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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這一說法的來源。武王伐紂滅了商朝，後商紂王之子武庚聯兵反叛失敗，商朝遺民被迫集中到都城洛陽，接受看管與監視。商人遺民沒有田地，只有小買賣可做，逐漸成為善經商的族群。隨著民族融合和商品經濟的發展，周朝的少數貴族也開始做買賣，這樣商人就成為從事商品買賣的專稱。
自古以來中國富商巨賈層出不窮。我國很早就有商人出現。孔子的學生子貢，就是有成就的商人。鄭國富商弦高用十二條牛犒勞偷襲鄭國的秦軍，使其不敢攻鄭，上演了歷史上富商救國的一幕。當然，最著名的商人當屬戰國時期呂不韋。濮陽人呂不韋利用經商成為鉅富後，開始涉足政治，他暗中運作使異人子楚被立為秦國太子，後來太子順利成為秦國國君莊襄王。據說秦始皇為其生子，呂不韋因而官至宰相。越國著名商人范蠡當年出巨資資助越王，創造了三千越甲可吞吳的壯舉，並一舉助力越王實現霸業。西晉時期大商家石崇，據說僅房子就達到了成千上萬平米，光是下人奴僕就有上萬人，家裡廁所就是鑲金的。明朝沈萬三富可敵國，出巨資幫助朱元璋，幫助修建南京城牆，還要出資幫朝廷打仗。清朝大商人胡雪巖資助左宗棠平定新疆叛亂。明清以來還出現了有巨大影響的真正富可敵國的晉商、徽商、甬商與潮商這樣的商幫。這些都說明我國自古以來都是一個出商人，善經商的民族。
商人的出現有賴於剩餘產品的出現，商人階層產生有賴於城市出現。古代社會由於生產力極其低下，社會根本就沒有多少剩餘產品。人們生產的產品僅僅維持生存尚且不足，更不用說拿出盈餘東西出賣，因而專門從事低買高賣，溝通和調劑社會需求的商人很難產生。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與人口規模擴大，零星商人開始出現。而城市的出現才會有真正商人階層的產生。因為城市人口中，除了國家與城市的管理者、守城的軍隊、進城辦事的群體以及手工業者等等以外，其他大多數人都是做買賣為城市人口提供服務的商人。
我國真正的商人階層出現在明清時期。明中葉以後，人口已經達到1.5億至1.9億。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商業作用的擴大，商人群體的財富增加，經濟實力增強，社會影響力也日漸上升，商人對國家政權影響力增強，商人對自身社會價值的評價越來越高。明末清初的商人提出了名利相通，義利相融的觀點。從東南沿海地區到內地的繁華城鎮，越來越多的官吏和士人開始兼營工商。從明朝景泰年間開始，政府為了解決國家財政困難，開始實行“納監”制度，商人只要向政府繳納一筆錢糧，就可以進國子監讀書，出監之後還可以做官，使得納監成為與科舉並行的制度。據弘治末年吏部尚書馬文升的統計，當時1200名京官中，有800餘人的官銜是用錢買來的。商人通過正常的買官戴帽，完成了從商人到名為官人實則官商一體身份轉換，社會地位大大提高。
晚清鴉片戰爭之後，面對西方堅船利炮，中國被迫向資本主義經濟體系過渡，面對西方生產方式的強勢衝擊，晚清重商主義順勢興起。維新思想家鄭觀應在《盛世危言》中說：僅僅購鐵艦、建炮臺、造槍械，都不足以挽救豆剖瓜分的危局，只有大力發展民族工商業，在商海中競爭成長，壯大國家經濟實力，才是治本之策。鄭觀應斷言：“習兵戰不如習商戰”。
在這樣的思想影響下，不管是東南沿海還是內地各個商埠，商人的地位更是扶搖直上，這次不是因為他們保藏錢財，而是因為他們是振興國家、抵禦外辱的社會中堅力量。商人們亦因此開始變得自重自持，逐漸有了某種社會責任感。
十九世紀末期，清政府推行新政，毅然將中國傳統社會形成數千年之久的“重農抑商”政策變成振興工商實業的政策，這在中國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清政府在1903年正式設立商部，1904年《公司律》頒佈實施，為商人的經營活動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法律保障，這在歷史上是首次。同時，政府頒行獎勵商人的政策《獎勵華商公司章程》，這些立法規定，直接促使當時的社會風氣大為改變，商人階層算是實現了強勢崛起，地位大幅提高。
大成律師鄒光明
商人階層在中國形成得非常早。根據歷史傳說，周武王滅掉商朝之後，商王朝的直系後裔很多以經商為生，因此中國將做生意的人稱為商人。而到了春秋戰國時期，因為政權分割，反而給商人更大的活動空間，所以很多大商人不僅擁有鉅額財富，甚至於擁有很大的政治影響力。孔子的學生，端木賜也就是子貢，就身兼商人和政治家兩個身份，遊歷各國從事遊說工作，可以和君王分庭抗禮。相比傳說而言，這是正史記載，可信度很高。因此可以說在春秋時期就已經形成了一個商人階層，並且這個階層除了擁有經濟影響力之外，在政治上也很有影響力。
而中國商人的黃金時期，應該就是春秋戰國，一直到西漢早期。在這一時期，由於政治相對動盪，政府對於商業活動的控制很弱，所以商人們的經營活動非常自由，加上諸侯林立很依賴商人提供的戰略物資，所以商人的政治地位也很高。不過到了漢武帝時期，情況發生了顯著變化。漢武帝除了在思想文化上推行獨尊儒術罷黜百家的政策之外，在商業領域採納桑弘羊的建議推行政府專賣制度。尤其是對於鐵和鹽等特殊商品。這對於商人階層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打擊。更嚴重的是專賣制度持續發展，貫穿在整個中國傳統社會的發展歷程。實際上時至今日，依然可以看到專賣制度的影子。在專賣制度下，商人實際上完全失去了經營自主權。對於他們來說只有兩個出路，要麼是經營政府不嚴格管理的商品，但是利潤很低，要麼成為政府專賣的工具，幫助政府推行專賣制度，收益同樣不高。而戰國時期法家推行的重農抑商制度，到了漢武帝時期，被儒家吸收並長期遵循。這套制度和與其相關的一系列配套思想，極大的束縛了中國古代商業的發展。導致了商人階層在中國社會的弱勢。這是中國近代沒有實現社會自主轉型的原因之一。相比較而言，西方社會在中世紀晚期的時候，通過商人的興起，開啟了新社會的大門，逐步實現了社會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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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農工商的分類，春秋時就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