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不多在我‘毅然成為一名70後作家’的同時，胡少卿就在分析、研究我。有時我為此感到榮幸，有時又因為他照亮我寫作時太多陰暗的想法而感到悚然。（啊，會猛然意識到，自己難道不是躺在解剖臺上的屍體或者剝皮後的青蛙嗎。）胡少卿為人謹言慎行，在批評這個容易與咋呼有染的職業裡顯得比較沉悶，屬於安心做文章的學者。所以直到今天，他在批評界獲取的權力還是不多。這樣一批紮實做學問的青年學者其實不少，比如上海就有黃德海、木葉好幾位。今天，我出於對學院派的好奇，對年屆四十、已經是對外經貿大學教授的胡少卿進行了採訪。
我的最高文憑是大專。如果能讓我過上另一種日子，我會選擇考上北大，做學者。只是老天不這樣安排。
同時，採訪也是我的理想之一。這個比較容易實踐。”
——阿乙
阿乙在南京先鋒書店。攝影：葉三
阿乙，畢業於江西公安專科學校，當過鄉村警察、體育編輯、文學雜誌編輯。出版有《早上九點叫醒我》等一些小說。
胡少卿
胡少卿，對外經貿大學教授，主教現當代中國文學。1996-2007年就讀於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畢業。北大“我們”文學社創立人之一。
阿乙X胡少卿：我中的我們，我們中的我
阿乙：想問問你，1996年你參加高考，總分多少？
胡少卿：617分。
阿乙：當地高考狀元？
胡少卿：在黃岡中學，學校將我往省文科高考狀元的方向培養，但最終在本校文科我也只考到第四名，在湖北省排第15名。
阿乙：應屆考上北大？
胡少卿：是。
阿乙：你出生在縣城還是在鄉村？
胡少卿：真正的鄉村。父母這幾年在北京。父親以前是小學民辦教師，母親是農民。
阿乙：他們對你存在什麼影響？
胡少卿：我們家的特點就是沒有人管，母親對我是無原則地溺愛。選擇都是我自己做的（我二姨夫對我影響很大）。後來選擇當老師肯定和父親當老師有關係，但只是潛移默化的影響。我父親——最奇特的是——我問他什麼問題，他一律不理睬。我父親語文、數學、政治什麼都教。小學大概有兩三百人，一班四五十人。
阿乙：你有姊妹兄弟嗎？
胡少卿：家裡還有兩個妹妹。她們成績都不錯，小妹妹後來讀研究生，現在在北京工作。
阿乙：很厲害啊。
胡少卿：主要是家裡窮（民辦教師有時長年不發工資，即使發，也非常微薄），不讀書就要到南方打工。你知道前些年《南方都市報》報道的孫志剛嗎？就是我們那的人。大部分人的選擇是去廣東打工。打工都是很慘的，如果不讀書就去打工了。
阿乙：孫志剛還算是大學生，只不過讀的不是一所響噹噹的大學。
胡少卿：對，由此你可以看出，有大學文憑的，尚且遭受如此待遇，沒大學文憑的呢？很多農村出去的都是小學、初中畢業，可能會遇見非人的對待，是吧？所以說到底我們努力讀書，只不過是想逃離一種命運。你在小說裡呈現的世界，本質上和我們那邊是一樣的，是大家都想逃離的一個世界。
阿乙：北大畢業之後就考研了嗎？
胡少卿：我一直連著讀了碩士、博士，沒有間斷，一共讀了11年。讀完本科之後保送研究生，博士是考的。讀博士時在《新京報》工作。報社不知道我是在校學生，還給我辦理保險。
阿乙：我記得你，我們同事過，你在文化娛樂部工作，你是什麼時候去的報社？
胡少卿：2003年9月。
阿乙：為什麼想去《新京報》？
胡少卿：我實習一直在媒體，比如《大學生》、《中關村》雜誌，比如《科學時報》。我上學時一直不斷地出去實習、工作，就是害怕自己讀成書呆子。我特別希望自己能跟社會建立有機的關係。2003年暑期，《新京報》招兵買馬，準備創辦，我通過遲宇宙師兄的介紹進入報社工作。
阿乙：那麼你在《新京報》待了多久？
胡少卿：不到兩年。離開報社是因為突然有一個人說我給你投資，你來弄一個出版公司。當時我還年輕，想嘗試一個全新的可能性。小時看了一些港臺電視劇，有一個夢想就是當穿著白西服靠在車邊的企業家。我大概就是為了追尋這種夢想離開報社。
阿乙：你覺得媒體經歷對你產生了什麼影響？
胡少卿：這段經歷讓我瞭解到很多社會真實，並對之同情。我發現有一個傾向：長期在學院待的人，因為他對外面不瞭解，思想容易偏向左派。我就讀的北大中文系有一些老師思想是偏左翼的，對資本、市場這些採取批判的態度。這種左翼的想法很多也來自國外大學的知識分子。在《新京報》工作，使我瞭解到更多、更真實的情況。
阿乙：我在和格非教授聊天時，他建議我保持現實感。我當時不太懂，現在聽你這麼說，應該就是這個意思。我想問你，你讀碩士時候，導師是誰？
胡少卿：碩士、博士導師都是曹文軒老師。
阿乙：他對你構成什麼影響？
胡少卿：影響有點潛移默化，在校的時候是感覺不出來的。作為一個作家，他注重文學批評中的直覺、美感、經典性，包括對“小說手藝”的強調。他一直在堅持“純文學”的標準，避免其被各種思潮“解構”。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他推崇布魯姆的《西方正典》這本書。我的批評也是從讀作品起步。我拒絕拿大的理論框框套一個東西，有些理論框框來自西方，套到中國作品時就有些隔靴搔癢。你會發現我寫的學術文章很少使用什麼概念或者理論，這些東西我沒有把它消化，就不會輕易使用（當然也是因為我的理論修養偏於貧弱）。現在有些學術文章，使用這些東西成為作者自抬身價的一個標誌，但這樣做對當代文學創作有什麼意義呢？就像你剛才說的，知識怎麼和現實發生連接是特別重要的。和現實不能發生互動和交通的知識，是無用的、死的知識。我警惕這一點。我在教學中特別強調一點，就是如何讓文學和學生的生活建立關聯。文學不是離你很遠，它其實是你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文學像空氣和水一樣，和每個人息息相關。
阿乙：我不知道曹老師是不是也經常做批評，我瞭解他寫兒童文學比較多，還獲得國際安徒生獎。
胡少卿：曹老師的學術著作主要有：《中國八十年代文學現象研究》《二十世紀末中國文學現象研究》《小說門》。前兩本是對中國當代作品的印象式批評，比如他提出過“大自然崇拜”“迴歸故事”“作坊情結”“流浪意識”等風格歸納。後一本是對小說手藝的總結。他在批評時強調“文學性”、強調寫作技術，主張尊重感性，是一種金聖嘆式的批評。
阿乙：你在對外經貿大學執教，好像是教中國當代文學，我想知道具體教的是什麼。
胡少卿：當代文學從學術上講，就是1949年以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學。教學內容主要是對1949年以後中國作家的作品進行分析，以及文學史對它們的評價，以及一些理論思考、觀點。課程關注的重點是八、九十年代的文學，也涉及1949-1976年間的文學。一般不觸及特別晚近作家的作品，因為還沒有塵埃落定（一則這些晚近作家的自我還在延伸之中，一則也是因為沒有足夠的精力將晚近重要作品讀完）。我講得最晚的一個作家是王小波（1997年去世）。
阿乙：如何評價當代文學的成就？
胡少卿：以前，我們把國外的作家、現代的作家抬得太高。所謂現代文學，它的時間跨度是1917-1949年。我們存在嚴重的偏頗。山西作家李銳說：“我們總是對身邊的奇蹟視而不見。”當代作家已經寫出非常了不起的作品，只是因為距離很近，我們還認識不到它們的價值。比如說顧城，詩歌成就已然非凡，但是缺乏闡釋。所以我後期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努力把顧城詩歌的價值闡釋出來，讓人們認識到他的確是位世界級的詩人。
阿乙：你認為自己是顧城研究專家嗎？
胡少卿：應該算吧。顧城研究方面，很多都是我第一次在做。對顧城後期詩歌，研究者要麼將之歸於瘋言瘋語、精神失常，要麼說詩句太過晦澀，缺乏進入的途徑。我覺得我在顧城後期詩歌的闡釋方面還是做了一些推進的工作。對顧城組詩《城》，我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顧城是北京詩人，卻少有具有北京意識的作品。不過他去世前兩年留下的最重要的兩組作品《鬼進城》《城》卻確乎和北京有關。我寫的論文《“層累式”北京的文學重建》，應該算是在顧城研究方面開啟了新的視角。
阿乙：顧城詩歌《來源》《闇》接近於費解，我正是通過你書中的解讀，才看清詩意。
胡少卿：對，這是一次全新的闡釋。以前不會看見有這樣解讀的，以前大家只覺得《來源》《闇》像天書一樣，或者對此不屑一顧，但事實完全不是這樣。目前詩歌界對顧城的評價嚴重偏低，有些雜誌舉辦20世紀十大詩人之類的評選，我看那些批評家投票，顧城要麼只得一兩票，要麼不在名單。這不公平。
顧城和謝燁。攝影：陳力川
阿乙：我看你還寫論文提及昌耀對過往己作進行過深度改寫。
胡少卿：你記得上次我跟你要《昌耀詩選》嗎。你非常寶貴地說，這本書不能送給你。我說你看你對昌耀也很重視。
阿乙：哈哈，沒有，我可能也是因為你要才意識到昌耀的價值。最近我因為看你在論文裡寫昌耀，才拿出這本詩集翻翻，覺得昌耀先生用詞佶屈聱牙，特別怪異。比如“鉛色的風”，寫小說的很難一下寫出這樣的詞句。
胡少卿：昌耀的特點是非常硬朗，非常硬氣。他的詩是有骨頭的那種詩，給人感覺非常成熟。伊沙說昌耀的詩有成年的品質，一個成年人，而不是小孩子的那種稚嫩。關於昌耀改寫過去的作品，現在有兩三個學者指出來了，但還沒有成為共識。昌耀改寫過去詩作，這個結論，還需要我們去推廣。昌耀在毛澤東時代寫了很多詩，他在八十年代對這些詩進行了深度修改，但是他出詩集落款時落的又是毛澤東時代那個日期。一些讀者就想，啊，這是個天才，五六十年代就寫出這樣超出時代的作品。其實是在八十年代改的。我還發現一個惡劣的現象，就是昌耀主要的編者在編輯昌耀詩集時，總是有意無意地引導讀者忽略這一點。他是知道這種改寫的，卻在前言後記裡半句不提。誠實的人應該提一下，但編者可能想造神，他把昌耀造成一個神，然後他作為昌耀研究者，跟著也牛了。這種心態不正常。你去翻昌耀那個年代公開發表的詩作，會發現他寫的和其他詩人一樣，並沒有超出時代。昌耀本人也有意製造這種神話。在八十年代出版的詩集裡，他在詩作後面還註明“196×年初稿 198×年改定”之類的字眼，後來他越來越多地把這種改定日期從出版物裡刪掉。昌耀去改詩作很正常，因為作者容易對過去作品不滿意，但如果處於歷史研究的範疇，學者就一定要把這種修改的事實揭示出來。不揭示，就是明目張膽的欺騙。毛澤東時代出來的詩人，很多都有這個問題。因為那時公開發表不易，所以你不知道他具體是哪一年寫的，我們看到的是詩人自己提供的單一證據。
阿乙：現代作家和當代作家，你認為哪一方是贏家？
胡少卿：這個問題很難回答，有點類似於比較廬山和黃山哪個更好看、茅臺和五糧液哪個更好喝一樣。我只能從非常狹隘的個人感受出發談點很主觀的看法。最近有出版社讓我挑選20世紀最牛的十五位詩人，最後我在現代領域挑了六七位，在當代挑了七八位。現代文學就三十年，而當代文學則一直在延伸。當代文學的高質量作家、高質量作品，從數量上無疑已經超過現代文學。當代文學操作漢語的熟練程度、賦予漢語的那種再創造能力也已經超過現代文學。打個比方說，當代文學好比整體處在一片高原地帶，高原上有一些山峰錯落起伏；而現代文學好比處在一個較低的谷地，但在谷地裡聳立出來的幾座孤峰，魯迅、周作人、沈從文、廢名、張愛玲等，閃耀著凜然之光，使當代作家在遠眺時亦不能不帶有十分的敬意。
阿乙：你推選的20世紀最優詩人是誰？
胡少卿 ：現代的有馮至、艾青、何其芳、廢名、戴望舒、卞之琳、穆旦等，當代的有多多、顧城、昌耀、海子、柏樺、西川、臧棣等。
阿乙：你是什麼時候開始寫詩的？
胡少卿：十八歲。大一。
阿乙：寫詩是不是受到北大文學社的影響？
胡少卿：我本人喜歡寫詩，到北大後，我創辦了一個社團，叫“我們”文學社。
阿乙：原來是你創辦的。
胡少卿：對，在大一下學期（1997年），和周青豐、王海威、劉勇、張思來、朱國政等五六個同學一起創辦。剛開始社員有二三十人，後來長期保持在三四十人的規模。文學社的許多社員現已嶄露頭角，如科幻作家陳楸帆、詩人曹疏影等。“我們”文學社的社員常常被北大老牌文學社——“五四”文學社挖過去當社長。“五四”文學社的重點是詩歌，“我們”文學社涉及的文學體裁要更多一些。
阿乙：“我們”文學社的宗旨是什麼？
胡少卿：“我們”文學社創辦時，錢理群老師題字，叫“我中的我們，我們中的我”。就是說在這個時代如何處理好“我”和“我們”的關係。其實這個話題困擾了錢老師一輩子。我們成立文學社，也是想呼籲一種能團結起來的群體力量（因為那時感覺社會在經過資本化、市場化的洗禮後，人們已經被分割成一個個單個的人，人很孤獨）。我們希望能有一股聯合起來的力量，互相取暖。
阿乙：你們有同仁刊物嗎？
胡少卿：社刊《我們》。到現在《我們》已經出刊二三十期，基本一個學期出一本，印刷兩三百冊。我們會在北大三角地擺個攤，十元一本，以此來籌措下一期的印刷經費。
《我們》
《我們》
阿乙：我很喜歡你的詩歌，比如《我》，我想問問你詩歌的源頭在哪裡？
胡少卿：我初中的時候讀汪國真、席慕蓉受到詩歌啟蒙。那時流行龐中華鋼筆字帖，他們的詩被書寫在鋼筆字帖上。後來陸續又讀到舒婷、北島、顧城、海子、何其芳、艾青、戴望舒、穆旦、呂德安、柏樺、蔡恆平、楊鍵等人的詩歌。外國詩歌接觸不多，因為很難找到好的譯本。讀得較多的是臧棣老師編的那本《里爾克詩選》和少量的博爾赫斯詩歌。總而言之，我的詩歌營養主要來自於新詩一百年來自身形成的傳統，而且是其中偏於抒情性的那個傳統。我在北大上學時，校內流行的是由臧棣老師引導的敘事性、智性詩歌風格，我不太適應那種路數。我喜歡柏樺式的充滿了激烈才華的那種作品。寫詩我還是推崇“靈感論”，“突如其來”的作品往往是好的。近年寫作中，我有意轉化一些古典傳統，並嘗試加入戲劇性因素。
阿乙：我在看你的文論著作《駛向開闊的世界》時，有一個強烈的感受，就是你熱愛對文本進行偵探，甚至可以說是辦案。
胡少卿：之所以給你這種感覺，我覺得可能跟我寫論文的思路有關。我寫文章就是從問題出發。寫一篇文章，就是要解決一個問題。如果不是為了解決問題，就不會寫這個論文。正因為如此，才會給人“層層摸索，最後探究到核心”的感覺。倘若是從概念或者理論出發，文章可能偏離正道。做批評，說到底是要從作品文本出發，從文本和實際生活的連接出發，只有這樣，知識才能變成活知識。否則，你看到圖書館那麼多書，學術論文庫裡那麼多論文，你會感到絕望。要思考這些東西存在的意義是什麼。我覺得這一點跟你寫小說很像。如果僅僅是將它視作謀生工具，是為了獲得職稱、工資，那麼你怎麼寫都無所謂，但如果想讓它變成能抵抗住時間的東西，那肯定還是要思考它存在的必要性：你為何而寫？我覺得從根本上說，寫論文和寫小說一樣，目的是為了幫助人達到自由，是讓人衝破各種各樣的束縛，最終在意識深處，成為一個自由、坦蕩的人，頭腦裡沒有條條框框。樹立這樣的人是最重要的。
阿乙：我看你論文的語言就有一種簡潔的美。
胡少卿：我覺得咱們倆處理文字的方式是類似的，喜歡把事情弄得比較精確，喜歡把不必要的東西刪掉。
阿乙：過去十年你是怎麼度過的，現在如何，未來怎麼走？
胡少卿：2014年我的師弟徐則臣也這樣問過我：這些年你都幹了什麼？回顧的時候，似乎空空如也。之前的十年，幾乎都在為世俗的事情奔忙，工作、買房、結婚、生孩子、評職稱、盡力當一個好老師等等。不管是寫作還是做學問，我都還是“業餘”狀態。我並沒有真正地去從事詩歌寫作，也沒有真正地去從事文學批評，這一切都還沒有開始。但是從現在起，從2018年開始，我覺得事情起變化了，我準備用未來的二十年時間，投入精神性事業，創造一些真正有價值的文字產品。我真正的事業要從40歲開始。現在就是40歲了。首先是總結之前的寫作，印一本詩集，在此基礎上去尋找自己的道路。
阿乙：你想成為什麼樣的人，或者說，什麼樣的人是你理想中要成為的人。
胡少卿：我在讀本科的時候，寫詩也寫小說，是按作家的方向去努力的。但後來，我並沒有繼續去努力成為一個作家，原因今天想來有仨：1.迫於生計。那時我們很清楚，靠寫作不可能養活自己（現在有一些70後批評家開始寫小說，因為他們最早也是文學青年，只是因為靠文學無法養活自己，才優先擇業，等生計問題基本解決，又開始寫作。這一現象反映了20世紀末純文學的邊緣化狀態，與“著名作家進校園”基本同時發生）；2.恐懼榮譽。我本科時的一天坐在圖書館寫小說，寫到得意處突然想，萬一哪天我真成了名作家，寫作一定會受到讀者期待的影響，一定會心猿意馬，我的寫作將毀於這種榮譽。除非我對榮譽無動於衷，否則，就不能去追求榮譽。如果儘可能保持“無名小卒”的狀態，寫作將會毫無負擔。（這樣的說法又自戀又裝B，但對不起，當時真的是這麼想的）3.對文學過於珍視。當時身邊有許多同齡的朋友在努力成為作家，突然感到，不想跟大家擠在一條道上，如果自己喜歡的東西成了眾人爭搶的對象，那寧可不走那條道，而是找一個角落，默默供奉它。
以上三個原因解釋了我一直以來的狀態。一方面，我努力在世俗層面活著；另一方面，我始終沒有放棄要創造有價值的精神產品的追求。不管它的體裁和表現形式是什麼，我希望自己能為人類文明史添磚加瓦。
我曾經接觸過一些老教授，發現他們晚景淒涼，退休後無人問津。有一些健在的作家、學者，其作品已先於本人死去。這都是我想避免的。現在我的努力是為退休後做打算。我希望自己成為越老越受尊重的人。
阿乙：中國不像國外，擁有那麼多的學院派作家，這是我注意到的一點現狀。中國有不少土生土長、野生的作家。
胡少卿：是不是可以這樣來講，這可能和存在一段毛澤東時代的歷史有關。讀書相對少的作家，優勢在於佔有事實的經驗，但是他們可能在發展的後勁上會有所欠缺。他們一旦把經驗寫完了，再進一步時就會遇到障礙。這時反倒是學院出來的作家會佔據優勢（他們可能自我更新、自我超越的能力會更強）。我舉個可能不太恰當的例子，現在格非的狀態，似乎比餘華要好一點。
阿乙：你對莫言獲諾獎怎麼看？
胡少卿：沒有問題，沒有爭議。莫言是中國當代最有代表性的幾個作家之一，他厲害在才大力雄。他所寫的，篇幅大，雄厚，汪洋恣肆。他是那種你覺得他體內好像有一個火山的作家。他和賈平凹、王安憶這幾個作家，厲害之處在於不斷地推出長篇，他們每個人得諾獎都不會讓人意外。——上面我說的是批評界對這幾個作家的一般性看法，後段我打算再深入研究一下他們的作品，以衡量上述說法是否符合實際。
—— 完 ——
除註明外，所有圖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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