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不多在我‘毅然成为一名70后作家’的同时，胡少卿就在分析、研究我。有时我为此感到荣幸，有时又因为他照亮我写作时太多阴暗的想法而感到悚然。（啊，会猛然意识到，自己难道不是躺在解剖台上的尸体或者剥皮后的青蛙吗。）胡少卿为人谨言慎行，在批评这个容易与咋呼有染的职业里显得比较沉闷，属于安心做文章的学者。所以直到今天，他在批评界获取的权力还是不多。这样一批扎实做学问的青年学者其实不少，比如上海就有黄德海、木叶好几位。今天，我出于对学院派的好奇，对年届四十、已经是对外经贸大学教授的胡少卿进行了采访。
我的最高文凭是大专。如果能让我过上另一种日子，我会选择考上北大，做学者。只是老天不这样安排。
同时，采访也是我的理想之一。这个比较容易实践。”
——阿乙
阿乙在南京先锋书店。摄影：叶三
阿乙，毕业于江西公安专科学校，当过乡村警察、体育编辑、文学杂志编辑。出版有《早上九点叫醒我》等一些小说。
胡少卿
胡少卿，对外经贸大学教授，主教现当代中国文学。1996-2007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毕业。北大“我们”文学社创立人之一。
阿乙X胡少卿：我中的我们，我们中的我
阿乙：想问问你，1996年你参加高考，总分多少？
胡少卿：617分。
阿乙：当地高考状元？
胡少卿：在黄冈中学，学校将我往省文科高考状元的方向培养，但最终在本校文科我也只考到第四名，在湖北省排第15名。
阿乙：应届考上北大？
胡少卿：是。
阿乙：你出生在县城还是在乡村？
胡少卿：真正的乡村。父母这几年在北京。父亲以前是小学民办教师，母亲是农民。
阿乙：他们对你存在什么影响？
胡少卿：我们家的特点就是没有人管，母亲对我是无原则地溺爱。选择都是我自己做的（我二姨夫对我影响很大）。后来选择当老师肯定和父亲当老师有关系，但只是潜移默化的影响。我父亲——最奇特的是——我问他什么问题，他一律不理睬。我父亲语文、数学、政治什么都教。小学大概有两三百人，一班四五十人。
阿乙：你有姊妹兄弟吗？
胡少卿：家里还有两个妹妹。她们成绩都不错，小妹妹后来读研究生，现在在北京工作。
阿乙：很厉害啊。
胡少卿：主要是家里穷（民办教师有时长年不发工资，即使发，也非常微薄），不读书就要到南方打工。你知道前些年《南方都市报》报道的孙志刚吗？就是我们那的人。大部分人的选择是去广东打工。打工都是很惨的，如果不读书就去打工了。
阿乙：孙志刚还算是大学生，只不过读的不是一所响当当的大学。
胡少卿：对，由此你可以看出，有大学文凭的，尚且遭受如此待遇，没大学文凭的呢？很多农村出去的都是小学、初中毕业，可能会遇见非人的对待，是吧？所以说到底我们努力读书，只不过是想逃离一种命运。你在小说里呈现的世界，本质上和我们那边是一样的，是大家都想逃离的一个世界。
阿乙：北大毕业之后就考研了吗？
胡少卿：我一直连着读了硕士、博士，没有间断，一共读了11年。读完本科之后保送研究生，博士是考的。读博士时在《新京报》工作。报社不知道我是在校学生，还给我办理保险。
阿乙：我记得你，我们同事过，你在文化娱乐部工作，你是什么时候去的报社？
胡少卿：2003年9月。
阿乙：为什么想去《新京报》？
胡少卿：我实习一直在媒体，比如《大学生》、《中关村》杂志，比如《科学时报》。我上学时一直不断地出去实习、工作，就是害怕自己读成书呆子。我特别希望自己能跟社会建立有机的关系。2003年暑期，《新京报》招兵买马，准备创办，我通过迟宇宙师兄的介绍进入报社工作。
阿乙：那么你在《新京报》待了多久？
胡少卿：不到两年。离开报社是因为突然有一个人说我给你投资，你来弄一个出版公司。当时我还年轻，想尝试一个全新的可能性。小时看了一些港台电视剧，有一个梦想就是当穿着白西服靠在车边的企业家。我大概就是为了追寻这种梦想离开报社。
阿乙：你觉得媒体经历对你产生了什么影响？
胡少卿：这段经历让我了解到很多社会真实，并对之同情。我发现有一个倾向：长期在学院待的人，因为他对外面不了解，思想容易偏向左派。我就读的北大中文系有一些老师思想是偏左翼的，对资本、市场这些采取批判的态度。这种左翼的想法很多也来自国外大学的知识分子。在《新京报》工作，使我了解到更多、更真实的情况。
阿乙：我在和格非教授聊天时，他建议我保持现实感。我当时不太懂，现在听你这么说，应该就是这个意思。我想问你，你读硕士时候，导师是谁？
胡少卿：硕士、博士导师都是曹文轩老师。
阿乙：他对你构成什么影响？
胡少卿：影响有点潜移默化，在校的时候是感觉不出来的。作为一个作家，他注重文学批评中的直觉、美感、经典性，包括对“小说手艺”的强调。他一直在坚持“纯文学”的标准，避免其被各种思潮“解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推崇布鲁姆的《西方正典》这本书。我的批评也是从读作品起步。我拒绝拿大的理论框框套一个东西，有些理论框框来自西方，套到中国作品时就有些隔靴搔痒。你会发现我写的学术文章很少使用什么概念或者理论，这些东西我没有把它消化，就不会轻易使用（当然也是因为我的理论修养偏于贫弱）。现在有些学术文章，使用这些东西成为作者自抬身价的一个标志，但这样做对当代文学创作有什么意义呢？就像你刚才说的，知识怎么和现实发生连接是特别重要的。和现实不能发生互动和交通的知识，是无用的、死的知识。我警惕这一点。我在教学中特别强调一点，就是如何让文学和学生的生活建立关联。文学不是离你很远，它其实是你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文学像空气和水一样，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阿乙：我不知道曹老师是不是也经常做批评，我了解他写儿童文学比较多，还获得国际安徒生奖。
胡少卿：曹老师的学术著作主要有：《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小说门》。前两本是对中国当代作品的印象式批评，比如他提出过“大自然崇拜”“回归故事”“作坊情结”“流浪意识”等风格归纳。后一本是对小说手艺的总结。他在批评时强调“文学性”、强调写作技术，主张尊重感性，是一种金圣叹式的批评。
阿乙：你在对外经贸大学执教，好像是教中国当代文学，我想知道具体教的是什么。
胡少卿：当代文学从学术上讲，就是1949年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教学内容主要是对1949年以后中国作家的作品进行分析，以及文学史对它们的评价，以及一些理论思考、观点。课程关注的重点是八、九十年代的文学，也涉及1949-1976年间的文学。一般不触及特别晚近作家的作品，因为还没有尘埃落定（一则这些晚近作家的自我还在延伸之中，一则也是因为没有足够的精力将晚近重要作品读完）。我讲得最晚的一个作家是王小波（1997年去世）。
阿乙：如何评价当代文学的成就？
胡少卿：以前，我们把国外的作家、现代的作家抬得太高。所谓现代文学，它的时间跨度是1917-1949年。我们存在严重的偏颇。山西作家李锐说：“我们总是对身边的奇迹视而不见。”当代作家已经写出非常了不起的作品，只是因为距离很近，我们还认识不到它们的价值。比如说顾城，诗歌成就已然非凡，但是缺乏阐释。所以我后期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努力把顾城诗歌的价值阐释出来，让人们认识到他的确是位世界级的诗人。
阿乙：你认为自己是顾城研究专家吗？
胡少卿：应该算吧。顾城研究方面，很多都是我第一次在做。对顾城后期诗歌，研究者要么将之归于疯言疯语、精神失常，要么说诗句太过晦涩，缺乏进入的途径。我觉得我在顾城后期诗歌的阐释方面还是做了一些推进的工作。对顾城组诗《城》，我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顾城是北京诗人，却少有具有北京意识的作品。不过他去世前两年留下的最重要的两组作品《鬼进城》《城》却确乎和北京有关。我写的论文《“层累式”北京的文学重建》，应该算是在顾城研究方面开启了新的视角。
阿乙：顾城诗歌《来源》《闇》接近于费解，我正是通过你书中的解读，才看清诗意。
胡少卿：对，这是一次全新的阐释。以前不会看见有这样解读的，以前大家只觉得《来源》《闇》像天书一样，或者对此不屑一顾，但事实完全不是这样。目前诗歌界对顾城的评价严重偏低，有些杂志举办20世纪十大诗人之类的评选，我看那些批评家投票，顾城要么只得一两票，要么不在名单。这不公平。
顾城和谢烨。摄影：陈力川
阿乙：我看你还写论文提及昌耀对过往己作进行过深度改写。
胡少卿：你记得上次我跟你要《昌耀诗选》吗。你非常宝贵地说，这本书不能送给你。我说你看你对昌耀也很重视。
阿乙：哈哈，没有，我可能也是因为你要才意识到昌耀的价值。最近我因为看你在论文里写昌耀，才拿出这本诗集翻翻，觉得昌耀先生用词佶屈聱牙，特别怪异。比如“铅色的风”，写小说的很难一下写出这样的词句。
胡少卿：昌耀的特点是非常硬朗，非常硬气。他的诗是有骨头的那种诗，给人感觉非常成熟。伊沙说昌耀的诗有成年的品质，一个成年人，而不是小孩子的那种稚嫩。关于昌耀改写过去的作品，现在有两三个学者指出来了，但还没有成为共识。昌耀改写过去诗作，这个结论，还需要我们去推广。昌耀在毛泽东时代写了很多诗，他在八十年代对这些诗进行了深度修改，但是他出诗集落款时落的又是毛泽东时代那个日期。一些读者就想，啊，这是个天才，五六十年代就写出这样超出时代的作品。其实是在八十年代改的。我还发现一个恶劣的现象，就是昌耀主要的编者在编辑昌耀诗集时，总是有意无意地引导读者忽略这一点。他是知道这种改写的，却在前言后记里半句不提。诚实的人应该提一下，但编者可能想造神，他把昌耀造成一个神，然后他作为昌耀研究者，跟着也牛了。这种心态不正常。你去翻昌耀那个年代公开发表的诗作，会发现他写的和其他诗人一样，并没有超出时代。昌耀本人也有意制造这种神话。在八十年代出版的诗集里，他在诗作后面还注明“196×年初稿 198×年改定”之类的字眼，后来他越来越多地把这种改定日期从出版物里删掉。昌耀去改诗作很正常，因为作者容易对过去作品不满意，但如果处于历史研究的范畴，学者就一定要把这种修改的事实揭示出来。不揭示，就是明目张胆的欺骗。毛泽东时代出来的诗人，很多都有这个问题。因为那时公开发表不易，所以你不知道他具体是哪一年写的，我们看到的是诗人自己提供的单一证据。
阿乙：现代作家和当代作家，你认为哪一方是赢家？
胡少卿：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有点类似于比较庐山和黄山哪个更好看、茅台和五粮液哪个更好喝一样。我只能从非常狭隘的个人感受出发谈点很主观的看法。最近有出版社让我挑选20世纪最牛的十五位诗人，最后我在现代领域挑了六七位，在当代挑了七八位。现代文学就三十年，而当代文学则一直在延伸。当代文学的高质量作家、高质量作品，从数量上无疑已经超过现代文学。当代文学操作汉语的熟练程度、赋予汉语的那种再创造能力也已经超过现代文学。打个比方说，当代文学好比整体处在一片高原地带，高原上有一些山峰错落起伏；而现代文学好比处在一个较低的谷地，但在谷地里耸立出来的几座孤峰，鲁迅、周作人、沈从文、废名、张爱玲等，闪耀着凛然之光，使当代作家在远眺时亦不能不带有十分的敬意。
阿乙：你推选的20世纪最优诗人是谁？
胡少卿 ：现代的有冯至、艾青、何其芳、废名、戴望舒、卞之琳、穆旦等，当代的有多多、顾城、昌耀、海子、柏桦、西川、臧棣等。
阿乙：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写诗的？
胡少卿：十八岁。大一。
阿乙：写诗是不是受到北大文学社的影响？
胡少卿：我本人喜欢写诗，到北大后，我创办了一个社团，叫“我们”文学社。
阿乙：原来是你创办的。
胡少卿：对，在大一下学期（1997年），和周青丰、王海威、刘勇、张思来、朱国政等五六个同学一起创办。刚开始社员有二三十人，后来长期保持在三四十人的规模。文学社的许多社员现已崭露头角，如科幻作家陈楸帆、诗人曹疏影等。“我们”文学社的社员常常被北大老牌文学社——“五四”文学社挖过去当社长。“五四”文学社的重点是诗歌，“我们”文学社涉及的文学体裁要更多一些。
阿乙：“我们”文学社的宗旨是什么？
胡少卿：“我们”文学社创办时，钱理群老师题字，叫“我中的我们，我们中的我”。就是说在这个时代如何处理好“我”和“我们”的关系。其实这个话题困扰了钱老师一辈子。我们成立文学社，也是想呼吁一种能团结起来的群体力量（因为那时感觉社会在经过资本化、市场化的洗礼后，人们已经被分割成一个个单个的人，人很孤独）。我们希望能有一股联合起来的力量，互相取暖。
阿乙：你们有同仁刊物吗？
胡少卿：社刊《我们》。到现在《我们》已经出刊二三十期，基本一个学期出一本，印刷两三百册。我们会在北大三角地摆个摊，十元一本，以此来筹措下一期的印刷经费。
《我们》
《我们》
阿乙：我很喜欢你的诗歌，比如《我》，我想问问你诗歌的源头在哪里？
胡少卿：我初中的时候读汪国真、席慕蓉受到诗歌启蒙。那时流行庞中华钢笔字帖，他们的诗被书写在钢笔字帖上。后来陆续又读到舒婷、北岛、顾城、海子、何其芳、艾青、戴望舒、穆旦、吕德安、柏桦、蔡恒平、杨键等人的诗歌。外国诗歌接触不多，因为很难找到好的译本。读得较多的是臧棣老师编的那本《里尔克诗选》和少量的博尔赫斯诗歌。总而言之，我的诗歌营养主要来自于新诗一百年来自身形成的传统，而且是其中偏于抒情性的那个传统。我在北大上学时，校内流行的是由臧棣老师引导的叙事性、智性诗歌风格，我不太适应那种路数。我喜欢柏桦式的充满了激烈才华的那种作品。写诗我还是推崇“灵感论”，“突如其来”的作品往往是好的。近年写作中，我有意转化一些古典传统，并尝试加入戏剧性因素。
阿乙：我在看你的文论著作《驶向开阔的世界》时，有一个强烈的感受，就是你热爱对文本进行侦探，甚至可以说是办案。
胡少卿：之所以给你这种感觉，我觉得可能跟我写论文的思路有关。我写文章就是从问题出发。写一篇文章，就是要解决一个问题。如果不是为了解决问题，就不会写这个论文。正因为如此，才会给人“层层摸索，最后探究到核心”的感觉。倘若是从概念或者理论出发，文章可能偏离正道。做批评，说到底是要从作品文本出发，从文本和实际生活的连接出发，只有这样，知识才能变成活知识。否则，你看到图书馆那么多书，学术论文库里那么多论文，你会感到绝望。要思考这些东西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我觉得这一点跟你写小说很像。如果仅仅是将它视作谋生工具，是为了获得职称、工资，那么你怎么写都无所谓，但如果想让它变成能抵抗住时间的东西，那肯定还是要思考它存在的必要性：你为何而写？我觉得从根本上说，写论文和写小说一样，目的是为了帮助人达到自由，是让人冲破各种各样的束缚，最终在意识深处，成为一个自由、坦荡的人，头脑里没有条条框框。树立这样的人是最重要的。
阿乙：我看你论文的语言就有一种简洁的美。
胡少卿：我觉得咱们俩处理文字的方式是类似的，喜欢把事情弄得比较精确，喜欢把不必要的东西删掉。
阿乙：过去十年你是怎么度过的，现在如何，未来怎么走？
胡少卿：2014年我的师弟徐则臣也这样问过我：这些年你都干了什么？回顾的时候，似乎空空如也。之前的十年，几乎都在为世俗的事情奔忙，工作、买房、结婚、生孩子、评职称、尽力当一个好老师等等。不管是写作还是做学问，我都还是“业余”状态。我并没有真正地去从事诗歌写作，也没有真正地去从事文学批评，这一切都还没有开始。但是从现在起，从2018年开始，我觉得事情起变化了，我准备用未来的二十年时间，投入精神性事业，创造一些真正有价值的文字产品。我真正的事业要从40岁开始。现在就是40岁了。首先是总结之前的写作，印一本诗集，在此基础上去寻找自己的道路。
阿乙：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或者说，什么样的人是你理想中要成为的人。
胡少卿：我在读本科的时候，写诗也写小说，是按作家的方向去努力的。但后来，我并没有继续去努力成为一个作家，原因今天想来有仨：1.迫于生计。那时我们很清楚，靠写作不可能养活自己（现在有一些70后批评家开始写小说，因为他们最早也是文学青年，只是因为靠文学无法养活自己，才优先择业，等生计问题基本解决，又开始写作。这一现象反映了20世纪末纯文学的边缘化状态，与“著名作家进校园”基本同时发生）；2.恐惧荣誉。我本科时的一天坐在图书馆写小说，写到得意处突然想，万一哪天我真成了名作家，写作一定会受到读者期待的影响，一定会心猿意马，我的写作将毁于这种荣誉。除非我对荣誉无动于衷，否则，就不能去追求荣誉。如果尽可能保持“无名小卒”的状态，写作将会毫无负担。（这样的说法又自恋又装B，但对不起，当时真的是这么想的）3.对文学过于珍视。当时身边有许多同龄的朋友在努力成为作家，突然感到，不想跟大家挤在一条道上，如果自己喜欢的东西成了众人争抢的对象，那宁可不走那条道，而是找一个角落，默默供奉它。
以上三个原因解释了我一直以来的状态。一方面，我努力在世俗层面活着；另一方面，我始终没有放弃要创造有价值的精神产品的追求。不管它的体裁和表现形式是什么，我希望自己能为人类文明史添砖加瓦。
我曾经接触过一些老教授，发现他们晚景凄凉，退休后无人问津。有一些健在的作家、学者，其作品已先于本人死去。这都是我想避免的。现在我的努力是为退休后做打算。我希望自己成为越老越受尊重的人。
阿乙：中国不像国外，拥有那么多的学院派作家，这是我注意到的一点现状。中国有不少土生土长、野生的作家。
胡少卿：是不是可以这样来讲，这可能和存在一段毛泽东时代的历史有关。读书相对少的作家，优势在于占有事实的经验，但是他们可能在发展的后劲上会有所欠缺。他们一旦把经验写完了，再进一步时就会遇到障碍。这时反倒是学院出来的作家会占据优势（他们可能自我更新、自我超越的能力会更强）。我举个可能不太恰当的例子，现在格非的状态，似乎比余华要好一点。
阿乙：你对莫言获诺奖怎么看？
胡少卿：没有问题，没有争议。莫言是中国当代最有代表性的几个作家之一，他厉害在才大力雄。他所写的，篇幅大，雄厚，汪洋恣肆。他是那种你觉得他体内好像有一个火山的作家。他和贾平凹、王安忆这几个作家，厉害之处在于不断地推出长篇，他们每个人得诺奖都不会让人意外。——上面我说的是批评界对这几个作家的一般性看法，后段我打算再深入研究一下他们的作品，以衡量上述说法是否符合实际。
—— 完 ——
除注明外，所有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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