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在東北嘎啦
“任憑你愛排場的學者們怎樣鋪張，修史時候設些什麼“漢族發祥時代”“漢族發達時代”“漢族中興時代”的好題目，好意誠然是可感的，但措辭太繞灣子了。有更其直捷了當的說法在這裡——
一，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
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
“興，百姓苦；亡，百姓苦”，魯迅先生是一個具有悲憫情懷的人，他最清楚什麼是黑暗，什麼是人性，什麼是殘忍，對腐朽統治他深惡痛絕，對苦難的人民他哀其不幸怒其不爭。
古代知識分子是一個特定的群體，是“奴隸主”，也是“奴隸”。從士到讀書人，從文人到知識分子，名稱在變，家國情懷始終如一。魯迅說，統治者需要知識分子歌功頌德來“幫閒”，也需要知識分子“幫忙”出謀劃策。為了維護統治，知識分子還可能成為“幫兇”，至於那些有幫忙、幫閒之志，無幫忙、幫閒之才的人就稱為“扯淡”。其實這兩點並不矛盾，時代不同，歷史觀不同而已。
封建制度剝削人民，壓迫人民，更先進的社會制度出現以後，反觀封建制度下的知識分子，確實具有“幫忙”與“幫閒”的特色。然而，倘若魯迅也生活在封建社會，他的選擇也只有以上幾條路，或者不問世事，遁跡山林。魯迅本人也是知識分子，有新潮思想，也有舊式殘留。他批判人民的劣根性，不是出於個人恩怨，而是出於家國大義；他批判知識分子，同樣出於對民族命運的關切：從這一點來說，魯迅和古代知識分子一樣，都是在“幫忙”。
古代的知識分子信奉家國天下，個人的成長、成功往往與家國一體。愛家，必定勇往無錢；愛國，必定百折不回。政治清明之時，投身時代大潮，到了末世，甘願拋頭顱灑熱血。古代知識分子也要生存，其中當然也有不少奴才，但更多的是民族的脊樑。魯迅那個年代，有的知識分子甘願當走狗，當“幫兇”，但更多的知識分子，如魯迅，一直尋找救國救民之路。沒錯，魯迅一直在罵，我們不怕他罵錯，怕的是他罵對了，更可怕的是我們知錯不改。
上頭派掌門
身為知識界領袖的魯迅，卻一生都瞧不起知識分子同類。
因為在他看來，中國自古以來的知識分子，基本上都是奴才式的群像，中國知識分子史，就是三千年奴才史。這些人，張口閉口“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世道人心”、“精神獨立”，實質終其身都依附、寄生於權力之上，倡優類蓄，不過就是權貴們豢養的衣著光鮮的飛鷹走狗，並不見得有多少光彩，多少清白。
也許，在他看來，就雙方關係而言， 這是一種制度性癌症互染聯盟。權力者利用這些人以“文”的方式維護利益；而讀書人或主動獻媚或被動屈從，成為幫閒或者幫忙；偶有特立獨行者，也必然被高壓鉗制，如司馬遷的受宮刑、高啟的被腰斬，都是經典案例。所以，在魯迅看來，現今那些其實連《論語》逗號都搞錯的“國學家”們所鼓吹的中國文化，是一種知識太監化的文化傳統；而自命清高的讀書人，幾乎就是一個深入骨髓的軟骨病患者群。
就我個人觀察而言，我從來沒有覺得魯迅的這個論斷是危言聳聽的。甚至可以說，中國知識分子的奴性問題，並不是一個已經遠去的民族文化的問題，而是具體的現實中國的問題，因為中國的事情往往都是各種東西集聚在一個時空裡，造就這些奴才的制度上的專制主義弊端，並沒有隨著溥儀被趕出紫禁城而煙消雲散。
關於中國知識分子奴才化制度因素的討論，過去楊師群先生已有很好的見解，我參照他的意見做幾點總結。
1，秦漢以後儒家綱常禮教下奴化的教育模式
若論知識分子奴性思維和人格的成因，他們所接受的教育模式是第一位的。讀書人基本上會因讀什麼而成為什麼。
中國曆代王朝，都可說是集權與極權兼備的王朝。要長期維持這種體制，對國民特別是讀書人的思想控制是第一位的。任何權力必然首先是話語權力。
儒家文化自秦漢以後，獨尊海內，被權力者巧用為思想控制，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洗腦的首要工具。所以需要它，因為它的“忠君”、等級、服從等思想實有奴化意識在裡頭，帝王神聖化、偶像崇拜化，天下是非定於一。
在這種教育模式下，讀書人受教育，不是被教導為做一個獨立不倚的思想者，而是隻指望為權貴所賞識，“暮登天子堂”，甘為狗馬臣僕；而所以要“獨尊”，不過就是馬基雅維利所說的，把別家的思想粉碎，然後把這些思想按照我要的意思重新組裝起來，是為技術，是為權術。
2，國家機器淪為可以隨意鎮壓“妄論”的私家工具
“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清人龔自珍的這句詩，可說道盡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所有“憂讒畏飢”的惶恐。
中國歷史上，大量知識分子的言論生產被權力者所掌控的國家機器宣告為“異端邪說”，“妄言妄論”，文字獄橫行，自由言說的權利被視為無物，時刻逼讀書人為奴，其目的就是要求這些言論製造的讀書人對權力要無限忠誠，所謂國家，不過就是某人之私家公堂；
在這樣的制度文化中，讀書人的“獨立思想”理所當然被視為洪水猛獸，各種最高等級的罪名也是層出不窮。遠的不談，中國入宋即有所謂“通虜”罪名，清初又出現所謂“通海”；民國前先是說“康黨”，後是說“革黨”，民二以後是說“亂黨”；再晚就是“不予顯示”，乃至後來的“反革命”、“攻擊”、“抹黑”，“漢奸”、“美狗”、“帶路黨”………名目實在紛繁，多到不可勝說的境地。
3，家長型王權統治的制度文化時刻“異化”知識分子的獨立性
過去薩孟武就直說，“中國之制即為王權之制”，君臣父子，百家爭寵，完全是一個家長型的統治格局。
在這種權歸中心、利歸中心，甚至命歸中心的王朝文化中，每一個知識分子誕生的第一天，都是宮廷、王朝權力的奴婢、倡優及御用走狗。讀書人立身出處的核心，就是為權力者出謀劃策，屈勢媚世，每一個個體都不允許有自己的個性，在這樣的制度文化中往往被異化為聽話的奴才，甚至是殘暴的野獸。
中國讀書人，屬於權力寄生階層，本身也不存在可以維繫自身獨立、抗衡權力的價值體系與現實力量，所以即便在種種道與權、理與勢的衝突中，有些份子敢冒不韙，偶起爭端，也總會毫無懸念的被戕殺。
而明清以來，中國的專制手段更加隱秘恢詭，反自由、反權力、反言論、反人權的傾向只有強化沒有衰退，作為眾矢之的、也作為民族精英的知識分子，惟有墮落為國家權力的奴才，才可能明哲保身，甚或名利雙收。
4，王朝壟斷一切生存資源的經濟體制，迫使知識分子無路可逃
魯迅說，人總要先有飯吃，能溫飽，才能有力氣談發展，談骨氣，談尊嚴，談知識分子人格。
而歷代的中國讀書人，在王有制經濟制度形態主導下，所有的衣食住行，幾乎都是王權所控制，所施予的，“不為五斗米折腰”，是因為回家還有米，假設全家都嗷嗷待哺垂死掙扎，還管什麼“腰”不腰的呢。連深山出家做和尚、做尼姑、做道士都得迫使你還俗，對不起，率土之濱，不允許你講人格。
也就是說，歷代中國讀書人，根本無法站立權力集團之外，維持一種獨立的生活方式和獨立的人格操守。即便是今日，中國的讀書人還可以挺起匯仁腎寶補養下的脊樑，做到自給自足嗎？
2018，7，18，晚閒敲
劉愚愚
我們知道魯迅說過漢字不死，中國必亡。就因為他覺得漢字是愚民政策的利器……關鍵就在他覺得從自己嘴裡說出來的話，已經高於了漢字對於幾千年中國文化歷史的價值。
魯迅妖魔化了漢字還沒完，繼續醜化中國人的語言，把漢語和奴性劃等號。
魯迅覺得，中國語言中奴性的因素出現，是專制文化的果實。文字獄、思想罪的利劍懸在頭上，於是便有了諸多愚民的表達出現。而那些叛逆的人，在選擇新路的時候，不幸也還是舊有的思維的俘虜，以為早已是新人，根底卻是奴性的另一面。他對《清代文字獄檔案》的解析，就看到了奴性語言帶來的更為奴性的後果。中國語言後來趨於枯燥、無趣，乃是權力震懾的緣故，有人性的表達，豈不是觸動龍庭？而奴才一旦得以喘息，其惡不亞於主子，那表達也就由低眉氣向惡氣轉化了。（魯迅批判愚民和奴性，把罪魁禍首算在了漢字和語言上，也就是說他覺得中國人要擺脫奴性，不僅要滅漢字拉丁化，甚至於連語言都得改。）
但是你們知不知道在魯迅眼裡什麼人沒有奴性？
魯迅所希望的新的鬥士的文體，乃沒有殺氣的、帶有嚴明理性和趣味的、充滿愛意的詞語。他後來在柔石、蕭紅、白莽（左翼作家）的詩文裡，看到了這樣的曙色。
魯迅對非奴性的語言的建造，主要體現在他對青年的扶植之中。他欣賞蕭軍、蕭紅（左翼）的主要原因，是那裡沒有萎縮的、欺騙的語言。他認為左翼作家是該創造出新的、沒有綿羊氣的文體。
這下明白了吧，魯迅覺得中國不僅文化，連語言到漢字從上到下根根底底都帶有奴性，但是左翼作家沒有奴性。
那麼問題來了，什麼是左翼？
空空空42973354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對魯迅有個其本瞭解。魯迅生於清末民初，他出生的時代正是中國最腐敗最黑暗，最懦弱最混亂的年代。當局者天花酒地，紙醉燈謎，爭權奪勢，唯利是圖，他們只顧自己尋歡作樂，根本不管百姓死活。而當時的老百姓，深受帝，官，封等各種勢力的壓迫和剝削，思想早己麻木。他們活在世上，象沒有靈魂的木偶，除了吃喝拉散，幹活睡覺，對什麼都失去了興趣。他們認天由命，任人欺凌，不敢反抗，不敢吶減，只知埋頭苦幹，對一切都漠不關心。魯迅眼前當前之局勢，深為中國前景擔憂，他同情弱小，厭惡豪強，對那些為富不仁的有錢人，深惡痛絕。他曾學醫，後改為寫作，希望以筆為槍，寫出文章，讓大眾覺醒，讓民族復興。他痛批當局欺內媚外不作為，又呼喚民眾團結，為自由，民主而努力奮鬥。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是他內心真實寫照。有人提出，百無一用是書生。知識分子因為有文化，思想比較成熟，大多知道明哲保身的道理。所以對有些事，有些事抱著看透不說透,以免引火燒身，引禍上門。魯迅是真正的勇氣，他扯起革命的大旗，獨臂疾呼，向一切不公平的黑暗統治喧戰。他生於腐朽社會，卻出汙泥而不染，不同當時一些社會名流和文人雅士同流和汙，他看不慣那些知識分子的小資產階極思想，認為他們沒有盡到自己責任，沒有民族正義和社會責任感，所以說出了那句話，表達了自己的憤怒無奈而又心痠痛苦的心情！
手機用戶藍天之鷹
看了一些回答真他孃的搞笑。有的人識喜歡魯迅什麼的？難道你們不是在拍馬屁？還有人說中國幾千年來都是奴性思想。那為什麼古代中國有朝代更替？如果真有奴怪思想那來的反抗？不應該是順從嗎？把古人的生存之道說成奴性？到低是你們奴性還是你們所謂的魯迅或周作人有奴性？一個自卑的人只會寫一些人性醜陋的文章來顯示他的與眾不同而周作人就那個在舊中國落後中自卑的人。垃圾魯迅。周作人的文章騙騙小孩還行。
黃氏錒信
文化人分三類。追逐名利類，學得文武藝賣與帝王家是絕大多數讀書人的初衷，連孔子也要帶著弟子去列國求官，好榜樣。李白看似豪放，其實也是很想富貴的，不然也不會接受皇上封的大學士，陶淵明更假，混了大半輩子，眼見升官無望才回家採菊花。正如此，皇帝想了個好辦法～考試，指定考試大綱，不考的就沒多少人學了，久而久之，思想就純潔了嘛。成功上位者自然名利雙收，失敗了的呢，自恃才高八斗而屈居人下，自然是牢騷滿腹，很多古詩詞裡託物言志多為懷才不遇的鬱悶文人，《陋室銘》，《岳陽樓記》，《歸去來兮》，《琵琶行》，《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課本里一抓一大把。現實裡，我們這些噴子差不多也是追逐名利失敗後才看啥啥不順眼。二類是修身養性，開拓智慧型。古人肯定是有的，可惜很少有記載，姜太公，南山隱士太矯情了，空鉤釣魚本來就是炒作，要忘情江湖，幹嘛偏要到離首都不遠的地方假惺惺隱居呢。現代社會這類人越來越多，不少人潛心於學術研究創造發明，並不在乎名利場的風月，那些科技工作者大都是這類人，也幸虧這類真正知識分子的存在，社會才在不斷進步。三類是幻想型知識分子，文化是有一點的，但不能兼濟天下，想法也是有的，但很不願意用行動完成，甚至心裡的不滿也常常怯於出口，即使愛意切切也不敢追求，用《蒹葭》裡那個痴情而怯懦的青年來比喻這類知識分子是恰當的。
第一類人的人生動機就是奴化他人，第二類人不願奴化他人，也很難被奴化，第三類人幾乎就是被奴化對象了。
看你們玩兒
所謂“奴性”，就是甘當權貴的奴才，相當於後世所謂“御用文人”之類。這是封建社會知識分子的侷限性所決定的。說實在，是人都想出人頭地。在唯“皇”獨尊的情況下，“御用”才會有出息。在中國古代，道家“奴性”少些，儒家“奴性”多些。孔老夫子奔波一生為的就是想當個國師（皇奴）。有的人總拿後世的所謂“獨立、自由之精神”去套古人，我以為是不明智的。而且，知識分子依附於人並不一定有錯，關鍵是依附的對象，是推動歷史前進還是開歷史倒車。新中國人民當家作主，知識分子依附（擁護）人民政權（國家），為人民大眾服務，這是天大的好事、善事。有人卻認為這樣會喪失“獨立性”，是不恥的行為，好像一定要跟政府對著幹才對頭。這是一種知識分子不分是非、妄自尊大的綜合症。魯迅的骨頭夠硬了吧？可是面對人民，他竟可以“俯首甘為孺子牛”。這非但不是什麼“奴性”，反倒是一種無比崇高的精神境界。值得我輩學習、學習、再學習。
望君山人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呵呵，這句話就足夠說明問題了。
嚴格的等級制度桎梏了思維的交流，高高在上的位階讓低階人物噤若寒蟬。
等級是人為劃分的，怎抵得上大澤鄉那句震耳欲聾的：王侯將相寧有種乎。
在身份等級的無形權威面前，彷彿是一道可怕，無法逾越的阻礙，思想上實現不了平等，於是就有了高貴身份的人，不管品行如何敗壞，始終是必須服侍的主子。
而身份低微的人，無論品行如何高貴，始終只能以奴婢心態仰視上端，甚至是雙膝跪地膜拜壓根不值得稱道的主子，稍有褒獎就歡喜鼓舞，略有斥責就如喪考妣。
如此令人錯愕怪異的現象居然循環了兩千多年，不能不說古代的知識分子在大澤鄉之後犯下不可饒恕的罪過。
鴻哥iouyh福小鋪
魯迅先生說古代文人有奴性思維，說的保守了，哪個年代沒有，現在哪些一說出來在國外獲得什麼院士，什麼叫獸，什麼博士的就覺得很了起。開口美國怎麼怎麼的，國外怎麼怎麼的，打擊中醫，毀滅中國傳統文化，推廣孟山都轉基因的，辱沒民族英雄的哪個不是所謂的文化精英，說古代文人的奴性，總不說現代文人多賣國呢？
真正有血性，有正義，有才能，有擔當，為祖國強大，為社會清朗的文人只是一部分，只為這些人喝彩，哪些賣國的奴才終將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無論漢奸走狗如何翻案，都改變不了英雄在大眾心中的尊重。
用戶艾你依生
昨晚和朋友吃飯聊起最近的一系列事件，事件接連不斷而又很可能不會得到解決，已經不是單靠群體七天記憶這種能夠解決的了。我們到底發生了什麼？為何為我們自己無法去爭得應有的利益。後來又聊到漢語目前的陳詞濫調，讓人痛惜。在這樣的時候，尤其能看到魯迅的鋒利與透徹，即使過了將近百年，依舊如此。
在魯迅的觀察中，關於民族性的觀察尤其犀利，奴性這個事兒真是百年來就沒有啥變化，甚至奴性程度還加深了。你看這一次次事件中，集體的七天記憶，社會事件被遺忘的速度越來越快，失去了真正的反抗精神。
魯迅關於中國知識分子的奴性判斷，我們會感知得越來越頻繁。奴性是天生的還是後天的？奴性還能改變嗎？
魯迅將奴性歸為一種民族性，做慣了奴隸的人自有其天生的奴性，而後天的社會經驗讓奴性進一步加強。在這種情況下改變奴性就很困難，但依舊是可以改變的，在可以以及應該反抗的地方不再軟弱，有好的正義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