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任省作協主席、紹興人艾偉:曹娥江邊埋下文學的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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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深秋,上虞籍作家艾偉(竹雄偉)走上了浙江省作協的領導崗位。10月25日上午,浙江省作家協會第九次代表大會第九屆委員會第一次會議舉行,著名作家艾偉當選新一屆浙江省作協主席。日前,記者採訪了艾偉。

新任省作协主席、绍兴人艾伟:曹娥江边埋下文学的种子

曹娥江邊埋下文學的種子

艾偉是從紹興市上虞區上浦鎮馮浦這個依山傍水的小山村走向外面的世界的。

這是個位於上虞曹娥江邊的村莊,村莊以北大約兩三公里處就是當年謝安隱居處——東山。當地人把東山叫指石山,因為山邊有一塊拇指形的巨石伸向曹娥江。這一帶古窯址林立,文化底蘊深厚。

作家與家鄉,總有千絲萬縷微妙而複雜的關係。對於一名作家來說,童年記憶更如同一粒“種子”。

“我的父親當過會計,算得上鄉村知識分子,會拉二胡,會吹笛子,還會給人畫像。過去老人去世需要畫遺像,都是我父親用炭精條畫的。”艾偉說,這也算是一種藝術啟蒙。

新任省作协主席、绍兴人艾伟:曹娥江边埋下文学的种子

出生於1966年的艾偉,在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寫作,初時的一些作品中明顯留有家鄉的印痕。

小說《鄉村電影》就建立在這種記憶之上。鄉村電影大多在曬穀場上播放。有電影的日子就是鄉村的節日,至少是當時孩子們的節日。在電影播放前,一些四類分子會被指派把曬穀場打掃乾淨。這種勞動說是義務的,實際上具有侮辱性質。

艾偉說,一個人的童年生活在回憶裡總是最為鮮活的一部分,成年後在一定的時段中會越來越清晰,如同烙在心底。這些回憶裡面有著人類生活的原型性元素。這些回憶在日後當他成為作家時是會不斷生長的。

《鄉村電影》其實是一部關於人的尊嚴的小說。這也是小說的一個基本主題。同時,在這部小說裡,艾偉懷著對人性的基本信任。這篇他最早的小說中,這個基調像種子一樣已經埋下。

白馬湖畔大師氣韻孕育了文學夢

對於艾偉而言,高中階段在春暉中學求學,潛移默化中確定了他的自我價值判斷和對未來的期許。

這是一所有著人文傳統的中學,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聚集了一批文藝界名流,朱自清、夏丏尊、葉聖陶、豐子愷、何香凝等都曾在此任教。艾偉入學時他們當然是“斯人已逝”,但他感到他們的氣息還留在校園裡。在一次接受媒體採訪時,艾偉說,“是春暉中學孕育了我的文學夢。我的文學啟蒙非常晚,真正對文學感興趣是在讀春暉中學以後。現代文學史上一批大師級人物,他們的生命和他們的文章同在。這在價值觀上影響了我的選擇,認定文學是一樁美好的事業。”艾偉上春暉中學的時候,剛好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早期,中國詩歌正處在朦朧詩時期,他經常去由葉聖陶題寫館名的白馬湖圖書館看文學期刊,各種各樣的文學期刊都有,“這對我影響很大,讓我覺得文學藝術是美好而永恆的。對我來說這是一種價值觀的確立,冥冥之中決定了我以後要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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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偉大學讀的是建築學,畢業後曾在寧波當過一段時間的建築工程師。工科背景對他寫作帶來的“便利”,他認為可能在小說的結構上會想得更清楚一點,有時候覺得寫小說就像造房子,會找一些足以讓房子立起來的柱子,然後再考慮細部問題。這些年中,艾偉的作品總是有這樣的基本元素:複雜的人物、豐富的情感和令人喟嘆的命運。而他對好小說的評判標準是:閱讀完一部小說,像是重新活了一次,會百感交集,看待世界的目光會拉遠,對世界的看法在那一瞬間改變。即使只是一剎那的改變,也夠了,因為這個堅硬的紋絲不動的世界終於有了溫暖柔軟的時刻。

艾偉平常給別人的感覺大多是沉靜平和,或許與他長期沉浸在作品中探詢人性的深度有關聯。他說,文學是安靜的事業。

人物名片

艾偉,原名竹雄偉,1966年3月生於紹興上虞。當代具有重要影響力的作家,現居杭州。1996年發表第一部短篇小說《少年楊淇佩著刀》。代表作有長篇《愛人同志》《風和日麗》《南方》等,另有短篇小說集多種。部分小說被翻譯成德、日、俄、意、希臘等多種語言。其中長篇小說《愛人有罪》譯成意大利文出版。作品曾獲得《當代》文學獎、《人民文學》長篇小說雙年獎、春申原創文學年度最佳小說獎,作品多次榮登中國小說學會年度小說排行榜。

“施政”理想:作協會尊重創作規律,不急功近利

記者:新當選省作協主席,有沒有想過可以為浙江文壇做點什麼?

艾偉:作家的寫作是一種極為隱秘的個人勞動,需要天分、努力和運氣,在寫作過程中,其實組織的力量是有限的,作協無法替代作家們具體的寫作。在這一點上,我會尊重創作規律,不急功近利。但我認為當一位作家寫出好作品的時候,作家協會是可以對作家有所幫助的,比如對作品進行推廣,包括海外推廣。在這個信息時代,可用多種方法,全方位地把作家推向社會,讓作家走近讀者。我對浙江作家的實力充滿信心,我相信浙江作家一定會寫出屬於他們自己的代表性作品。

記者:聽說您的文學啟蒙是從《百年孤獨》開始的?

艾偉:現在回想起當年的情形,如果沒有那次閱讀,我可能會一直在文學之外。因為我本學建築,這輩子成為一名嚴謹的工程師是順理成章的事。但我在年輕時遇見了馬爾克斯,他讓我知道小說原來可以寫得如此自由,可以不顧現實邏輯而飛翔其上,可以天馬行空地憑想象重新構築一個新世界。

這本書點燃了我對文學的熱情,我開始閱讀期刊,驚異地發現,這本書對中國作家的影響如此之大,可以說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尋根文學很大程度上是在對《百年孤獨》致敬。後來我也開始了寫作。我得承認,1999年完成的第一部長篇《越野賽跑》受到過《百年孤獨》的影響。

記者:這麼多年來,有沒有寫不下去的時候?

艾偉:記得2009年的時候,我寫完《風和日麗》,當時有一種被掏空了的感覺,有好長時間,幾乎不能寫作。但寫作是寫作人的宿命,一旦空下來,人會變得無比空虛,整個生命猶如一輛車在半途拋了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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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到2010年,經過半年的休整,我想作為消遣寫一個過渡性作品,最初僅僅想寫一個傻瓜的故事。他的故事來源於我的鄰居。這個傻瓜當年是我們的樂子。他工作後,把錢藏在蜂窩煤裡面,還告訴我們,這錢將來是娶老婆用的。但多年後,他發現藏在蜂窩煤裡的錢都爛掉了,成了灰。他大哭一場。我把這個人物寫進了小說,又有了長篇小說《南方》的故事。

記者:您似乎一直在關注歷史、時代與人性的關係?

艾偉:我的小說一直都是這樣,歷史一直沒有缺席,我希望歷史絲絲入扣進入我的文本,希望探討在獨特的歷史語境下的人性狀況。我的認知“人性”從來是歷史的,我不相信一成不變的所謂永恆的“人性”。比如,當下人們的道德感肯定不同於別的時代,人性也是如此。 (據《錢江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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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班小布:王麗麗

記者:杜靜靜

審核:張琳

紹報新媒中心編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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