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新華僑報》特約評論員 田慶立
戰後長期以來指引日本國家發展走向的“吉田路線”，以“輕軍備、重經濟”而著稱，成就了日本的經濟大國夢想，使日本從戰敗的瓦礫中一舉躍升為世界矚目的第二大經濟大國。然而，隨著冷戰的結束，國際秩序格局發生動盪重組，“吉田路線”的發展模式日益引發人們的質疑和不滿，而經濟大國所具備的超強實力，也難以滿足日本達成政治大國和軍事大國的各項訴求。有鑑於此，第二次上臺執政後的安倍首相很大程度上對“吉田路線”進行實質性突破，由此所形成的“安倍路線”勢必產生深遠的內外影響。
“吉田路線”呈現式微之勢的轉折點，無疑是源自海灣戰爭中日本“支票外交”的成效不彰乃至飽受非議。長期以來，拘泥於固守和平憲法而關起門過小日子的日本，突然發現以往一味沉浸於“一國和平主義”的美好時代似乎一去不復返了。痛定思痛，日本轉而積極尋求為國際社會作貢獻的途徑，無論是自衛隊向海外派兵，還是積極參加聯合國維和行動，甚至配合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明顯是為逾越“專守防衛”原則提供了足資依憑的“口實”。
安倍首相經歷第一次執政的短暫挫折後，積累了寶貴的政治經驗，在重新返回政治舞臺之際施政風格沉穩老練，縱橫捭闔，不斷刷新長期執政首相們的記錄。安倍領銜的自民黨在朝野內外呈現“一黨獨大”的局面，以首相官邸為主導的“安倍一強”體制日趨穩固，首相權限達到戰後歷任首相當中罕有其匹的高點，這些既往首相一直所期待的局面的出現，固然與安倍首相本人的執政水平密切相關，更為重要的可能是安倍享受到了“前人栽樹後人乘涼”的蔭庇。
在戰後日本的政治體制架構中，首相權限過於微弱一直飽受詬病，如何增強官邸權限，才是日本奉行大國外交必備的利器。因此，自1996年橋本龍太郎首相推行六大改革之後，包括行政改革在內的一系列改革全面鋪開，旨在擺脫以往“官高政低”的格局，一方面是政治家不斷從官僚手中奪回權力，另一方面是積極賦予以首相及內閣官邸的諸般權限。其後，小泉首相直接享受這一政策利好，在推動配合美國發動的反恐戰爭上話語權增大，並以漸進而不為世人察知的方式推動自衛隊活動範圍的不斷拓展。
應該說，正是由於自民黨在冷戰結束後刻意持續推進的改革成果，才會成就安倍這一長期執政的首相，改變了此前首相走馬燈般更換的尷尬局面，安倍首相乃是多年來日本政治改革的最大受益者。顯然，安倍首相任期內之所以能大刀闊斧地踐行自身的施政理念，毅然決然地推行與“吉田路線”迥然有異的內政外交路線，無疑是享受到了改革帶來的一系列紅利。
如果說“吉田路線”代表著自民黨保守本流的施政方略的話，“安倍路線”則是繼承了曾經居於自民黨保守支流的執政路線，其代表性人物乃是鳩山一郎和岸信介等，這一派主張謀求國家的獨立性和自主性，追求日美關係的對等性。從安倍所倡導的“擺脫戰後體制”束縛，提出構建“強大的日本”的願景目標，以及與美印澳合力實施“自由-開放的印太構想”來看，無疑是冷戰時期一直居於支流地位的施政理念在當前時代背景下的重新回潮，充分展現了日本試圖充當政治大國和軍事大國的雄心。 （作者系天津外國語大學東北亞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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