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親賙濟(1913-2003)，原名周繼昌。今年是他老人家逝世十五週年，心中總有一種思緒萬千，感慨不已的感覺，不由自主地在家中到處搜尋他的遺物。這時才發現自己是一個太粗心的人，經過數次家庭搬遷之後，父親所留下的許多珍貴的有紀念意義的物件己所剩無幾，真使我後悔至極。
所幸老人家手寫的一份回憶錄仍然保存完好，後面還有一份遺囑，而我印象最深的“我的自傳”卻怎麼也找不到。這份回憶錄我已拜讀過不止一次，但是這一次我還是飽含著熱淚認真、詳細地重新看了一遍，心中真是五味雜陳。回憶錄主要記述的是他在解放前，在那兵荒馬亂的年代裡，雖然矢志教育事業，卻因國難當頭而不得不流離顛沛，所經歷的風雨、坎坷，以及解放初，為了實現自己的鄉梓教育的願望，毅然決然從上海回鄉從教，爾後自己的家庭和政治生涯卻陡生變故，又經歷了二十多年艱難困苦的磨難，直到1979年平反以後，無怨無悔重拾教鞭，最後終於實現了自己的畢生願望的全過程。
一個從舊社會走過來的普通知識分子對人類教育事業的執著與追求，對人生磨難的坦然、頑強面對，其崇高的道德情操，高尚的人格品質躍然於紙上，這一切成為我們子孫後代終生受用不盡的人生寶貴財富。使我對一個平凡而又偉大的父親充滿了敬意、感恩和自豪。
崇尚知識，矢志教育
(文中詞、句帶引號部分系回憶錄中原句)
我的家庭是書香門第、教育世家，曾祖父就教了一輩子私塾。當年二祖父周辛夫從省立合肥二中畢業後，就接替他教起了私塾。父親也就從那時起跟隨二祖父走進學堂。根據回憶錄來看，那時的私塾並非單純的只教國文了，還教數學、歷史、地理等。1929年，張治中先生創辦了黃麓學校，二祖父即被聘任教。父親便又跟隨他就讀於黃麓學校。但一去便插班五年級學習。兩年後，由於當時的家境特別困難，我的祖父四十歲不到就病故，奶奶一人帶著四個孩子艱難度日，實在無法再讓父親繼續讀書。小學畢業後父親便和四叔周超一起去烔煬河鎮李同興南貨商店學徒，兩年後成為正式學員，月薪三元。可是父親怎麼也不甘心從此就做一個站櫃檯的，總想著繼續求學。於是他就省吃儉用，幾乎將全部工資存著不動。“總是想著在適當時機重入校門，後來終於實現”。
1932年，愛國將領馮玉祥在家鄉創辦了元山小學，請教育家陶行知派他的得意門生，曉莊師範畢業的李友梅任校長。父親得知這一消息，“毅然去元山報名，通過考試後編入師範班”。李友梅校長奉行的是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大力提倡“社會即學校，生活即教育”的教育理念，“實行教、學、做合一的生活教育，即知即傳人”。回憶錄中記載了父親在元山學校學習的情況，其中有這麼一段，“把學生分成一個個小組，學生以自學為主，教師在旁邊指導、啟發……”元山學校的學習使父親“思想上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並立下志願一心一意以在農村掃盲為目的，矢志不渝鄉村教育，為改變當時農村極其貧困面貌一一農民多是文盲這一現象而奮鬥終身”。
1933年，正是原黃麓學校被創辦為公立“安徽省黃麓鄉簡易師範”之時。民國著名的鄉村教育家楊效春任黃師校長，他和附小校長馬侶賢，副校長周辛夫等大力推行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在黃麓一帶方圓幾十裡，村村辦起了鄉農學校，掀起農村掃盲和普及初等教育的熱潮，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當時的省政府擬將這一經驗在全巢縣乃至全省推廣。並於暑期在黃師向社會公開招聘小學校長兼教員，主要目的就是掃盲。二祖父便派人送信給在元山讀書的父親，要他到黃師參加招聘。經過考試後，父親被分配到當塗縣採石附近的大吳村，獨自一人既是校長又是教員。一年的時間，他把大吳村短期小學辦得有聲有色。父親曾寫過一篇文章“創辦大吳村短期小學之經過”刊登在當時的“安徽教育輔導”旬刊上。第二年父親又被調到柘皋鄉童家集附近的中份童村創辦起了所中份童村短期小學，在那兒一干就是兩年，他的身份仍然是校長兼教員。但中份童村短期小學辦得更加火熱，附近的村民紛紛把孩子送到學校，甚至也有成年人來參加掃盲讀書。學校的規模也隨之擴大，並增添了兩名教師。
父親由於教學工作出色，1936年，被派去合肥的廬州師範培訓學習。這兒有一個插曲: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期，原巢縣縣政府童秘書下放至我們大隊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正好就住在我們村。很快他就發現被管制的父親曾是他三十多年前的啟蒙老師，記得是有一天晚上，他派人將我喊到他的住處，告訴了我這件事，並要我轉告父親，說現在他的處境很困難，不能師生相認，請父親一定要原諒他，但他一定會永遠銘記恩師的，還告訴我另一消息，他的叔父也是父親的學生，現在黃麓鄉當負責人。我當時完全理解他的難處，他也是戴“罪”下鄉，自身難保啊！兩年後，童被調回縣裡，臨別時又把我喊到他的住處，再三表示歉意，並送一把精製的茶壺和二斤茶葉要我交給父親，還再三叮囑，以後若有什麼困難，可直接到縣裡去找他。
國難求生，坎坷盡職
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以後，日本帝國主義大舉進攻中國，侵犯我中華領土。1938年上半年，巢縣淪陷。父親和二祖父等人一起“不得不棄教流亡長沙”。父親在回憶錄中這麼寫道，“從此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向另一種世界，遭受流離滇沛，遇到坎坎坷坷，吃盡千辛萬苦”。這在當時被稱為跑返，他們一行幾十人，多是黃麓學校的師生，前往湖南長沙追隨時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的張治中，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後來都走向抗日征途。他是這麼寫的，“那時從蕪湖走的水路己斷，我們只好步行從中廟到三河經潛山、太湖、舒城、桐城、宿松，十一天後到達安慶坐船到漢口，改乘火車到達長沙，沿途高唱義勇軍進行曲等抗日戰歌，向老百姓宣傳抗日保家為國。後經張主席批准，我們通過考試，大部分被錄取進入(黃埔軍校)長沙分校學習”。通過這段敘述可以看出，父親當時雖然早就矢志鄉村教育，卻因國難當頭，從此為謀生計而走上了另一條坎坷的道路。
長沙分校學習後，父親被分配至軍需部門工作，即第三被服廠任管理員一職。不久漢口失守，長沙岌岌可危。回憶錄中有這麼一段：“由於當時的長沙市警備司令豐悌為執行上級所謂堅壁清野、焦土抗戰政策，企圖阻止、拖延敵軍南下時間，在未探明敵軍的真實情況下，錯誤下令火燒長沙，在歷史上留下了震驚全國的長沙大火，損失慘重，第三被服廠完全燒燬一空。隨即我們登上南遷船隊，在船上度過一個多月的滇波生活，後到達祁陽縣的浯溪河畔，迅速建起簡易廠房，抓緊恢復軍服生產，支援抗日前線。但好景不長，不久日本人的飛機開始了狂轟爛炸。有一次我們剛剛聽到空襲警報，大家連忙躲進防空洞，敵機己在空中瘋狂地轟炸，且命中率很高。敵機離開後，到處一片廢墟，大火瀰漫”。
由此可見當時父親所在的第三被服廠為保證前方將士的服裝、被褥供應，在祁陽的幾年生產中，實質上就是在和敵機的周旋中工作。敵機來了，躲進防空洞，敵機走了，重建廠房，立即投入生產，源源不斷地向前線輸送後勤物資。其間經常有職工和職工家屬在敵人的轟炸中遇難。回憶錄也記載了父親好幾次死裡逃生的驚險經過。就在這段極為艱難的歲月裡，父親遭受了人生第一次家庭重大變故的沉重打擊。前妻顏氏因病不能及時醫治而離世，唯一的女兒也隨之夭折。
1942年，父親隨廠遷入雲南昆明遠征被服一廠，專門為戴安瀾將軍率領的中國遠征軍服務，生產軍用衣被，擔任厂部總司(大概相當於會計)。這段時間相對是一個安全平穩的工作環境，“軍服生產蓬勃發展，效率很高，進度很快，但發生了一件人生中險些丟掉性命的大事”。當時的國民政府已極其腐敗，各級政府官員貪腐成風。父親所在的被服廠官員當然也不例外。
有一天，材料股股長汪先甲找父親談話傳達廠方意見，要他把每一套衣服扣一兩棉絮，任務完成後，職務提升一級，並雙倍發給薪水。正直的父親當時表態，升職和加薪無所謂，只要廠領導發文書面通知即可照辦，其實就是拒絕執行，會面不歡而散。可是後來在檢查驗收成品時，父親總感覺每件成品好像輕了點。他便找來負責發放棉絮的工人詢問情況，被告知是股長叫他在每套衣服上扣了一兩絮。父親當時氣得“手腳冰涼”，對他說道:這件事做得不對，一是對不起前方浴血抗戰的將士，二是給重慶方面知道了誰負責，要殺頭的。父親當即命令立刻停止生產，並將原先製成的衣服堆積起來，接著上報重慶軍需署，請求派人來督查，以明職責。
過了幾天，重慶方面來人了，可是官場險惡。因為廠領導做了一番手腳，來人閉口不談此行目的，而是邀請父親去飯店吃飯。飯局中上級來人反而要他馬虎一點，不必那麼較真。父親當時也沒有說什麼，吃完飯就走了。回來以後，他把這件事告訴了幾位同鄉要好。大家一聽，都覺得這事是不祥之兆，堂兄周繼紹力勸父親趕緊走人，否則後果不堪設想。於是父親立即去醫院開了一張假病歷證明，第二天就辭職了。後又經人介紹，父親去了服裝總廠子弟學校任教。他原本就是矢志教育的知識分子，迴歸教育正是他夢寐以求的願望。從此父親過上了一段比較安穩、舒心的生活。在那裡父親還與肥東縣石塘集的一個漂亮、賢淑、溫文雅爾的姑娘鄭碧雲相識、相愛，重新組建了新的家庭。第二年，我的哥哥誕生了，父親給他取名周代昆，以紀念那段昆明生活。
幾年以後在上海工作期間的有一天，父親在黃浦江邊碰到當時在昆明的同事殷兆祥，談到當初在遠征被服廠那段往事，被告之，幸虧你第二天走得快。原來廠長他們己買通殺手，準備就在那天晚上殺人滅口。父親聽後倒吸一口涼氣，想到自己因年輕氣盛，個性耿直，卻險些丟掉性命，“不寒而慄、終生難忘。”
追求光明，破繭重生
抗戰勝利結束後，父親隨總廠子弟學校遷入南京。因總廠領導很信任他，便又把調回厂部官復原職。幾個月後，父親又被調回上海服裝總廠滬北分廠(101廠)任一等工長兼管理員。父親的故鄉情結很濃。在上海工作期間，當時的家鄉，烔煬河西鄉許多村民去上海投靠父親尋求工作。回憶錄中說有幾十人，單我認識的就有本村的傅宏雨、王以文、顏景芝等七八個人，澗周村的張承漢，壩拐村的許成修，羅灘張村的張懷正、張厚華等。凡是家鄉去的人，父親都會熱情接待，隨即安排短期培訓後上崗就業。
這一大批人中，解放後大多數都一直留在廠裡成了令人羨慕的上海工人，一部分人當初響應號召回鄉務農，更有一批人因為工作出色，積極上進入黨提幹。我的四叔周超雖然文化程度不高，“文革”前就是普陀區勞動局生產調配科科長，大姑父許才儒後來是上海市電視大學領導幹部。這些人中，無論是回鄉務農，或是留在廠裡繼續當工人的，他們每一個人都對父親敬佩有加，幾乎都把父親看作自己的恩人。我清楚記得，即便是在“文革”中父親最困難時期，羅灘張村的張懷正、張厚華等逢年過節都會來看望父親，並對我特別關心，疼愛不已。記得1973年我去上海四叔周超處，有一天，四叔帶我去逛街，恰巧在路上碰到張厚華叔叔，因為四叔擔心我的出現會影響到他，沒有告訴他我在前面。後來還是讓他知道了，那一天晚上，張叔叔買了許多東西來到四叔家，一進門便大發雷霆，不斷埋怨四叔，弄得四叔連聲道歉。
上海工作期間，父親的思想認識有了很大的改變和提高，政治生命發生了大的變化。他的國民黨員身份是當年在長沙分校學習時集體參加的。可他後來對蔣介石政府的徹底腐敗失望透頂。1948年，國民黨曾進行一次全體黨員登記，並宣傳如果不參加登記便作為自動退黨處理，但父親並沒有去登記。就在那時，父親有幸結識了一批思想進步的知識分子。廠長萬芸、副廠長任望月二人都是日本早稻田大學畢業的高材生，都是中國農工民主黨黨員，萬芸還是農工黨上海黨部的組織委員。他們都對當時的國民黨政府失望透頂，而把全部希望寄託於中國共產黨身上。他們都和父親情投意合，都有一種相見恨晚的感覺，萬芸還特地送了兩本毛澤東寫的“新民主主義論”和“論聯合政府”給父親。後經任望月和江倫銳介紹，父親也加入了農工黨。
隨著二戰結束的日本無條件投降，1945年十月，臺灣光復重新回到祖國的懷抱。國民黨政府委派陳儀為臺灣省行政長官兼警備司令。1946年七月，父親作為軍需後勤人員被派遣臺灣。在那兒工作不到一年時間，即1947年五月，父親想盡一切辦法重新回到上海，箇中原因如下：他親身目睹了血腥的“二.二八”事件。起因是1947年二月二十七曰，臺北菸草專賣局工作人員使用暴力手段和當地攤販之間發生糾紛後矛盾升級，致使民眾一死一傷血案，其中大陸工作人員也有四、五人受傷。但由於當時複雜的社會原因，加之陳儀的未能及時妥善處理，第二天矛盾更加升級並迅速蔓延全島，全臺灣處於一片混亂和族群對立之中。3月8曰，國軍第28軍登陸臺灣，實施全臺戒嚴。事件雖然平息，但其造成的後續影響是極其嚴重的。
……在臺灣時，那裡的惡劣氣候，頻發的自然災害，“使我下決心離開那裡”。剛到臺灣不久，父親就經歷了一次七級地震，雖然震中離臺北很遠，但“坐在辦公室裡身體左右搖擺，茶杯被摔到地上打碎，令人後怕”。還有一次是臺北遭遇了十一級颱風，“我們深受其害，水電中斷三天，沒有飯吃，只有罐頭和乾糧，車間、房屋倒塌，門口的小驕車也被颳得翻了過來”。
1947年5月，父親終於重新返滬回101廠繼續原來的工作。1949年春，上海市山雨欲來風滿樓，“處於極其混亂的動盪之中”。國民政府連續幾次下令上海被服總廠各分廠全部遷至臺灣，最後一道命令是如果實在來不及遷移，就原地破壞所有機械設施，“決不留給共產黨一草一木”。當時的工廠，無論是工人還是幹部都早己對共產黨充滿了信任和希望，都認為腐朽的國民政府必敗無疑。一個以廠長萬芸為首包括父親在內的以農工黨為核心的保廠、護廠，堅決不去臺灣的組織力量正在悄悄形成。他們首先對上級命令採取軟拖硬抗，想方沒法拖延遷離時間，以各種藉口拒不執行命令。同時在工人中廣泛宣傳，我們堅決不去臺灣，更要保護好所有的機器設備，完整地交給共產黨、新中國。並組織年輕工人成立糾察隊日夜巡邏，以防有人藉機破壞。
1949年5月上海勝利解放，101廠也完好無損地被華東軍區三野順利接管。因為父親是民主黨派人士，隨即便被派去當時的上海革命大學習。回憶錄中寫道:我們學習的主要內容是社會發展史，毛主席的“論聯合政府”、“新民主主義論”以及對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認識等，接受思想改造。八個月後，父親調至軍需生產部任計劃員一職。一個嶄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了，父親欣喜若狂，從此開始了全新的他認為“充滿希望和振奮的生活”。1949年9月我出生於上海，他給我取的小名是新生，其中含義深深，和共和國同齡，新的生命，新的生活，飽含了希望與期待。給我起的學名是周代申，申是當時上海的簡稱，以紀念難忘的上海1949。
回鄉從教，經歷磨難
此時家鄉安徽早己解放，在上海被服廠工人子弟學校教書的二祖父聽到這一消息激動不已。很快決定辭職，他要回家鄉辦學，他要兌現自己矢志鄉梓教育的諾言。但二祖父回家鄉不久後，又被黃師附小校校長李志熙“三顧茅廬”請回附小。獻身黃小是當年二祖父給張治中先生的鄭重承諾。此時二祖父想起我的父親，連續幾次給他寫信，力勸他回鄉從教。理由是:新中國成立了，中華民族有希望了，但農村現在最缺少和最需要的就是知識和科學。於是父親毅然決定，回家鄉從事鄉村教育。這本來就是自己年輕時的最大願望，無奈因國難而中途改變。於是父親寫下辭職報告。
因為父親在工廠時工作出色，幹群關係很好，他臨別之時，全廠工人舉行一次隆重的歡送大會，留影紀念，並贈一幅刺繡大幅，上面刺有“精忠報國”四個大字。不料這幅刺繡上的四個字後來給父親招來了許多麻煩。造反派硬是在上面大做文章，硬是要父親承認自己是報國民黨的國。無休止地批鬥、寫檢查，父親無論如何解釋也是“跳進黃河洗不清”。這幅珍貴的刺繡更被收繳並燒燬，使我至今痛惜不已。我曾寫過一篇文章“一幅刺繡”，詳細介紹了此事的始末。那張珍貴的黑白大照片當然也被收繳失去，成為憾事一樁。
父親匆匆從上海回到故鄉，正趕上家鄉如火如荼的土地改革運動。他雖然做了多年的軍需部門文職官員，但卻少有積蓄。他用上級發給的回鄉補助款在村子蓋了兩間草屋，也帶回幾件他認為非常珍貴的東西。毛澤東的《論聯合政府》和《新民主主義論》，送給表弟傅書濤。本就思想進步的青年傅書濤通過這兩本書的學習，思想認識有了更大的提高，自發地在村裡出牆報宣傳共產黨，擁護毛主席，經常和當時落後思想的農民辯論。16歲時就成了村裡土地改革工作隊的積極分子，17歲時被選拔為鄉團支部書記，18歲時調任肥東縣雙墩區團委書記，19歲時調至肥東縣百貨公司任人秘股長。
父親也因為是當時落後農村的少有知識分子，並因為抗戰時在湖南衡陽立信會計學校學習過五個月，算盤打得特別好，且擅長統計，立即也成了當地行政村土改工作隊骨幹成員。積極參於家鄉土改時的土地丈量、劃分和分配，以及農戶階級成分的劃定等。父親還帶回一部從美國進口的“sing”牌縫紉機，一部彈花機，兩部扎花機，並自主設計製造了一臺八十錠紡紗機，一天可紡紗十斤左右。當時農村流行的是人工手搖紡紗車。這在當時的家鄉就是一大傳奇新聞，同時也彰顯出一箇舊時代普通的知識分子樸素的工業救國、科學救國的強烈願望。父親寫道，後來由於統購統銷的政策，棉花材料來源中斷，被迫停機，機械只好作廢。那些廢棄的機器材料我至今還記憶猶新，一塊塊圓形鐵片，一堆堆零部件放在狹窄而又潮溼的廂屋裡生鏽成了廢品。
土改還沒有完全結束時，家鄉的尖山小學已經建立，父親便成了首任教師，又走上了從事鄉村教育之路。如今父親曾經教過的學生一個個已成為白髮老人，很多學生已經離開人世。可每當他們談到父親時總是情不自禁地交口稱讚，稱父親是自己最敬佩的好老師。可是好景不長，1953年，母親因肺病去世，丟下我們兄弟姐妹四人，最大的哥哥也只有七歲。從此家庭的重擔就落在了父親一個人身上。簡直難以想象，父親是如何獨自一人在那無比艱難困苦中將我們拉扯長大的。中年喪妻的父親曾多次拒絕許多好心人要他續絃的勸說，他的理由是孩子太多，不能拖累人家，其實他更多的是擔心後媽與孩子們相處時可能會造成的尷尬局面。他的信念只有一個，那就是無論自己吃多大的苦，也不能委屈了孩子們，也要把孩子們拉扯長大，供我們讀書，把我們培養成才。
天有不測之風雲，1957年，父親因歷史問題戴著雙重帽子成了一個被管制的農民。從此他經歷了更加艱難困苦的折磨，他實在難以獨自支撐起這個搖搖欲墜的家庭了。但他沒有倒下，依然還是那麼堅強。可是在當時那樣物質極其匱乏的年代，無論父親怎麼含辛茹苦，一個人卻要帶著四個不大的孩子過日子，其艱難困苦的程度令人無法想象。特別是當人民公社化以後，父親雖然曾經吃過千辛萬苦，但真正農活卻很少幹過。一切從零開始，一切髒活重活都要承受。
父親原本身體瘦弱、體質差，在生產隊出工每天拿不到一個整勞動力的工分，卻要撐起一個五口之家。年年都是超支戶，所謂超支，是指家庭社員全年出工所得的工分，年終按生產隊總收入計算後，平均每十分工價值多少錢(我們村一般每個工值二、三角錢)，然後計算一個家庭共出工多少個，合計應值多少錢，生產隊按每家人口應分多少糧食，價值多少錢，兩比差便為超支。毫無疑問我們的家庭年年都是大大的超支戶。
中國有一句俗話說得是天無絕人之路，真的。父親的裁縫手藝很好，當年回鄉時還帶回一臺進口縫紉機，加上父親為人隨和厚道，很多村民都喜歡請父親做衣服。是本生產隊的社員就換工，所謂換工，即父親到人家做一天衣服不收一分錢，對方從自家工分撥十分工給父親，還管一天不錯的伙食，這樣父親可划算多了，一舉三得，多掙了工分，吃得更好，減輕勞累。至於其他生產隊的社員，就只能利用下雨天或冬閒時去上門做，每天工資至少二元。更有許多人把布料送到家裡，父親就利用晚上加班做衣服。我記得清清楚楚，父親幾乎每天晚上都在那微弱的煤油燈下裁剪、做衣，有時甚至通宵達旦。
記憶最深的就是父親經常為我們中餐所做的鮮美可口的湯一一:一盆白開水、醬油、香蔥、味精加一勺豬油，那也是一頓津津有味的中餐，有時索性就在煮飯時直接加上鹽，因為中午的時間太短暫了，他連燒菜也來不及的。家裡還有一大堆的家務，很快就要去出下午工了。我根本記不清母親的音容，更無法感受母愛的滋味，可我飽償了人間最珍貴的父愛。父親的言傳身教既是一個慈父，更像一個嚴母。每天除了繁重的體力勞動之外，回到家裡，洗衣、做飯、縫補衣服。我們雖是沒有母親的孩子，但我們的穿著總是整整齊齊、乾乾淨淨。而且我們還必須全部上學讀書，不像那些雖然父母雙全人家的孩子，卻很多人早就輟學在家放牛。
1964年，噩運從天而降。那一年我讀初一，姐姐上初二。還有一學期就要參加高考的哥哥突然患上惡性腫瘤，當時根本不知道是什麼病。父親變賣了所有的家當，求親拜友，東拼西湊，背上了數不清的債務。他帶著哥哥跑遍了無數個大醫院，最後也沒能治好哥哥的病。僅僅幾個月的時間哥哥就走了，家中一貧如洗。喪妻喪子的巨大打擊使得父親幾乎崩潰了，他再也拿不出一分錢供我和姐姐讀書了。懂事的姐姐最終輟學了，從此在家裡擔負起“長姐如母”的角色。可我怎麼也不甘心，記得我是瞞著父親步行幾十裡，一路問人跑到在黃師附小教書的二祖父那裡要了開學的錢。多虧了二祖父的十二元錢，使我能夠在讀書的道路上繼續走下去，甚至決定了我終生的命運。
1966年開始，原本疲憊不堪，心力憔悴的父親又陷入了更大的艱難困苦之中。莫須有的謠言和罪名壓得他喘不過氣來，身心受到極大的摧殘。在那不堪回首的歲月裡，他遭受了人生最大的羞辱。而我這個百分之二百的孝子，也總是力圖減輕他的壓力和負擔。掌權的造反派頭目，總喜歡使壞，經常選擇伸手不見五指，或是雷雨交加的夜晚，拿著一封信敲開我家大門，要父親送到幾里之外的XX 、XX幹部家，這時我會毫不猶豫地拿著信，在黑夜中或冒雨給人家送去，卻又不好意思面對別人，經常偷偷地塞進門縫裡走人。好幾次父親被派去做義務工，我義無反顧地代替他去完成任務。我時刻擔心，老人家會不會就此倒下。事實證明我的擔心是多餘的，一個從大風大浪裡走過，一個飽經磨難和坎坷的人，面對困境和壓力總是能夠坦然、頑強地面對。父親甚至總認為自己必須要接受這樣的思想改造，重新做人。
重拾教鞭，含笑九泉
1979年，春天來了，父親終於平反了。那時老人家己經六十多歲了，可他堅持不退休，更沒有讓我頂職。那時我正在自學英語。1978年我曾參加過唯一的一次高考，僅差五分沒有達線。父親要我繼續堅持自學。我深深明白父親的用意，他是要我獨立的走自己的路，他是要重拾教鞭，堅持自己未完了的心願。父親當時恢復公職時是在離家鄉十幾裡之外的肥東縣華光小學任教。最初的一段時間，他來回步行上下班，每天穿梭於十幾里的學校與家鄉之間，卻看不出他有絲毫睏倦之意，總是那樣的神采奕奕。從他的言談中，看得出他是那樣的欣慰和自豪，看得出他是那樣地對教育事業的執著與追求，成功與喜悅，對孩子們的關心與愛護，焦慮與期待。我也沒有辜負父親的期望，1980年，我成了一名初中英語代課教師，後又考上進修學校，成了一名正式的國家公辦教師。
1990年，我的兒子中考成績優異，在整個烔煬區名列前茅。在討論是上高中還是上師範的家庭會議上，就是父親的一席話，我讓他上了黃麓師範。父親是這麼說的:我們家庭是世代教師，選擇教師與世無爭。另外，他將來還可以繼續深造的，先上了再說吧。回想起來，有時我也稍有悔意，但當時父親的話也不無道理。這或許是與他矢志教育的情懷，以及坎坷的人生經歷有關吧。後來我又讓女兒上了師範學校，當上了教師，我媳婦也是一名小學教師，我的家庭更成了名副其實的教育世家。
1981年，父親正式退休了。他的晚年終於過上了安逸、舒心的好日子。多虧了黨的改革開放政策，使他能夠重見光明，重拾教鞭，重鑄人生！父親九十壽辰時，我特地寫了一首七律用於中堂為他祝壽：
風雨漂泊背離鄉，歷盡坎坷飽滄桑，
含冤受屈二十載，平反昭雪還忠良，
勤勞儉樸傳美德，高風亮節留榜樣，
春風化雨九十壽，兩袖清風四世堂。
二姑父謝毓良為我揮毫疾書，並附上對聯:先賢高德世人仰，後代沐恩福運長。令我悲痛的是，我們為他老人家做完九十大壽，第二年父親就永遠地離開了我們，那一天是2003年3月31日，星期天。30號的晚上，久病在床的父親突然異常清醒，和我聊了很長時間，把我不知聽過多少次的他解放前的經歷完完整整地又重新講了一遍，粗心的我居然沒有想起這是回光反照。或許是上天的刻意安排，第二天因為是假日，我們全家人一個也不少，連女兒、女婿、兩個孫兒都圍在他的身邊，上午九點二十八分，老人家是依偎在我的懷裡給他喂開水服藥時，緩緩地閉上眼睛的，一點兒痛苦表情也沒有安然的走了。這是我此生最大的欣慰，父親離世的那一刻是毫無痛苦的，安詳的，心滿意足的，他一定會是含笑九泉的。
曾經多少次我為父親所受的磨難、艱辛和委屈而辛酸落淚，而此刻我竟然異常的淡定，我毫無遺憾，只有絲絲的悲傷之感和深深的思念之情，無需痛哭流涕。他走得是那麼從容、安定，他的在天之靈更會庇佑周家子孫後代無怨無悔地獻身於人民教育事業的。
最憶是巢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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