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治黃河“治”出的民變
公元1344年（元至正四年），黃河大決口，河南、山東數州縣受災。
雖然災情嚴重，但在元代數十次黃河災難中，也算不得什麼。之所以它在歷史上留下一筆，是因為這次洪災之後，忽然有官員提出“治理黃河”的提議，並引發了朝臣的爭論。
贊成者認為：黃河大堤多年沒有大修，年年有災，產生了大量流民，這“以工代賑”正是歷朝“管理流民”的做法。
反對者認為：正因為這幾年年年有災，老百姓已經怨聲載道了，如果再把這些人聚在一起，“恐他日之憂又有重於河患者”。
也許是河患實在是拖不下去，最終還是最高層拍板：治河。
可是，這個元代歷史上少有的造福於民的“仁政”，卻真的送了這個王朝的命：
十五萬治河民工聚集起來後，一種奇怪的氛圍就出現了，在醞釀了幾個月後，由一隻刻著反標的獨眼石人所引爆，拉開“元末農民起義”的序幕。
反對者雖然“冷血”，但卻是真正瞭解民情的人，無數人聚在一起的情況，不管是“治黃河”，還是“賑災”，都是對這個帝國最大的威脅。
2/5、賑災“賑”出的“民變”
古代發生天災，皇帝最緊張的不是死了多少人，而是會不會發生“民變”。
過去我們總結像明未農民起義這一類因為天災引發的人禍，總是歸結為“民不聊生”“地方政府隱瞞災情加徵苛捐雜稅”“賑災官員勾結貪汙”，等等。實際上，很多“民變”就算是“賑災到位”也難以避免。
帝國的農民正常的生存狀態是“男耕女織”的自然經濟模式，社會關係也僅限於一個村子幾十戶人家，這麼小的規模，完全可以依賴基層的宗法、鄉紳和保甲制度進行有效管理。
但天災改變了一切，幾個縣、幾個州、甚至幾個省的災民失去土地，如果不賑災，必然外出逃荒，即形成了“流民”，成為帝國的不安定因素。
但就算賑災，“流民”的問題雖可解決，卻有另一個弊端：災民們除了領救濟糧之外，無所事事，很容易成為“幸民”，即不務正業而得過且過之人，也就是現在所謂的“養懶漢”。
而且，為了便於發放糧食，同樣需要一個縣的幾萬人、十幾萬無所事事的人集中在幾個地方，這同樣威脅王朝的安全。
數量，即是正義。——古斯塔夫·勒龐《烏合之眾》
為什麼“群體聚集”後很容易發生極端暴力事件？想要理解這一點，還要從現代心理學總結的“群體心理”的三大特點說起，即：
社會助長作用、社會懈怠心理和群體極化現象。
3/5、烏合之眾
如果把一群素不相識的小孩子聚在一起，讓他們自由活動，過一會兒，你會發現，他們必然分化為兩類人：
少數孩子渴望表現自己，得到的關注越多，他們就越興奮。為了爭取別人的關注，他們會努力做一些控制他人行為的舉動，比如大聲說話、帶頭做遊戲、定規則維持秩序，等等。
剩下的大部分孩子一開始有點恐懼把自己暴露在眾人面前，所以並不喜歡出風頭，接著他們會努力地觀察周圍人的表現，爭取讓自己的行為和他人取得一致，從而獲取安全感。
這兩類孩子長大後，就成了群體中的兩類人，擁有兩種不同的心態。
有些跑步運動員有這樣的體驗，如果有一個和你勢均力敵的對手，你會跑出比平時更好的成績；很多打籃球的人，在座無虛席的場子打球，發揮得比一般的比賽好；有些人在“群體面試”時，可以表現出超強的“領導能力”。
這種因他人在場而表現更好的心理，就是“社會助長作用”。
還有一些人剛好相反，在群體中反而會減少努力：拔河比賽別看個個臉紅脖子粗，其實至少有20%的人是“假裝用力”；過去的人民公社，大部分人都在“混工分”；很多人在開會發言時，即使自己有不同的想法，也會附和會場上最主流的立場……
這種因為人多而放棄努力，放棄獨立思考的心理，就是“社會懈怠心理”。
這兩類截然相反的“群體心理”，一定會在一個群體中同時出現，並且“共生”，因為前者必須由後者喚起，後者也必須以前者為目標來保護自己。
設想一下，一次賑災行動，一萬人聚集在一個地方，每天定時領糧，無法自食其力，失去了對自己命運的控制權。這一萬人必然迅速分化成上面兩類人：
少數對“社會助長作用”敏感的人，往往天生有領袖氣質，真是如魚得水。他們開始主動尋找眾人關心的話題。能吸引大家關注的話題，肯定都是“迎合大眾恐懼”的壞消息：政府的救濟糧不夠用了、大小官員貪汙多少多少了，等等。
幾天下來，這些人自然成了“意見領袖”。
而其他人呢。這些人忽然離開了熟悉的環境，就像一個農村人忽然來到大城市一樣，他們從來沒有在大規模群體中生活的經驗，周圍各種信息都在刺激他們本來就很敏感的神經，“社會懈怠心理”就開始發揮作用。
其實他們未必相信“意見領袖”的話，但只要與己無害，有人挑頭，當然是好事，自己安全地跟著喊幾聲：
“革命也好罷，革這夥媽媽的命，太可惡！太可恨！……”
人一到群體中，智商就嚴重降低，為了獲得認同，個體願意拋棄是非，用智商去換取那份讓人備感安全的歸屬感。 ——古斯塔夫·勒龐《烏合之眾》
這兩類人相互需要，相互強化，一遇上合適的條件，比如賑災糧真出了問題，就很容易演變成“群體心理”的第三種特徵：“群體極化現象”。
4/5、造反了！造反了！
我們通常認為，群體是個體的平均值。比如一群人開會，有人主張一個冒險的方案，有人主張一個保守的方案，最終結果應該是兩者中和，既不冒險，也不保守。
但實際情況卻是：群體決策常常比個體決策更容易選擇“冒險的方案”，這就是群體極化現象。
為什麼會出現“群化極化”呢？因為群體決策中，個人不需要承擔責任，意見領袖可以大膽地喊出最激進的口號，而“追隨者”也願意附和“最響的聲音”。
個人一旦成為群體的一員，他所作所為就不會再承擔責任，這時每個人都會暴露出自己不受到的約束的一面。——古斯塔夫·勒龐《烏合之眾》
當然，貼上胸毛說幾句狠話，人人會做，可真的要造反，這可是要掉腦袋的事，每個人都要尋找安全感，哪怕是一種幻覺。
“意見領袖”被追隨者的熱情所迷惑，認為自己是安全的；而“追隨者”們被“意見領袖”的恐嚇和許諾所吸引，又從身邊處於相同處境的人那裡得到慰藉，也產生了“安全幻覺”。
“造反了！造反了！
“同去同去！”
而這一切，當初只不過是一群素不相識又無所事事的人，被迫呆在一起而已。
5/5、范仲淹的另類賑災
公元1050年（北宋皇佑二年），浙江一帶大饑荒，時任杭州知州的范仲淹在散發米糧賑災的同時，做了兩件非常出格的事，導致了他後來被監察官員以“不卹荒政，嬉遊不節”的罪名彈劾。
范仲淹還做了哪兩件事呢？
第一件事是在賑災最緊急的關頭，他鼓動杭州的眾多佛寺撥出巨資，大興土木工程，理由是“現在大家都沒事幹，人工便宜”。
第二件就更出格了，在救災款本來就很緊張的情況下，他花費巨資舉辦一場“官民一心共渡難關▪賑災龍舟大賽”，作為父母官，他還公然違反八項規定，“日出宴於湖上”，搞得民眾紛紛圍觀，產生了極壞的印象。
面對彈劾，范仲淹毫無懼色，上疏一一反駁。因為他所做的，恰恰是破解“群體事件”的思路：
首先，不能讓百姓長期無事可幹，就算是賑災，也不能長期讓他們“不勞而獲”，這是“就業”的重要性。哪怕是“賑災”這種極緊迫的任務，也不能丟了“就業率”；
有人要說了，那開頭的例子不就是“以工代賑”，為什麼反而捅了大婁子呢？
因為其次，工程分佈在各大寺廟，一定程度上化解了群體聚集的風險；相反，元朝把十五萬怒氣沖天的人聚集在一起，真是作死；
再次，修建寺廟是第三方承建的民間工程，就算有糾紛，也不會引發政府與民眾的對立；而“治河患”是官方一號工程，給了大大小小的官員貪汙的機會，剛好成為“民變”的導火索；
還有最後一點，“龍舟大賽”這種群眾喜聞樂見的娛樂項目，既有力地宣洩了受災群眾內心積蓄的負面情緒，又能強化“官民一心共渡難關”的大好政治局面。
相反，“治理黃河”這件本來利國利民的“民心工程”，以元朝統治者的粗鄙無文，根本想不到要先進行“功在當代，利在子孫”的宣傳，反而加派2萬士兵督工。這在一般老百姓看來，不就是強迫服勞役嗎？
人都活不下去了，你還讓我們幹活？造反啦，造反啦……
同去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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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眾沒有真正渴求過真理……，凡是能向他們提供幻覺的，都可以很容易地成為他們的主人；凡是讓他們幻滅的，都會成為他們的犧牲品。——古斯塔夫·勒龐《烏合之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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