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案列講述方式，同樣的案例，別樣的精彩，希望新老朋友一如既往的支持，老崔也在這裡謝謝大家了。
一、一封舉報信
1954年8月9日，成都市公安局東城分局收到了一封署名舉報信件。
舉報信的寫信人名叫張金珠，是一名小學教師，住東城區大神巷。舉報信的內容是：發現其鄰居冀朝生經濟狀況反常。冀是一個缺失了一條臂膊的單身老翁，無業，也沒聽說過他曾經繼承過祖上的大筆遺產，或者獲得過親朋好友的什麼饋贈，之前生活一向比較拮据，但最近一段時間卻置辦了多套新衣衫，伙食也大有改善，還時不時上館子。張金珠對於冀朝生的這種變化感到驚訝和不可理解，懷疑其背後藏有不可告人的隱密，故特向公安機關舉報情況。
東城分局對這封舉報信很重視，作了登記後當天轉給了冀朝生居住地的總府街派出所。
管段民警楊瑞世奉命對這封舉報信所說的情況進行初步調查。那時的戶籍警，下管段的時間比待在自己辦公室的要多一些，每個人對於自己管段內的居民的基本情況都是比較熟悉的，其中工作特別出色的警察甚至能夠做到對每一戶居民的情況都能信口道來，不差分毫。楊瑞世的工作做得算不上特別出色，但他對獨臂翁冀朝生的情況還是說得上來的。
冀朝生，北京人氏，這年65歲，1946年來成都市居住。當時，大神巷這邊是其女兒的住所。冀朝生的女兒名叫冀紫菊，1937年畢業於四川大學，未曾謀什麼職業，因為她在畢業前就已嫁給了一個姓李的藥材富商的少爺。不久，抗日戰爭爆發，川軍奉命出川抗戰。李少爺熱血澎湃，竟然扔下銀行高級職員的飯碗和新婚不久的嬌妻，投奔國軍第22集團軍第41軍122師王銘章師長麾下。不久，就傳來了李少爺在行軍途中遭遇日軍空襲身亡的消息。這樣，冀紫菊就成了寡婦。1945年抗戰勝利伊始，冀紫菊再婚，嫁給了國軍的一名空軍少校飛行員。冀朝生1946年來成都後，就住在女兒女婿家裡。住下後的第二個月，冀紫菊讓丈夫去國民黨警察局替冀朝生上了戶口。
1949年，時局發生了劇烈動盪之變。12月中旬，冀朝生的國軍少校女婿奉命撤往臺灣島，其妻冀紫菊決定隨同前往。當時逃臺的文武官員很多，飛機人滿為患，但冀紫菊的丈夫是空軍軍官，所以不但能帶著妻子飛，還可把岳丈也帶上。但冀朝生拒絕前往臺灣，寧願獨自待在成都過日子。
冀紫菊隨夫逃離成都時，給老爸留下了一大筆鈔票，還有一些銀洋。成都解放後，跟共產黨解放每個城市後一樣，軍管會張貼出公告，宣佈數日內可以將原國民黨政權發行的紙幣按公佈的比值兌換人民幣。冀朝生平時說一口京腔，跟滿口川話的鄰居幾無交流，那段時間又正是川地冬日，又寒冷又潮溼，使他這個北方人很不習慣，風溼腿發作，竟然不知道外面大街上早已貼出了佈告讓限期去兌換鈔票。等到他知道時，已經過了期限，女兒留給他的那些紙幣就成了廢紙。幸虧還有些銀洋，那倒是硬通貨，使他還不至於斷炊，但是生活質量肯定下降不少。
本來，像冀朝生這樣的殘疾老人，身邊又無子女，是應當得到人民政府的照顧的。區政府確實也有過照顧他的打算，派人來履行手續，就是要了解一下他的經歷情況，作個登記，好讓民政部門備個案。但是，冀朝生聽說要問他的經歷，一口回絕，說我又不是什麼反革命，也不是惡霸，你們憑什麼來審我啊？話不投機，雙方就談不下去了。這樣，政府想關心他也就沒法實施了。
過了一段時間，有人向政府反映說冀朝生住的房子是他那國民黨空軍軍官女婿買的，應當列入敵產，要求政府予以沒收。區政府房地產股於是派員前往瞭解，倒捱了冀朝生一頓罵。他說這房產是他女兒跟第一個丈夫李大少爺結婚前還在四川大學讀書時就已經買下了，我有房契，你們接管國民黨的檔案時也應該把房產檔案接管下來的，不先去看看清楚反倒來騷擾老子？房地產部門去翻查了檔案，冀朝生說得不錯。至於冀紫菊一個正讀大學的女學生哪來的錢鈔置買房產，那是十幾年前的老賬了，政府也不想管了。
隨著時間的推移，冀朝生的日子過得越來越拮据了。儘管在外人眼裡，他似乎過得很悠閒：每天早上去公園晨練，下午去茶館喝茶，晚上則打開他軍官女婿留下的那臺美國收音機聽戲聽評書。但鄰居都知道老爺子一天只能吃兩頓，伙食質量也很差。
這就是戶籍警楊瑞世在這之前所掌握的冀朝生的情況。現在，他拿著張金珠的舉報信，前往居委會了解冀朝生最近的情況。居委會幹部叫來不包括張金珠在內的冀朝生的鄰居，楊瑞世跟她們聊了聊，果然都說冀朝生的生活狀況大為改觀，從表象上看簡直跟那些資本家可有一比了。
調查情況反饋到東城分局，於是產生了疑問：冀朝生的錢是從哪裡來的？分局治安股於是決定對此進行調查。
二、赴京外調
偵查員宋大彬接受了對冀朝生調查的使命。宋大彬原是米行工人，解放前是地下青年團員，解放後參加了公安工作。從行業角度來看，還只能算是一個新手，但他比較善於琢磨，性子也很緩和，做事穩重。他接受使命後，先獨自琢磨了一番，然後就去郵局調查冀朝生的郵件往來情況。因為他認為冀朝生的經濟來源可能是有人通過郵局匯款過來的。
但是，郵局方面說從來沒有冀朝生的匯款，投遞員甚至根本回憶不起他是否給冀朝生這樣一個人送過任何形式的郵件。這就沒戲唱了，宋大彬於是就想到了銀行，那也是一個匯款的渠道。一連跑了幾家銀行，那時沒有電腦，所有賬目都是紙介質，按說要查賬目的工作量是蠻大的，好在冀姓比較少，那時銀行的賬目登記是按照姓氏筆劃排列的，可以一目瞭然就能看清。一目瞭然的結果是：成都全市沒有一個姓冀的人跟銀行有業務往來。
這兩項調查屬於常規動作，常規動作做下來沒有收穫，宋大彬就意識到這事兒似乎有些複雜，往下，只有調查跟冀朝生來往的人員了。即使沒有做過偵查工作的人也知道，這種調查不但費時費力，而且最後還可能一事無成。但宋大彬此刻別無選擇，只好一個人幹上了。他通過戶籍警楊瑞世瞭解到：冀朝生幾乎沒有什麼來往的人，除非早上去公園晨練、下午去茶館喝茶時跟別人有接觸。
宋大彬一聽冀朝生有這樣兩個生活習慣，就樂了：以當時的形勢，宋大彬最懷疑的是這個獨臂老頭是國民黨的潛伏特務，或者是被特務最近拉下水的新手，如果真是這樣，那不管是老手還是新手，拿了“組織上”的錢鈔那就得效力，效力就得跟外界接觸，接觸的渠道有可能就是公園和茶館了。因此，宋大彬覺得自己找對了路子。
當天下午，宋大彬就開始去那家茶館喝茶，選了個隱蔽位置，悄然監視冀朝生。次日開始天天一大早趕到公園溜達，暗暗留意冀朝生的晨練情況。如此進行了一週，沒有發現什麼可疑情況。冀朝生去公園晨練，是站樁和打宋大彬聞所未聞的“獨臂拳”，倒看不出這老頭還會武功，而且能以一敵三把別人打敗。一些小夥子對其刮目相看之後，就拜其為師了。所以，冀朝生在公園是有一幫子徒弟圍著他的。再說下午去茶館喝茶，冀朝生此時已經能說一些成都話，跟一班與其年歲差不多的老爺子聊天擺龍門陣，互相之間顯得很融洽，但大家喝畢茶出門後就各奔東西了。
一個星期監視下來，宋大彬發現跟冀朝生接觸的那兩撥人是固定的老面孔，落在他眼裡的所有交往都顯得很自然。這就似乎不像跟什麼特務活動或者其他非法活動有關係的交往了。於是，宋大彬陷入了困惑之中：這個獨臂老頭，究竟是何許身份？他的突然暴富又是怎麼一回事呢？
這時，治安股領導問起調查情況，宋大彬彙報後說我想進一步對其進行調查，領導說可以，你需要什麼幫助儘管提出來就是，但是，目前想增派人員是有困難的。當時的成都，敵情複雜，刑案頻發，警力捉襟見肘。
宋大彬的進一步調查之念，是著眼於調查這老頭的歷史情況。但是，這事兒似乎有些難辦，前面說過，當初讓冀朝生填報履歷好讓他享受民政補助時，老頭寧可不要補助也拒絕了。後來“鎮反”開始時，本來倒也是一個瞭解其履歷的機會，風頭上讓他報履歷諒其不敢拒絕，但那時他並非懷疑對象，派出所也忙得不可開交，因此沒有人想到這一點。而現在懷疑上他了，卻沒了合適的理由。找上門去非要他自報履歷？那就是打草驚蛇了。
宋大彬正考慮怎樣找到一個既不驚動冀朝生又能瞭解其歷史情況的法子時，一個機會送上門來了。分局秘書股接到一封寄自北京的函件，寫信人冀朝勇是冀朝生的弟弟，來信事由是：他所居的住宅是祖上傳下來的產業，屬他和其兄冀朝生共有，現因工作調動全家要去天津生活，擬將該房產出售，需徵得冀朝生的同意。他和冀朝生已多年未曾聯繫，連地址也沒了，只記得住總府街一帶，故特奉函東城分局求助查明冀朝生住址後擲告。該函還附了冀朝勇工作單位的一份公函，證明冀朝勇系1947年入黨的中共黨員，近因工作需要其夫婦將調往天津。
這類事情屬於治安股的職責範圍，秘書股把這封信轉到了治安股。治安股領導一看就把宋大彬叫去：你到北京去出差吧，找冀朝生的老弟瞭解他的歷史情況。
於是，宋大彬就去了趟北京，通過單位找到了冀朝勇，瞭解到了以下情況：冀家是滿族人，祖上隨清太祖入關，立有戰功，被封為世襲驍勇將軍。後來家境漸漸敗落，到冀朝生兄弟父親那一代的後期時，只有靠變賣家產過日子了。冀朝生自幼就喜歡練武，拜過名師，清朝倒臺的前一年就出去闖蕩江湖，據說還幹過保鏢。幾年後他們的父親去世時，他手頭已經有一些錢了，就娶了老婆，後來生了個女兒就是冀紫菊。生下女兒後次年，冀朝生和朋友一起去河北滄州，可能是要解決武林中的什麼事情，是否解決了不清楚，但他被朋友送回來時，已經少了一條胳膊。冀朝勇比冀朝生小將近20歲，從小也是靠其撫養長大成人的。在冀朝勇的記憶中，他的這個大哥斷臂之前還做做生意掙點錢養家，但斷臂後就不再做什麼了，整日閒蕩，家裡的生活費用有江湖上的朋友按時送來，估計那是對他那條斷臂的撫卹。這些費用不但足可以養活包括冀朝勇等幾個弟弟妹妹在內的全家，還可供養冀紫菊上學。後來，冀朝勇也長大了，自己成立了家庭，另立門戶搬了出去，兄弟倆的來往就漸漸少了。很長一段時間裡，冀朝勇只回家過兩次，一次是1943年嫂子病亡，一次是1946年冀朝生決定去成都女兒處定居了讓老弟去接管房子。冀朝生去成都後，只寫來過一封信，告訴已經安抵，見到了空軍軍官女婿，小夥子人還挺不錯的。這封信，冀朝勇已經找不到了，所以地址也沒有了。
北京之行，使宋大彬知道了冀朝生的歷史經歷，但卻沒法對舉報信中所說的冀朝生的暴富之謎對得上號。他向領導彙報了調查情況，治安股特地還為此開了個會進行分析。會上沒有分析出什麼結果，只是決定暫時先擱下，以後再說。而對於宋大彬來說，心中那個疑團卻似乎反而更厚重了，但他又說不出冀朝生究竟什麼地方不對頭。
三、扒手作案水平整體提高
轉眼到了1954年9月1日，中共成都市委、市政府根據省委指示精神作出決定：今年10月1日是建國五週年紀念日，屆時將隆重舉行集會遊行等慶祝活動，各行業各單位從現在起應著手做好相應的準備工作。為此，成都市公安局向全市各分局、派出所下達了“密切注意敵情狀態，確保社會治安穩定”的指示。
市局治安處為此召集各分局治安科、派出所負責人開會，研究治安條線的工作。眾負責人碰頭一議，不無驚異地發現一個情況：最近兩三個月，全市的扒竊案件大幅度上升！於是，會議作出決定：從各分局抽調精幹民警組成臨時反扒隊，對扒竊犯罪活動進行重點打擊。
東城分局民警宋大彬也被抽調到了反扒隊，反扒隊以全市五個區劃分成十個組，宋大彬分在西城區那個組。全組一共八名民警，分為四撥，兩人一撥分散進行活動。
9月5日，反扒行動開始後的第二天，宋大彬和隊友小汪去了關帝廟，那裡正舉辦廟會，熱鬧非凡，是扒手活躍的場合。兩人裝扮成逛廟會的群眾，在人群裡擠了一會兒，沒有發現什麼，卻已出了一身汗。剛擠出來想在樹陰下涼快一下，人群深處卻傳來了有人被扒竊了錢包後的哭叫聲。於是立刻又擠了進去，又出了一陣汗後，總算髮現了一個可疑對象。那是一個年方十四五歲的少年，鬼鬼祟祟，一副賊頭狗腦的模樣，在人群裡靈巧地鑽來鑽去，稍不留神就不見影蹤。這小子那雙老鼠眼睛，不盯別處，專盯人們鼓鼓囊囊的衣袋，或者拿在手裡、挎在肩上的包包。宋、汪兩人為防對方察覺，分兩個方向監視。可是，盯了將近一個小時，這小子卻光轉悠而不下手，最後擠出了人群，揚長而去。
宋大彬和小汪覺得不對頭：難道這小子已經發現我們是便衣警察在注意他了？那他幹嗎還轉悠呢？早就好走了嘛。再說，我們並沒有露出過什麼破綻嘛，化裝跟蹤好歹也是在培訓班專門學過的，又不是第一回實踐，再難纏的對手也盯到過，怎麼會平白無故地被這麼一個乳臭未乾的小子識穿？兩人正嘀咕間，人群裡傳出了驚呼、哭叫。幾個參加廟會維持秩序的民警從外圍擠進去一瞭解，就在這麼短的一段時間裡，又有九個群眾遭受了扒竊。
宋、汪恍然：莫非這是扒手的一種策略，甭管是否有人注意到了扒手，先讓那小子故意晃來晃去，露盡疑象，以吸引人們的注意力，而負責操作的扒手則乘機下手。
這天，宋大彬這一撥無功而返，兩人好生納悶：以前也零零星星抓獲過扒手，印象中都是稍稍注意就發現了，發現後盯上一陣候得對方下手就抓現行，好像操作起來蠻容易的，怎麼這兩天調動了渾身機關也沒找到一個。這是怎麼回事？
當天晚上，宋、汪參加了反扒隊每天舉行的工作例會，一說關帝廟那一幕，其他小組的民警紛紛附和，都說碰到了類似的轉移注意力的做法。而且，大家發現扒手的作案水平和反偵查能力有了整體程度的提高，把原本便衣盯他們的“敵在明處我在暗處”的陣勢倒過來了。
如此，不單是像宋大彬這樣的一般民警，就是治安處領導也感到奇怪了，說這究竟是怎麼弄的，“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這話我倒是聽說過的，“扒手別三日刮目相看”可是從來沒有聽說過啊，這個現象的後面是否隱藏著什麼問題，同志們要查查清楚的。
反扒隊討論下來，覺得要查清楚這個問題，那就先得抓到幾個有點檔次的扒手。可是，反扒行動開展幾天來，抓是抓到了十幾個扒手，但不是外地來成都的，就是成都郊區的，扒竊技藝平常得很，有的甚至是第一次作案。訊問時對於此類問題一問三不知，根本審不出什麼來。
這個情況，到了9月11日，終於出現了可能會改觀的希望。
促成這種希望曙光顯現的是一個名叫鄒繼中的扒手的落網。
鄒繼中是一個20多歲的青年，從小沒有學好，一直跟一些痞子混在一起，小偷小摸不斷。解放前是沒人管的，解放後有人管了，但他家庭出身是工人，正宗無產階級，派出所於是網開一面，教育一番就放了。區政府給他安排過工作，他嫌苦沒有去，繼續混在社會上。漸漸不知幾時成了職業扒手，而且本領似乎還不小，據說這次四名民警化裝跟蹤了他四天才總算將其拿下。
訊問時民警又一次發現了鄒繼中跟以往的不同之處，以往每次落網，交代得很是爽快，問什麼交代什麼，甚至沒問到的也肯主動交代。這次任民警問什麼，只是微笑著說一句話：“就這點事兒，大哥您看著辦吧！”
還別說，抓住他時就一個只裝著少量錢鈔的錢包，若說追究法律責任，還真辦不了他。反扒隊長老楊感到無奈，關了三天就想放了他。這時候，鄒繼中迎來了不幸，他的一個尅星出現了！
四、剝開畫皮見真相
這個尅星，就是宋大彬。那天，承辦民警拿著老楊出具的釋放證去看守所放人，臨放前還想作最後一次努力，跟鄒繼中談幾句，嚇唬他一下最好能弄點東西出來。也是巧，看守員從監房裡把鄒繼中開出來送到審訊室時，正好宋大彬和小汪剛剛審完一個扒手要離開。宋大彬只瞥了一眼，就覺得這人好生臉熟，轉眼一想：這不是每天早晨老是跟在冀朝生後面學拳術的那夥弟子中的一個嗎？
冀朝生是始終困擾著宋大彬的一個疑團，現在鄒繼中跟冀朝生搭上邊了，他頭腦裡猛然閃過一個念頭：莫非扒手活躍情況跟那獨臂老頭有關？他是知道今天要放鄒繼中的，於是馬上叫小汪給承辦員遞了張條子讓停止對鄒繼中的談話，送回監房再說。然後立刻給老楊打電話說了自己的猜測，老楊說那就暫不放人，我們討論一下再說。
討論的結果是：不排除冀朝生跟扒手活躍現象之間的關係，故有必要採取措施對冀朝生予以秘密監視。
監視任務下達給了宋大彬和小汪兩人，領導對宋大彬說，上次對冀朝生監視了一個星期，這次時間可以延長些，如果我們對他的懷疑的事情的確存在，那他總會露出馬腳來的。
宋、汪兩人也做好了打持久戰的準備，但沒有想到的是，次日就有了結果。這天一早，化裝成晨練者的宋大彬、小汪去了冀朝生住所附近，候得老頭出門，便悄悄尾隨，一直跟到公園。冀朝生未顯異常，照常跟他那些弟子一起活動。當然弟子中少了鄒繼中。但這也還算正常，因為宋大彬監視一週時，每天清點人數，也有時多有時少，晨練嘛，又不是上班，缺席、遲到、早退都是可以的。晨練時，未見冀朝生跟弟子有什麼異常接觸。情況，出現在晨練結束後冀朝生回家的途中。
從公園到冀朝生的家，大約需要步行十分鐘。冀朝生跟他那班弟子在公園門口分別後，獨自往回走。走到一半拐彎處時，忽然從樹下閃出一個三十來歲的男子來，攔住了冀朝生。冀朝生見之一愣，然後就微笑著跟他打招呼。兩人隨後便進了馬路對面的一家麵館吃早餐。宋、汪兩人在外面商議後，認為那個男子可疑，決定一會兒等到他們出來後兵分兩路跟蹤。
宋大彬負責跟蹤那個冒出來的男子，後來知道此人姓丁，名叫邦禮。丁邦禮吃過早餐後，出門朝另一方向而去。宋大彬尾隨其後，一路跟蹤了二十多分鐘，一直到其家。可憐他從早上5點半一直折騰到8點多，還沒進過一口水，真是飢渴交加。也幸虧飢渴，才有了接下來的收穫。宋大彬記下了丁邦禮的住址後，因為飢腸轆轆，見前面有一家小吃店，就進去買了兩個包子，還要了一碗豆漿。豆漿剛端上桌，忽見丁邦禮從家裡出來了，宋大彬當時根本不知道這主兒要去哪裡，甚至也沒有考慮過繼續跟蹤是否有價值，但他還是決定跟上去。於是豆漿也不吃了，抓了兩個包子邊吃邊盯著丁邦禮。
這回，丁邦禮又走了二十來分鐘，去的方向是往冀朝生家那裡的。宋大彬初時還以為他要去冀朝生家，但後來發現不對，於是跟蹤到了大義巷，進了巷口第二家的一戶看上去像是勞動人民住戶的門，待了五六分鐘就出門了，女主人很客氣地把他送到馬路上。
這也是總府街派出所的管段，宋大彬隨即便去了派出所，一瞭解，暗吃一驚：丁邦禮去的那戶人家，就是已被拘留的那個不肯交代的扒手鄒繼中的家。
這就值得懷疑了！宋大彬立馬去派出所給老楊打電話，老楊說先請派出所出面去向鄒繼中的家人瞭解一下丁邦禮上他家拜訪是為啥。
這是市局佈置下來的事兒，派出所很是重視，指派了兩位精幹警員前往。也不知這二位去了以後是怎麼做工作的，反正鄒繼中的家人很快就把丁邦禮的登門來意和盤托出了：來人自稱是鄒繼中的結拜兄長，知道鄒繼中出了點事，不知家裡是否有生活困難，就送來100萬元(舊幣，相當於新幣100元)鈔票，另外又拿出20萬元來讓買些日用品送看守所去給鄒繼中。丁邦禮特地關照：要買一管“前進牌”牙膏，用針在牙膏管的尾部的生產廠家前三個字上戳三個小孔，說鄒繼中看到後就知道家裡一切都好。臨走，再三強調：牙膏一定要買“前進”！
老楊於是決定，是該下手的時候了，於是決定立刻拘捕丁邦禮和冀朝生，同時對鄒繼中加大審訊力度，必要時可以請其家人出面做其工作督促老實交代。
三管齊下產生了效果。到當天午夜，終於用丁邦禮、鄒繼中交代的內容加上承辦員的睿智攻破了冀朝生的最後一道防線，撥開了罩在這個獨臂老翁身上的迷霧——
原來，冀朝生是一個早在民國初年就已被江湖老賊“神偷五爺”看中後收為入室弟子的人，扒竊手段高超。他所謂的以“做保鏢掙錢養家”，其實就是靠扒竊的贓款支撐全家的開支。後來，冀朝生違背師規，受到了斷臂懲罰，於是就退出了江湖，靠著“神偷五爺”按照規矩讓人按月送來的生活費用和以前的積蓄過日子。抗戰勝利後次年，“神偷五爺”去世，沒人再送錢來，積蓄也花得差不多了，冀朝生就前往成都投奔女兒。解放前夕女兒女婿逃臺後，冀朝生斷了經濟來源，日子過得很是艱難。捱到今年春天，他終於忍不住決定出山弄些錢鈔了。
冀朝生的做法很簡單，他在成都市面上轉悠了數日，憑著他那頂尖級的扒手經驗考察了當地的扒竊作案情況，很快就物色到了能夠利用的目標。於是，他就開始“反扒”，自然一抓一個準，別看年齡大了，但老而彌堅武功還在，那些被抓的扒手只有俯首稱臣乖乖聽命的份。那就好了，冀朝生告訴他們，今後只要按時向他進貢，就可確保無事，這一套是江湖規矩，在北京有個說法，叫做“吃佛”。
成都的扒手於是就認冀朝生為老大，按時進貢，還派了離冀朝生住得最近的鄒繼中以跟老爺子學武術為名每天向他彙報作案動態。當然，冀朝生也不白拿他們的錢鈔，有時也會通過鄒繼中向扒手們給予一些技術性指點。扒手靠著冀朝生這些隨意似的指點，扒竊水平和反“反扒”能力竟然就不知不覺提高了不少。
警方認定，這事實上已經形成了一個扒竊犯罪的團伙，於是根據鄒繼中、丁邦禮的交代，次日立刻行動，全城抓捕了24名扒手，另有9名扒手聞訊脫逃，後來也一一落網。
1955年3月，這個犯罪團伙受到了法律的懲處，冀朝生作為團伙首犯被判了有期徒刑八年，其餘扒手部分分別被處五年以下徒刑，部分教育後釋放。冀朝生八年官司未曾吃完，在1960年2月病亡於勞改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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