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中國的改革，大家都自然地會想起兩位偉人：鄧小平與萬里。如果說，鄧小平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那麼可以說，萬里就是中國改革的開路先鋒。兩人以其共有的實事求是、堅持真理的品質和深入、果敢的工作作風，在互相支持、互相信任和默契配合中，共同推進了席捲神州的改革大潮的到來，使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鄧小平第二次復出，進行全面整頓；萬里任鐵道部長，擔當開路先鋒
中國的改革一般來說是從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的，然而鄧小平第二次復出後，1975年進行的全面整頓，實際上是改革的序幕。
1975年1月全國人大四屆一次會議結束後，由於周恩來總理病重，鄧小平主持中央和國務院的日常工作。面對“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亂局面，鄧小平心急如焚，他在強烈的歷史使命感召下，以非凡的膽識和魄力展開了全面整頓。
全面整頓從哪裡下手？鄧小平把突破口選擇在鐵路系統。這樣，同樣剛剛在人大四屆一次會議上被任命為鐵道部部長的萬里被推到風口浪尖上。
鄧小平對萬里是十分了解和信任的，早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鄧小平就發現了萬里的能力和膽識，對他備加賞識。西南各省解放後，鄧小平被任命為中共西南局第一書記，萬里則被任命為西南軍政委員會工業部部長。在重慶，鄧小平與萬里兩家同住一個院子，鄧、萬兩人朝夕相處，相交甚篤。1952年，鄧小平調中央任政務院副總理，不久，萬里也奉調進京，任城建部長。兩家仍然住得很近，經常來往。“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主要由於同鄧小平的關係，萬里被當作“劉鄧司令部”的黑干將打倒，失去了一切領導職務．正是由於鄧小平對萬里十分了解，所以全面整頓一開始，鄧小平就任萬里為“開路先鋒”。
1月28日，萬里剛剛上任10天，鄧小平就召見萬里聽取情況彙報。萬里將幾天來瞭解的情況扼要地作了彙報：目前鐵路的問題嚴重，情況十分複雜。“文化大革命”以來，由於打倒一切，全面內戰，不少單位是處於癱瘓、半癱瘓狀態。鄧小平聽完彙報後說：“看來有這麼幾個問題要解決：第一，關於體制問題，鐵路運輸應當實行集中統一領導，把權力集中到中央，鐵道部在中央直接領導下工作．第二，關於幹部管理，由鐵道部統一管理、調配使用，與地方脫鉤．第三，關於運輸生產，要建立健全規章制度，加強紀律性，保證安全正點。”
離第一次召見僅僅9天的2月6日晚上，鄧小平和副總理紀登奎、王震等再次召見萬里。在談話中，鄧小平反覆強調要用最快、最有力的措施，迅速改變鐵路面貌。要求鐵道部代中央起草一份關於解決鐵道問題的文件。根據鄧小平的指示，萬里會同國家計委副主任房維中組織人員，開始起草《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鐵路工作的決定》》．
很快，《決定》在政治局會議上討論通過。1975年3月5日，《決定》下發到縣、團級。這就是著名的“中發[1975] 9號”文件．
在9號文件發出的當天，鄧小平在全國工業書記會議上發表了重要講話。在講話中鄧小平闡述了現在全黨、全國人民的大局就是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就是要實現四個現代化，而“鐵路問題不解決，生產部署統統打亂，整個計劃都會落空。”在講話中，鄧小平著重談了派性問題．他說“現在鬧派性已經嚴重地妨害了我們的大局。”
鄧小平這一講話約用三分之一篇幅，大談反派性，這是前所未有的。鄧小平的講話，加上9號文件，發出了對國民經濟整頓的動員令。
有了“尚方寶劍”，萬里立即緊急行動。他連續三天召開部里黨的臨時領導小組會議，傳達貫徹中央文件和鄧小平的講話精神，研究部署鐵路整頓的計劃。3月9日，萬里直奔徐州，解決這個老大難問題。
此時的徐州，兩派組織正劍拔弩張，武鬥在即，本已混亂的鐵路運輸更趨惡化，領導班子半癱瘓，調度不靈，站內線路堵塞，貨場貨物堆積如山。
萬里同江蘇省委負責人趕到徐州，第一件事就是把中央的指示直接向群眾宣傳。在各種場合，萬里反覆宣講中央9號文件和工業書記會議精神。一再強調貫徹落實毛澤東指出的：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還是安定團結為好，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三項重要指示”，要求以這“三項指示”為綱，改變局面，把鐵路運輸搞上去，並限期在3月底之前解決問題。
萬里利用各種機會，旗幟鮮明地批判派性。他指出，對少數帶頭鬧派性的頭頭，要進行嚴肅處理，“一批二撤三調離”。對於頑固不化，繼續鬧派性、觸犯刑律的要繩之以法。在全市形成“圍剿”派性的氣候下，果斷地把造反派頭頭抓了起來，此舉震動了徐州，人心大快。
同時，萬里重點抓了分局領導班子整頓。要求黨委平反冤假錯案，落實政策，建立健全必要的規章制度，加強紀律性。很快，徐州鐵路分局出現了講大局，講黨性，講團結，講紀律的局面。平反工作也開展得比較順利，許多受冤屈者如獲新生。他們從內心擁護9號文件，感激鄧小平和萬里。
經過10天夜以繼日的工作之後，萬里離開徐州。這次徐州之行，迅速結出果實：津浦、隴海兩大幹線的徐州區樞紐很快暢通無阻，1975年4月提前3天完成運輸任務。
3月22日，萬里回到北京之後，立即向鄧小平等國務院領導作了彙報，鄧小平聽後十分滿意。3月25日，鄧小平主持召開國務院全體會議。會議的主題是聽取萬里傳達貫徹9號文件，解決徐州問題的情況報告。在會上，鄧小平充分肯定了萬里的整頓經驗，並對與會同志說：“鐵路上來了，你們怎麼辦？”鄧小平要求鐵路部門要繼續貫徹9號文件。對那些鬧派性的單位不能再等下去，要採取堅決果斷措施限期解決。
鄧小平對鐵路整頓一直予以高度關注，對萬里取得的成績感到由衷的高興和讚賞。1975年5月11日到29日，中央召開鋼鐵工業座談會。這次會議，實際上是總結推廣鐵路部門和徐州的經驗，以“鐵”促“鋼”，對冶金部門進行全面整頓。鄧小平要萬里第一個發言，介紹經驗。隨後，鄧小平在會上對鐵路整頓給予充分肯定和讚揚。並要求在整頓中要找一些不怕打倒的人，敢於負責，敢於鬥爭的人。這種人顯然是以萬里為榜樣的。
由於萬里的配合與支持，鄧小平的全面整頓，其成效立竿見影。國民經濟由停滯下降迅速轉向回升，工農業總產值比上年增長11.9％，與1974年增長1.4%的狀況形成鮮明對照。下半年，鄧小平對科學、教育、文化等領域也加大了整頓力度，迅速扭轉了嚴重混亂局面，出現了新氣象．
“反擊右傾翻案風”，鄧小平下臺；“批鄧聯萬”，萬里靠邊
就在鄧小平加強各條戰線的全面整頓，撥亂反正取得巨大成績的時候，“四人幫”掀起了“反擊右傾翻案風”一時風雲突變，形勢逆轉．
不久，鄧小平受到公開批判．在他飽經磨難的革命生涯中第三次被錯誤地打倒了．
在全面整頓中，鐵路是“開路先鋒”．“反擊右傾翻案風”，鐵路部門首當其衝。一些經過整頓的鐵路局，派性復起，領導班子又陷入癱瘓，有些派性頭頭在一些人的支持下圍攻揪鬥鐵道部赴蘭州工作組組長、臨時領導小組成員、政治部主任黎光，並扣住不放．鄭州鐵路局派性復起，領導班子已經癱瘓，運輸生產直線下降，形勢嚴峻．
為此，中央不得不緊急召見河南、甘肅兩省和鄭州、蘭州兩局的主要領導幹部到京解決問題。鐵道部臨時領導小組根據華國鋒等領導的指示，從1976年1月21日起分別聽取河南、甘肅兩省領導的意見和批評，並據此寫出檢查報告和解決問題的意見。這種作法實際上是以兩個省主要領導的意見，壓鐵道部承認“錯誤”，否定鐵道部對鄭州和蘭州兩局問題的處理，從而否定中央9號文件。萬里對此雖然從心裡抵制不同意，但有批判鄧小平的打招呼的講話要點”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有話不能說．加之中央領導指示鐵道部“要和省委統一思想，統一認識”。萬里的意見更無足輕重了，經過一段時間的抵制後，萬里不得不服從中央意見，懷著難以言喻的心情在文件上籤了字．
2月下旬,中央關於解決鄭州和蘭州鐵路問題的文件下達後，點燃了鐵路部門”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之火．特別是1975年鐵道部派工作組進行整頓的一些單位，頓時大亂，鐵道部機關內部在整頓時受到衝擊的一些人，紛紛起來揭發批判；鐵路下屬單位一些人紛紛從外地來京上訪，衝擊鐵道部機關．當年“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情景，又在鐵道部再現．
從3月11日到3月底，鐵道部臨時領導小組先後召開了10次擴大會議．這個階段，會議的特點是：從“批鄧”到“聯萬”，在揭發批判鄧小平“右傾翻案風”的同時，聯繫鐵道部實際，揭發批判萬里的“錯誤”，簡稱“批鄧聯萬”．這期間，大會套小會，層層部署動員，層層揭發批判．萬里成為鐵道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重點。一個月來，那麼多的大小會發言，那麼多的大小字報，究竟批判揭發萬里什麼問題呢？
無非是萬里“極力鼓吹三項指示為綱”，“把派性說成是當前主要矛盾”，“把文化大革命以來的形勢說得漆黑一團”等。由於這些主要都是鄧小平的“罪狀”，萬里至多是“販賣”而已，所以此時萬里並未被打倒．
鄧小平下臺之後，鐵道部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由“批鄧聯萬”，轉向追查所謂“萬里與鄧小平的黑關係”．
但萬里對此一直堅持原則，不予理睬．他私下說“鄧小平這個人作風正派；從不搞陰謀活動，現在鄧小平不倒則罷，倒了我拍胸脯也沒有用，搞不好會是挑動群眾鬥群眾。”一次，萬里在被逼無奈的情況下，在鐵道部領導小組會上談了他和鄧小平的關係。講了他和鄧小平幾次工作上的接觸，萬里這次交代，實際上說明他和鄧小平的關係是光明正大的。
自從鄧小平下臺、“批鄧聯萬”後，6月份，萬里下臺．此後，生產急劇下降．當時流行著許多順口溜，諸如“萬里檢討，火車亂跑；萬里一倒，火車不跑”，反映了廣大鐵路幹部和工人的不滿情緒．
鐵路一亂，其他行業自然也是難逃厄運。鄧小平全面整頓所帶來的經濟好轉，很快便如過眼煙雲，隨風而逝．
雖然全面整頓最終夭折，但它以正反兩方面的事實，表明整頓的必要性和正確性，為中國以後的改革做了思想上和組織上的準備，實際上是以後改革的序幕。
鄧小平第三次復出，萬里主政安徽，點燃了農村改革的星星之火
1976年粉碎“四人幫”後，鄧小平東山再起，萬里也隨之復出。1977年6月，萬里被任命為中共安徽省委第一書記．
1977年8月開始，萬里剛到安徽不久，就開始了對農村的調查研究。他輕車簡從，一聲不響，直接插人基層，直接和基層幹部、百姓交談。傾聽他們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3個多月下來，他幾乎跑遍了全省各個地區、市、縣和工礦、農村。所聞所見，他的心被深深震撼了。看到許多革命老區的人民還過著貧困生活，萬里這位鐵骨錚錚的山東漢子，也不禁難過地流下眼淚．在調查中，萬里感到農民的貧窮是由於農村政策不對頭，“一大二公”，農民的積極性調動不起來。不徹底糾正“左”的錯誤，不制定新的農村政策，那麼共同富裕的理想只能變成普遍貧窮的現實。
1977:年.11月，在充分調查研究的基礎上，萬里和顧卓新、趙守一等省委主要領導經過充分醞釀討論，制定出了著名的《中共安徽省委關於當前農村經濟政策幾個問題的規定》（簡稱《六條》）．其主要內容是強調農村一切工作要以生產為中心，要尊重生產隊的自主權，允許農民搞正當的家庭副業，產品可以在集市上出售，生產隊實行責任制．《六條》是消除“四人幫”極左思想流毒，撥亂反正的一個重要成果，是中國農村改革的一個重要信號，實際上從這裡拉開了中國農村改革的“序幕”．所以文件發佈後，立即受到廣大農民群眾的熱烈歡迎．
安徽省委的《六條》制定後，鄧小平即給予了熱情肯定．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他考慮的是一個更加偉大的改革戰略．因此，必須把安徽農村改革的星星之火引向全國。
1978年2月3日，也就是《人民日報》刊出安徽省委《六條》誕生的重大消息的當天，鄧小平從重慶起飛，出訪尼泊爾。此前在四川停留期間，鄧小平向四川省委主要領導介紹了安徽的《六條》規定。他的點撥很精當：農村的路子要寬一些，思想要解放，只是老概念不解決問題，要有新概念……只要所有制不動，怕什麼！工業如此，農業如此。要多想門路，不能只在老概念中打圈子。
這年5月開始，一場全國性的真理標準的討論猛烈地衝擊了多年來形成的極左思想，使人們長期被禁錮的思想得到解放．這年年底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一次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會議。鄧小平在會上作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確定了會議的指導方針，果斷地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做出了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原則上通過了關於加快農業發展的文件，從而為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作好了思想理論準備。
1978年春天，死氣沉沉的安徽大地，煥發出勃勃生機，在實踐《六條》中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然而，天不作美，這年夏秋，安徽發生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災，大部分地區人畜用水發生困難，不少地方不僅秋收無望，秋種也難以進行。
9月1日，省委召開緊急會議。萬里在會上指出：我們不能眼看著農民大片土地撂荒，那樣明年的生活會更困難。與其拋荒，倒不如讓農民個人耕種，充分發揮各自潛力，儘量多種“保命麥”度過災荒。省委經過討論，及時做出“借地度荒”的決定。
“借地度荒”之後，在肥西縣山南區誘發了“包產到戶”，山南區在討論貫徹省委“借地度荒”指示時，書記湯茂林順應民意，搞起了“包產到戶”。結果這個區的三個縣社的小麥和油菜提前播種，這要按老一套是無論如何也辦不到的。萬里密切地注視著“包產到戶”的出現和發展。
十一屆三中全會通過的農業文件，雖然總的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是放寬政策，搞活經濟，但仍規定“不許包產到戶，不許分田單幹”．兩個不許，對於已實行“包產到戶”的山南區，無疑是一種巨大的壓力。對此，省委機關議論紛紛，省委常委中也存在嚴重分歧。1979年2月6日，萬里召開了省委常委會。萬里講了他的意見．他說包產到戶問題，過去批了十幾年，許多幹部批怕了，因而使得一些人見了“包”字、“戶”字就害怕，一講到包產到戶，就心有餘悸，可以說談“包”色變。但是農民普遍希望包產到戶，普遍要求包產到戶．過去批判過的東西，有的可能是正確的，有的也可能是錯誤的，必須在實踐中加以檢驗．十一屆三中全會制定的政策，也毫無例外地需要接受實踐的檢驗．我主張在山南公社進行包產到戶實驗。
在肥西縣山南區實行“包產到戶”不久的1978年12月，鳳陽縣梨園公社小崗村，又秘密把全村土地分到了農民手中，年底產量迅速提高。
1979年，由於實行各種形式的責任制，安徽全省夏季收成較好，秋季收成更好。實踐證明了實行“包產到戶”等各種責任制的優越性。12月1日，萬里在安徽省軍區黨代會上，明確指出，雙包（包產和包乾）到戶“是一種責任到戶的生產責任制，是搞社會主義，不是搞資本主義。”1980年1月11日，萬里在省委擴大會議上公開明確地說：“‘包產到戶’不是單幹，而是責任制的一種形式．”他為“包產到戶”在安徽落了社會主義戶口．
萬里奉調進京，關於包產到戶的爭論加劇；關健時刻，鄧小平站出來說話，包產到戶最終在中央文件上“落了戶口”
1980年2月，萬里調離安徽回到北京，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農委主任，為安徽聯產承包責任制的烈火，燃向神州大地，創造了有利條件。但是，就在萬里回京工作前夕和回京工作以後，圍繞包產到戶還是發生了兩場大的爭論。
1980年1月11日到2月2日，國家農委在北京召開了全國農村人民公社經營管理會議，安徽省介紹了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情況，並著重闡明瞭兩個觀點：一，部分後進地區幹部群眾迫切要求包產到戶，二，在生產隊統一領導下的包產到戶，沒有改變所有制性質和按勞分配的原則，應當看成是責任制的一種形式，不能同分田單幹混為一談．
一石激起千層浪，安徽代表的發言，引起了十分熱烈的爭論，爭論的焦點是包產到戶是姓“社”還是姓“資”，符不符合中央政策規定？持反對意見者認為，包產到戶是分田單幹，是資本主義性質的。他們還武斷地斷定，包產到戶調動的是農民的個體生產積極性，不符合社會主義方向，更何況，中央文件明確規定“不許分田單幹，也不要包產到戶”，“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是寫進《憲法》的。
這次會議，除了少數省的代表和一些新聞單位、經濟研究部門的代表，表示支持安徽的意見外，大部分人持反對意見。一時形成了對安徽及其同情者的圍攻。
1980年2月，在《農村工作通訊》第二期上，發表一篇題為《分田單幹必須糾正》的文章，並配發了很長一段編者按，矛頭直指安徽的包產到戶．不久，又在第三期上發表了《包產到戶是否堅持了公有制和按勞分配》，文中質問：“包產到戶到底是集體生產責任制的一種形式還是本質退為單幹？”在這種氛圍下，當初贊成和推行包產到戶的人處境維艱。
就在這段時間，萬里多次向鄧小平彙報了關於安徽一些農村實行包產到戶、包乾到戶的情況和爭論．鄧小平意識到，包產到戶遇到了重重阻力，他決定站出來說話．4月2日，鄧小平找胡耀邦、萬里、姚依林、鄧力群等人談話時說：農村地廣人稀、經濟落後、生活貧困的地區，像貴州、雲南、西北的甘肅等省份中的這類地區，我贊成政策要放寬，使他們真正做到因地制宜，發展自己的特點。政策一定要放寬，使每家每戶都自己想辦法，多找門路，增加生產，增加收人。有的可以包產到戶，有的可以包給個人，這個不用怕，這不影響我們制度的社會主義性質。並要求萬里研究一個意見，提交書記處討論。
這次談話，給萬里以極大振奮，他高興地說，鄧小平的這些意見，對我國農村進行的這場具有偉大意義的變革，是個巨大支持。
然而，形勢依然嚴峻，許多“要方向”的領導正摩拳擦掌，紛紛斥責包產到戶。大有群起而討之、除之而後快的勢頭。在此緊要關頭，1980年5月31日，鄧小平再次發表重要講話。他指出：“農村政策放寬以後，一些適宜搞包產到戶的地方搞了包產到戶，效果很好，變化很快。安徽肥西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包產到戶，增產幅度很大。鳳陽花鼓戲中唱的那個鳳陽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大包乾，也是一年翻身改變面貌。”這短短的幾句話，既全面地充分肯定了農村政策放寬以後，一些地方搞了包產到戶效果很好；同時，也具體地肯定和支持了安徽，鄧小平講到的肥西和鳳陽兩個典型，恰恰是萬里在安徽農村改革中抓的兩個點。
接著，鄧小平在這次談話中指出：“有的同志擔心這樣搞會不會影響集體經濟。我看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實行包產到戶的地方經濟的主體現在也還是生產隊”。這兩句話是很有針對性的，的確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因為包產到戶，關鍵是個“包”字，不牽涉到所有制的轉移，是社員向生產隊進行承包，生產隊是發包方，是經濟主體。
鄧小平在這次談話中，還特別強調指出：“總的說來現在農村工作中的主要問題還是思想不夠解放．”鄧小平的這次講話對於打破一些人思想僵化的制約和畏懼心理的束縛，促進包產到戶在全國進一步發展，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在中國農村改革的關鍵時刻，鄧小平的明確表態可謂一錘定音。
正如萬里所說，中國農村改革，沒有鄧小平的支持是搞不成的。光我們為包產到戶上了戶口管什麼用，沒有鄧小平的支持，上了戶口還很有可能會被“註銷”的。
的確，如果沒有這篇講話，包產到戶的前景就很難預料．實際上有的地方已經在“收”了，甚至出現了反覆，因此當農民聽到這篇講話時，都覺得一塊石頭落了地。
1980年9月14日至22日，中央召開了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座談會，專門討論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問題．9月27日，下發了座談會紀要《關於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幾個問題》（中發[1980]75號文件），明確支持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這是思想上、理論上的一次飛躍和突破，對於指導農村改革的偉大實踐起到了重大作用．這樣，中央文件就正式給包產到戶“落了戶口”．從此，包產到戶勢如燎原烈火，迅速燃遍神州大地．中國農村實現了其歷史性的轉折。這其間有萬里不懈的探索和鬥爭，又有鄧小平力挽狂瀾的肯定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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