件事情好奇,就會花很長時間和心思去做這個,而且是做別人沒做過的事。”

劉俊發現,生活中的花總性格直率真誠,毫無名人架子,對朋友也仗義。兩人一起吃飯,幾乎都是他買單。朋友生日,他會記得準備禮物。聊天時,喜歡關注社會議題,有一次提到想寫一篇文章關注年輕人的困惑和彷徨。

在他看來,花總走紅,是因為他的與眾不同,“因為我們成為不了他。他做的很多東西都太不可思議了,一方面高高在上,關注名人名流、高端社交生活,一方面又很接地氣,有底層關懷視角。”

“成名有代價”

有一年參加一個活動,主持人介紹花總是“網絡紅人”。下臺後,他向朋友吐槽,很不喜歡這個稱呼。

“感覺網紅是個很古怪的詞,我對自己的定義是個‘bloger’(博客)。”花總深知,紅起來容易,但要保證人設不崩是件很累的事,“那我何苦要這樣?”

他更希望別人叫他“知名網友”。

幾年前,還未過氣時,他自稱“過氣網紅”,後來所有人都這樣叫他,“我還挺鬱悶的”。他覺得自己更像“休眠性網紅”,隔三差五噴發一下。酒店事件後是否還會有新舉動,他坦率地說“不知道”。

林天宏調侃:“他的驅動力之一就是在意見領袖這一塊有一個很好的表現。”

在網上,花總被冠以“反腐英雄”、“打假先鋒”、“遊俠”等稱號,有人說他像崔永元、王海。他覺得這些並非真實的自己,也不是自己想要的,“我想要的是開心、體面”。

“很多人說你好勇敢,像唐吉訶德一樣,我說不是,我巴不得遠遠繞開走。我是一個特別慫的人。我走過最黑的夜路,差一點就掉下去了,所以無論如何我都不可能再主動做一個英雄。一定是別人踩到我的尾巴了,我才會叫一聲。”花總說,自己不是“刺頭”的人,有懦弱的一面,經常“一邊慫一邊把事辦了,該做的還是得做”。

在林天宏看來,花總骨子裡不是一個安定的人,“時不時要搞點事,搞完事出問題後一定是很慫的。給朋友添麻煩的事沒少幹過。”

難得的是,從大學到現在,他還是那個“乾淨、善良,有些理想主義,有知識分子的天真、浪漫、熱情的人”。他經歷過不少打擊,遭遇過傷害甚至幻滅,但還是像以前那樣,“這也是他可愛的地方”。

“大號不是你們以為的那個人,他有痔瘡!要是從頭再來,他什麼都不會說(真的慫)”,“別人猜不透,謎一樣的男子”,“有點煩。今天不想萌了。解散。”……微博小號中,花總俏皮、賣萌,常自說自話,與粉絲嬉笑怒罵。

這與熟人面前的他比較相似。在朋友眼中,他是典型的天蠍座,“悶騷”。大多時候,一個人,一部手機,一臺電腦,在酒店待一整天。

他喜歡看美劇,偶爾會出門看電影。每個月去趟越南,看下在那邊房地產投資的情況。三十歲之前,他好交際,幾乎沒有一頓飯是自己吃的;三十歲以後,獨食成為常態。偶有朋友來訪,兩人就在酒店,一人一杯咖啡,各自看手機,閒聊到下午五六點,一起吃個飯或告別。

六年來,他很少在一個城市連續停留超過七天。不便攜帶的東西被寄存在不同城市,一個行李箱,一個揹包,帶著他趕往下一站——有時候,他自己都不知道下一站在哪兒。

漂泊是他的生活常態,偶爾也有落寞的時候。有一年在南亞,過節的時候,法式料理館子裡全是成雙結對的年輕人。樂手拉著琴,他一道菜沒吃完,就沮喪到不行,掏出手機,忍不住給前女友發短信。

“我一直都想平靜地生活,只在一些無關緊要的事情上刷一下存在感。”花總說,他的大學同學大多進入教育行業,生活安穩,他有時會羨慕他們,渴望回到以前那種狀態。

但他終究未如期待中那樣安定下來,反而將漸趨平靜的生活打破。朋友評價他作,他也覺得自己“作死”。

用20年構建起的網絡與現實間的安全屏障,一夕之間轟然倒塌。他被窺視得一覽無餘——在還未做好準備之前。

他自知,成名有代價,遲早要為之埋單。有時也會焦慮,“哎,怎麼辦嘛”。眼下,安定似乎是種奢侈。那個他視之為家的地方,再也找不到家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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