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指導，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主辦的“邁向新時代的經濟體制改革研討會暨第十六屆中國改革論壇”於2018年11月25日在北京舉行，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社會建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教授江小涓出席並演講。
以下為演講實錄：
演講題目：“網絡和數字時代的改革與開放
尊敬的各位前輩、各位同事、各位來賓，大家上午好。今年是改革開放40週年，我完全同意前面各位老師的觀點，就是我們還有很多改革在路上，還要繼續推進。但是，畢竟過去了40年，各方面的發展變化是非常巨大的，我們看過去、看現在也要看未來，所以我稍微錯開一點角度，從當下和未來現在的世界、現在的中國，從新的特點出發，看看我們今天改革開放的需要有一些什麼樣的新的思考在裡面。
新的內容很多，我覺得如果考慮改革和開放問題，在新特徵中間網絡和數字的技術是一個非常廣泛、基礎和重要的影響。 它使資源配置的方式、商業模式、產業組織、競爭格局、激勵機制等等許多層面已經和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先完全不一樣。所以，也帶來了新的問題，改革開放新的設想和部署都需要考慮這些新特點和新問題。所以，我今天的發言題目是“網絡和數字時代的改革與開放”。
第一，網絡和數字技術對資源配置的影響。
這是一個很大的題，我只挑一個面上來講。網絡和數字技術通過影響消費、影響生產和影響兩者的連接方式會對資源配置產生重要的影響。時間原因，我只舉例子說明。
一是從需求上來看，網絡和數字技術使得樂消費（即滿足精神和心理需求的消費）在急速的膨脹。現在這類消費的內容極為豐富，這類需求的特點就是非常的個性化，快速變化而且有很大的隨意性、隨機性、隨大流性和求新求異的性質，是計劃規劃不能實現辨別的，需要市場主體隨時捕捉並創新性的提供產品和服務，這是從消費層面。
二是數字和網絡技術使生產過程從同質向異質轉變。互聯網編織起了一個網絡化生產組織，使得生產可以由大規模標準化向分散化、個性化轉變，產品由同質向異質轉變，生產小批量、多品種甚至單品單件精準按需生產，這種生產過程需要市場主體高效靈活的配置資源。
三是平臺企業成為連接生產消費的主要渠道。以往大企業才有的規模經濟優勢在這個平臺上被弱化掉，小微企業可以擺脫規模小的不利影響，依託市場範圍極為廣泛的平臺，不受地域限制，向全世界消費者提供服務。我們有過兩個人小團隊開發的手遊，全球44個國家的用戶達到800多萬個，只有兩個人的企業。我們有7個人的做網絡、做爬蟲技術的企業，在世界上14個國家有用戶。原來我們講要規劃一些大企業，發展大企業集團，因為他們有規模優勢，因為他們有世界競爭力，有了網絡平臺這種連接生產和消費的渠道之後，小微企業依然可以發揮非常顯著的規模優勢和分工的優勢。
四是網絡與數字服務的價格形成機制很不相同。 傳統理論中間的需求、供給、供需關係、邊際成本等等因素在這些產品的定價中間作用非常弱。我覺得今天所謂的網絡均衡價格在互聯網經濟中間是非常難以把握的，因為一個產品的初始成本非常大，但是它的邊際成本幾乎接近於零。所以平均成本在什麼時刻、什麼樣來確定這個成本，我覺得是很難的，有時候我看邀請發改委看看有些價格是不是合理，特別在平臺上第三方、第四方、第N方都進入以後，政府確實難以確定和核查價格是否合理，這是網絡的特點。
網絡和數字經濟時代充滿著不確定性和風險，需要基於企業家精神的創新和拼搏，也需要市場提供激勵和議價變現的通道，這樣才能消化試錯成本，並分散失敗的風險。這種有效的體制才會吸引創業者和投資者，甘願冒很大的不確定性和很高比例的失敗的風險，來傾心於創新。除了極度靈活的市場主體，沒有人在這個經濟體中能夠有效的配置資源。
有人說，大數據提供了有關市場運轉的海量信息，樂觀者甚至認為有望解決計劃經濟中所需的信息問題。但是大數據並不能解決同樣重要的和現在環境相匹配的激勵相融的機制，企業家風險偏好也是無法確定的，
我個人認為難以解決國有企業預算軟約束的問題。所謂基於信息技術的計劃體制目前還不具備現實意義，市場機制較發揮重要的作用。在這兒講這一句話，有不合時宜，我就這麼想的就說出來了。第二，網絡和數字技術對開放的影響。
關於開放，我特別強調一下服務業的開放問題，因為我們製造業的開放程度已經達到了比較高的程度。2012年起服務業在中國是第二大產業，2015年起超過50%，今年還是增長非常快，我在不少場合講，中國進入了服務經濟的時代，不管我們喜不喜歡，這是不可逆的。過去40年我國製造業高速增長，結構提升、技術升級，很大程度上是利用了全球化的機遇，兩個市場兩種資源。我現在就想問問，服務業能不能複製或者重現製造業的模式，通過對外開放參與全球競爭，擴大規模、提高水平、提高競爭力。這是我們今後一個重要問題。
這一問題的回答涉及兩個因素，一是服務貿易和前面的貨物貿易可比嗎？二是現在我們的外部環境和此前40年相同嗎？這兩個問題非常關鍵。
關於第一個問題，服務貿易和貨物貿易有可比性嗎？按照傳統的理論，沒有。服務是一個典型的不可貿易的產業，因為它要求同時同地、人對人、面對面，不可儲存，所以不可貿易。我們隨便舉幾個例子，原來叫老師、看病、看演出，保安服務、保潔服務、家政服務，服務是一個過程，是不可以遠距離貿易的，所以服務貿易在傳統的經濟學教程中就是不可貿易的產業。在上世紀70年代之前，服務貿易佔全球的貿易比重一直在10%以下左右，一直到上世紀80年代，這個比例才開始上升，大概三年上升兩個百分點，到2016年達到了24%。就是說，服務貿易從80年代以後上升的一個最重要的原因仍然是網絡和數字經濟的發展。
它帶來了什麼變化？
第一個變化是本身是可以貿易的 ，我們現在軟件、程序、網上各種各樣的增值服務，不但可以貿易，而且貿易的效率非常高，這是第一它本身可貿易。
第二個變化是網絡空間使原來的傳統不可貿易的產業變得可貿易，我們現在講的所有的遠程，遠程醫療、遠程教育、遠程視頻會議等等，在現在的時代變成可貿易、可以遠距離從事和交易的產業。
第三個變化不但可貿易，而且效率非常高，我們現在一場演出，大概2016年的時候，全國進到音樂廳就是進到所有演出場所看演出的人大概600萬人，但是一場音樂會，在全球同時直播是2800萬的聽眾，同樣是一場音樂會生產效率提高非常快的。
現在總的來說，在現代這個時代，服務業的開放完全變成可貿易的產業，而且效率大大提高。現在服務貿易帶來的效率和改善非常顯著，無論是服務提供還是服務消費，遠到天涯和近在咫尺對我們來說是無感的，是非常高效率的。所以信息技術的發展使得服務業成為了可貿易的產業，而且交易成本耕地，不是所有講的一部分。
這一問題的第二個問題。全球化的背景可以比較嗎？這是當前討論的一個重大問題。現在各種利益集團相互博弈，反全球化的聲音和事件時有發生的，但是對服務貿易來說，在網絡空間的交易是非常難以後退和阻礙的，在這個領域中間，全球化的趨勢是不可改變的，現在我們貨物貿易受到那麼大的障礙，處處受到指責、批評，但是馬雲先生一年飛到七八十個國家，他說我不是去和總統握手去了，是去做生意去了，做移動支付、做網上交易等等，所以他服務貿易到哪兒去，那些對中國指責，包括特朗普，對中國指責非常嚴重的國外的人士，對他的到來都表示了熱烈的歡迎。所以，他是一個不同的時代了。
所以我們可以樂觀的預期，服務貿易或者服務全球化，仍然會很快的發展。當下時代，到了一個服務經濟為主的時代，在這個時代利用好全球化的機遇是同樣重要的，我們不用悲觀，不用退縮，不用自我禁錮，一定要牢固的還有擴大開放、提高水平、全方位、多層次、高水平的開放，不是我們的意願而是有產業全球的背景的支撐。我覺得這一點一定要有足夠的信心。
再說一句，中國服務貿易現在一講中美貿易說我製造業產品對你出口多，你服務對我進口多，所以我們一樣，但是實際長期看，中國服務最有競爭力，網絡和數字時代的服務最需要規模經濟，中國13億人都是，很多產業首先在國內形成了競爭力，然後向世界外打，這種模式在幾百萬、幾千萬人口的地方應用，所以我們國內市場特別大。網絡應用最發達，我們現在20歲到39歲這個人群，每週上網時間是全球第一，就是28.5小時，我們把很多的時間用在網絡上，各位有一半人低著頭忙你的手機呢。我的意思是說，我們是一個網絡廣泛滲透，大家極為愛好的一個行業，很多國外的大企業跟我講，不知道為什麼中國人這麼喜歡手機，所以它的汽車開發一定要把這些考慮進去。
另外，製造業水平高。我們服務貿易很大一塊是生產者服務，生產者服務的話，要細分、專業化、高效率，一要有一個巨大的製造業才能支撐它，我前一段時間到了蘇州，那些企業做服務貿易的企業非常快，我們有一個光明傢俱在宜春，有六大系列，每一個系列都有專門的傢俱設計商，做床的是做床的，做椅子的是做椅子的，每一個承包商還會設計再細化下去，想想有這樣細緻分工的設計業需要產業規模才能支撐，很多產業只有中國有這個優勢。所以國內規模大，網絡滲透高，我們的製造業效果好，一定會使我們的服務業在全球在未來有特別好的發展。關於這一點我非常樂觀。
第三，新的挑戰和問題。
網絡和數字時代政府的重要作用，時間原因我們已經不能像這樣講了，就舉幾個例子了。今年6月份，阿里在美國申請了一個專利，是區塊鏈的專利。申請的時候的標題就是“阿里申請為政府留了後門的專利”，如果比較規範的表述，“阿里申請了一個被允許第三方進入內部干預的專利”。這不是中國，這不是國有企業，這是阿里這樣的企業在美國申請的專利，一定有新事情發生，使企業主動邀請，我在設計這個產品的時候為政府幹預留下了餘地。
發生了什麼問題呢？我覺得互聯網時代和產品時代不一樣，產品時代企業創造了產品，互聯網時代平臺創造了一個新的社會。創造了這個社會以後，既然企業和廣大用戶一起創造了新的社會，必須要負起治理的責任。舉幾個例子，年輕人網癮的問題、信息的問題、不實信息對公民干擾問題，這些問題都是企業做不了，而是企業希望政府共同參與解決這個問題，網絡時代廟堂和江湖的界限要重新思考，什麼事情該誰做，這是一個新的變化，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企業會認為需要政府深入到企業運營的內部層次去進行監管，這是對企業的干預。第二個就是贏者通吃帶來的收益差距問題。現在互聯網稍微好一些，由於傳播的成本非常低，稍稍好一點或者早一點的產品服務迅速就鋪滿市場，造就一大批富翁。但這種富翁既不是找你們審批，走後門拿了什麼資源，也不是有什麼其他的問題，和勞動剝削、和其他的問題都無關，就是靠創新、靠理念、靠贏得市場來獲得的收益。我們現在在我們的道理上沒有問題可以譴責他們，畢竟社會相對公平的收入是全社會的理念，政府怎麼解決這個問題是一個認真思考的問題。
我稍微概括一下，現在的時代政府和市場的邊界的劃分問題，這是一個大問題，這不是原則可以解決的，放的越多越好，原有邊界在移動，現在公共服務的邊界基本上市場方向移動，網絡有任期就有商機，原來很多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企業完全介入進去了。最典型的大眾性娛樂活動就是廣場舞，廣場舞那麼擾民，它現在變成了一個商機，我們的體育主管部門特別想給他們服務，編了好幾十套舞，沒有人學，為什麼？現在有六大網站，天天在網上教，都是廣場舞的網站，上去一看幾百套，各種各樣，非常熱鬧，六個網站粘了1億用戶，它把他作為了一個進入網絡的通道。我們現在經常在廣場上看見打架，有一次打架，不是每次都是，就是當天晚上有比賽，我的代表隊已經到了最後決賽，今天晚上最後十支隊伍現場演完之後要上傳視頻，要評獎，你今天晚上不讓我在這兒跳，這不可能，所以它已經完全變成了商業化的規模，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公共服務都變成商機，這是我們講的公共服務的移動。
二是市場監管，現在全球買之後，極大量的假貨在網上氾濫，很多網站都是自己做，去年知識產權組織的總幹事去看了阿里的假貨防範體系，他認為這是在網絡時代對付假貨、保護知識產權真正有效的辦法。這也是企業在幫著政府在做事情。
還有一些新邊界出現，我也只舉兩個例子，一個是現在新的技術的問題。我們很多新的技術不是帶來產品，不是帶來收益，影響很多問題，比如AI技術、網絡技術、生物技術、精神藥品的研製技術，都有非常大的社會倫理和長期的問題，這個問題誰來管？這個邊界有很多新的邊界的出現的問題。另外我們現在有一個數據的邊界的劃分，現在到底什麼數據，在什麼時候是允許讓數據公司去抓取，促進數據產業的發展，哪些數據個人保護是不允許外溢的，這在美國和歐洲實踐是不一樣的，企業、公民、不同國家由於數據公司的發達程度不一樣，所以立場不一樣，當我們說一計保險話，既要考慮產業發展，又要考慮公民隱私的保護，這沒錯，但這中間的劃分將是一個非常長期的問題。時間原因，我不能多講了。
總的來說，數字和網絡時代政府和市場邊界劃分、改革開放有很多問題要有很多問題需要研究，我們要往前看，也要往回看。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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