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线日子里，无论是干部还是战士，无论是一线阵地官兵还是指挥机关人员，每个人都活得很真实，也最放得开。想想也是，一个人连死都不怕，他还有什么好顾虑的呢？
我们组织处杨敬国处长，也是湖北人，但性格与陶正明副处长完全不同。他比较内向，话也不多，最喜欢的恐怕就是抽烟了。他一般抽上海牡丹牌香烟，但有个特点，就是抽到一半就会把烟掐掉，再点上一根，抽到一半还是掐掉，如此循环往复，所以他的烟灰缸里尽是半截的香烟。如果没有烟灰缸，他会将抽到一半的香烟丢到地上，然后用脚去踩一踩……
没想到，这样一个表情严肃的领导，春节那天早上醒来，就笑容可掬地对我说：“许佳文，过年没什么大事，我放你两天假，你回去给你老婆‘放水’吧！”我知道这是他在给我开玩笑呢。虽然我没有回江苏老家与妻子团聚，但“放水”这两个字，在组织处同事眼里，成了与老婆做爱的替代词。
我们组织处第一批参战的6个人，杨处长、陶副处长和徐干事的家属都随军到了湖州，我和胡干事的家属均未随军——老胡的爱人李水清在湖北，我妻子张大众在江苏，只有王干事还没有对象。每天早上起床，我都会与胡干事打嘴仗。我说：“‘胡司令’，你好好干，到时候请杨处长批几天假，让你回去跟水清嫂子的‘田’里‘放水’！”老胡也不饶我，就说：“‘许大头’，杨处长上次算话不说数，这次真的会让你回去给‘大洞’‘放水’的。”“如果水清嫂子的‘田’里‘水’满了，那就请你就把多余的‘水’放到小姨子的‘田’里……”只要我和老胡一斗嘴，大家就跟着起哄跟着乐。
军机关副处级以上干部家里都有军用电话，军领导很关心部属，专门让通信处通过昆明、北京、南京、湖州，开通了一条前线联结军部的“热线”，让分居两地的夫妻偶尔诉说相思之情。杨处长打电话从来不喊夫人名字，只是简单地问一下情况，就说：“好！就这样，赶紧叫小胡来接电话吧，徐干事在等着呢！”陶副处长接电话也是三言两语，总是想让家里没有电话的人多与老婆说几句。徐干事可不同了，他性格温和，说起话来也是慢条斯理，情意绵绵：“XX，你不要为我着急，我没有事，安全着呢。你要多买点白糖，买点排骨，买的好吃的东西，把身体调养好，等我回去……哦，好多人排队等打电话呢，我们就说到这儿吧！”
可以说，我们组织处的同志亲如兄弟，是整个军机关最活跃的处室之一。一方面，我们离144医疗所挨得最近，是隔壁邻居，每天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另一方面，我们与她们接触是天经地义。我们组织处负责伤员烈士登记工作，特别是处里的单身干事王大鸣，与她们几乎天天接触，应该说是混得很熟了。有时候晚上，王大鸣抱着我从杭州买来的录音机，到孙午阳、王少怡宿舍学跳舞，我也跟着去看过。有一天回来太晚了，还让等我们的陶副处长训斥了几句。她们有时候也应邀到我们宿舍喝两杯。可以说，彼此之间的关系亲如兄妹。
当然，更主要的是我们组织处参战的同志脾气好，性格豪爽，与人为善，心里非常阳光。别说144医疗所如花似玉的姑娘愿意和我们交往，就连到前线采访的解放军报女记者、体验生活的军区话剧团女编导，也都愿意到我们组织处串门、吹牛、喝酒。
一天晚上，南京军区政治部创作室的江作家，和军区话剧团的才女雷导演，到我们组织处喝酒。雷导演年轻漂亮，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非常撩人，两条乌黑的大辫子轻轻往后一甩，那动作让远离老婆患了性饥渴症的男人们想法多多！但我们还是按捺住内心的骚动，边喝酒边吹牛，偶尔来一两句“荤话”或“黄段子”当下酒菜，全然不顾雷导演是在场的唯一女性。可雷导演见多识广，才不管这些呢。她边喝边听我们说些不着边际的话，喝到兴奋时，她放下酒杯，主动邀请在座的男人跳舞，可谁都是有贼心没贼胆，谁都想上却谁都不敢上。最后，还是副处长陶正明替我们这些男人挽回了面子，他撸了撸袖子，站了出来：“雷导，说好了，今天我们是‘上动’‘下不动’。”
雷导演笑了，笑得很灿烂，而且非常爽快：“行啊。只要你陶处长敢，我们来个驴打滚全身‘动’，好不好？”望着雷导演柔软的身姿和陶副处长僵硬的步伐，我们除了哈哈大笑，就是端起各种各样的酒杯——茶缸、瓷碗、60炮弹壳、120胶卷筒喝酒……
雷导演虽说是个女性，但性格有点野小子的味道。为了体验战地生活，她竟冒着敌人的炮火到了一线阵地，而且晚上坚持和战士睡在猫耳洞里——3个战士为了保护她，安排她睡在最里面，可雷导演这夜失眠了，要知道这是她第一次与3个男兵挤在猫耳洞里睡觉啊。与她平躺在一起的3个战士，也是翻来覆去睡不着……后来，陶副处长悄悄地问她：“雷导演，如果夜里战士受不了，爬到你身上怎么办？”雷导演想都没想，竟然笑着回答道：“那我也不能吭气呀！可他们到天亮一个也不敢……”
红记者是陶副处长老乡，很会开玩笑，肚脐以下的话更是出口成章。熟悉他的人都叫他“黄记者”。有一次，他给我们讲了一个笑话，说一位干部几乎天天拉着老婆的手在大庭广众之下散步，可那老婆是个“保温桶”，要身材没身材，要脸蛋没脸蛋，满脸都是“雀斑”，一句话，长得十分对不起观众，于是有年轻人就想不通，专门向那位干部讨教：“首长，你和夫人真恩爱啊！”“小伙子，这你就不懂了。”那干部便把嘴附在年轻人的耳朵上，悄悄地说：“我告诉你一个秘密，晚上我和她做爱的时候，我就把她当作女明星，甚至进入高潮的时候，我也在心里暗暗地叫着女明星的名字……哎，你还别说，那劲头一下就上来了！”
见我们与医院女同志说说笑笑，有时还坐在一起喝上两杯，红记者就羡慕得不行，责怪陶副处长不够意思：“妈的，饱汉不知饥汉饿，老子来了一个多月了，连女人都没碰过，也不找一个过来安慰安慰……”
“行啊！”陶副处长还真的到144医疗所找了一位女干部。“听说你们救死扶伤工作做得好，红记者想采访你……”女干部听说记者要采访，高兴极了，当即表态：“好呀，什么时候？”
“就现在，你跟我来。”陶副处长领着她进了组织处的钢架房，对等候已久的红记者说：“这是医疗所的XXX，你们慢慢谈，我还有事……”说完就走了。
红记者心潮澎湃，他边打开采访本，边用余光瞟了一下采访对象，我的妈呀，这女的长得不咋样嘛！陡然心生不快，暗暗地骂起陶正明来。但事情已经到这一步了，就不得不继续往下“演”，只好装模作样，东拉西扯地问了一些情况，就把那女军医长打发掉了。等陶副处长一回来，红记者就指着他的鼻子破口大骂：“你这狗日的，良心大大的坏！”“我还坏呀，告诉你红大记者，人家可是个处女呢！”
其实，我们自己有时候也很“出格”。
那天下午，陶副处长和我、王大鸣陪史政委到144医疗所慰问伤病员，当看到年轻的战士一个个断腿少胳膊，特别是得知一个17岁的小战士“命根子”被炸坏将失去生育能力后，我们心里非常难受。陶副处长抓住那位战士的手，轻轻地拍打着，像是哥哥在安慰弟弟。那小战士也紧紧地抓住他的手，不停地说：“首长，我看到越南阵地上有好多女兵，长头发，会唱歌，样子蛮好看的，为啥我们没有呢……我现在这个样子，真不如打死了好啊。”最后，小战士趴在陶正明怀里放声大哭……
回到宿舍，我们几个心情很不好，开始喝酒骂人——
“妈的个逼，什么玩意儿……我们当兵的又不是叫花子！你把我们的战士还当不当人看？！”
“是啊，打死一个人才给几百块钱抚恤金，相当于家里卖了一头猪，哪有这么便宜的事？！”
“真要是这样，还不如叫战士去撞汽车，撞汽车死了，人家车主还要赔个2000块呐……”
“有些当官的就是王八蛋、吸血鬼！只顾自己快活，也不组织慰问犒劳前线官兵……”
“真是的，怪不得人家日本鬼子有慰安妇呢……有本事弄几个妓女来，让我们战士临死之前尝一尝做男人的滋味啊。”
总之，越骂越气愤，声音也越来越高，什么难听的话都有。
平时喝这点酒根本就没有问题，可这次大家比平时喝得还少，却差不多都快醉了。这大概与心情难受有关。特别是副处长陶正明，在床上一躺就是3天！刚开始，在医务人员给他挂盐水时，我在他头上弄了一条白毛巾，把门上的春联撕下来放在毛巾中间，拍了一张“光荣负伤”的照片寄给了他家属。第二天，发现他不喊不叫了，连一点声响也没有，我有点慌了，就去找144医疗所的章副院长，问这样下去有没有危险，章副院长便附在他身上听了听，然后在他鼻孔上粘了两只棉球，对我说：“你看着吧，只要棉球还动，就没事。棉球不动了，就叫我们的人来抢救……”
陶副处长最“出格”的事，还是敢为部队荣誉犯上——与昆明军区副部长吵架。
受一军党委委托，陶副处长和宣传处干事张桂柏，就我军轮战部队英模单位和个人授予荣誉称号一事，专门跑到昆明军区进行沟通协调，昆明军区一开始只同意给我们军5个名额——中央军委一个、昆明军区4个，而这与一军党委上报的18个单位和个人的方案（中央军委6个、全国妇联一个、昆明军区11个）相距甚远，陶副处长就据理力争，第一天就弄得不欢而散，第二天继续讨论，昆明军区组织部因为和我们组织处是一个系统，参会的部长、处长与陶副处长比较熟悉，就同意了我们军上报的方案，但参会的昆明军区作战部副部长坚决不同意，还说了一大堆难听的话。
“你们一军总共打了四次仗，第一次是败仗，第二次是乱仗，第3次是空仗，第4次是小胜仗，而且消灭的敌人也没有5007人，军区从机侦方面了解到敌人伤亡的数字只有2000多，还不到你们上报的一半……你们战果比我们军区部队少得多，怎么能要那么多荣誉称号呢？”
陶正明一听，气不打一处来。他大声地与副部长抗争：“什么东西！简直是胡说八道！你们昆明军区部队守不住边境线，让我们一军来当炮灰，不仅不关心支持我们，还处处卡我们的脖子……我问你，昆明军区部队打死的每个敌人你都到越军阵地上去核实了？是不是都把每个死亡的越军耳朵割下来了？割了多少？能不能拿出来给我看看？！你不相信我们的部队指战员上报的战绩，却相信敌人的数字，我怀疑你的立场有问题……”
“你们一军一到云南，阵地还没有上，就到处吹牛总结经验，我看你们吹牛都成习惯了，战绩肯定有水分……”副部长也不肯让步。
“我看你昆明军区自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以来就弄虚作假，尤其是你们作战部历来欺上压下……”
“你！”“我……你想怎么样？”
两个人血气方刚，越吵越厉害，整个军区机关大楼都有回音。
昆明军区谢政委听到吵声，赶紧让秘书前来询问情况。
秘书问陶正明：“你是哪个部队的？”
陶说：“十四军（甲）的。”
“我问你原来部队的番号。”
陶不认识谢政委秘书，见他在不停地盘问，就不高兴地回了一句：“老子是天下第一军的！”
这句话正好给穿着便衣陪同十二军郭军长吃饭的昆明军区谢政委听到了，心想这年轻人也太狂妄了，饭后就给南京军区政委郭林祥打了电话，还向总部机关作了报告。
等昆明军区党委在一军党委的报告上盖好公章，陶正明就急急忙忙地往北京赶，可他人还没有到北京，总部机关就在疯传“一军组织处陶副处长大闹昆明军区”的事了。
我知道，陶副处长与作战部副部长吵架，表面上是因为荣誉称号的名额引起，但实际是有深层次原因的。我有个感觉，我们一军部队到老山轮战以后，昆明军区一些领导和机关的同志明显欺生，特别是作战部对我们每次上报的战果总是来个“拦腰砍”，生怕我们的战绩超过他们军区的部队；我到军区前指领取《烈士登记表》时，他们非常热情，叫我多拿些回去，那意思明摆着是叫我们一军多死人嘛……可这些东西，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现在好了，经陶副处长与副部长这么一吵，矛盾公开化了。
到总政机关送完材料，陶正明晚上就到京西宾馆看望来北京进行提任谈话的军长、政委。
他先到史玉孝政委的房间。“你昨天在昆明骂人了？”史政委劈头盖脸地就批评他。
“我是骂了。”陶如实回答。
“你等着吧，我已告诉冯副军长，回去给你一个行政严重警告处分。”陶没有说话，心想处分就处分，大不了回去转业好了。
接着，他又去看傅全有军长。
“听说你昨天在昆明耍了个人英雄主义？”
“他们欺人太甚。”陶说着低下了头。
“动手了没有？”
“没有。”
“没有动手不要紧……最后‘吵’了几个称号？”
“18个，军党委上报的方案一个也没有少！”
“好！”傅全有重重地拍了拍他的肩……
不久，昆明军区撤销，傅全有提任成都军区司令员，副部长平职交流到云南某军分区任副司令员，陶副处长则转正当了集团军纪检办公室主任。至于史玉孝政委说的那个行政严重警告处分，后来也就不了了之，因为他也调离一军到南京军区当副政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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