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其實並不是很瞭解我的電影是什麼樣子。”當努裡·比格·錫蘭跨越亞洲，來到海南島電影節時，他坐在大師嘉年華首場主題論壇的椅子上，面對電影人關於他風格的探討，露出了一點疑惑。
“導演需要以某種獨特的感知方式來體察世界。對於電影我是這麼想的，也是這麼做的，對導演來說，什麼是重要的東西？可能在當前的電影中，你沒有看到你想要去描述的重要事物。這促使你去跨入這個行業，我覺得這是我做電影的動力源泉。”
來自安納托利亞的青年人
努裡·比格·錫蘭最早在2000年，以第二部作品《五月碧雲天》首次入圍柏林電影節正式競賽單元。後來在2003年，他執導的《遠方》在戛納電影節上囊括評審團大獎和最佳男演員兩項大獎，由此錫蘭在世界範圍內名聲大噪，成為戛納的熱門新銳導演。2009年錫蘭擔任第62屆戛納電影節評委。2014年，他憑藉《冬眠》獲得戛納電影節金棕櫚大獎。
這位土耳其導演的童年在愛琴海北部的恰納卡萊省耶尼傑鄉村度過。1976年，他從高中畢業後開始在伊斯坦布爾技術大學學習化學工程。然而，他這一段大學生涯被時局的動盪所打斷，抵制，衝突和政治兩極化令他的大學生活無法繼續。後來他在博斯普魯斯選修了電氣工程專業。1985年畢業後，錫蘭經歷了一些旅行，後來返回土耳其，在安卡拉馬馬克軍隊中服役的18個月裡，他確定自己要以電影為生。隨後，錫蘭在伊斯坦布爾的米瑪希南大學學習了兩年的電影。
從1995年到2008年，他拍攝了5部長片，當他回憶起過去的時候，他稱他會有一種懼怕感。缺乏自信，在這位多次提名金棕櫚導演的成長路上，如影隨形。
在剛開始成為導演時，錫蘭說自己有自信危機：他更偏好一些他熟知的事物，這包括他的童年，他的個人經歷，真實生活，還有他所熟悉的人。
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錫蘭早期一直在親朋好友環繞中拍電影。在他的前三部影片《繭》《小城歲月》和《五月碧雲天》中，錫蘭沒有接受投資，沒有其他的資金來源。於是《繭》這部18分鐘的影片，只有兩個人出境，錫蘭用自己的攝像機，用一年的時間，拍攝了一部沒有聲音的短片，並於1995年獲戛納電影節金棕櫚最佳短片提名。
在《繭》獲得成功之後，錫蘭決定製作一部有聲音的電影，於是他的劇組人數也翻了個倍：從兩個人變成了五個人。對錫蘭來說，他很顯然享受這種舊日時光。
“第一部電影拍攝起來像是在度假，我覺得這是我最大的自由，如果延長拍攝時間，電影會呈現出不同的效果。但只有劇組人員很少的時候才可能實現，後來我在安納托利亞拍攝，有很多劇組人員在一起工作，所以我只盡好快拍完這部電影。劇組人員少，對大部分電影來說，都是一個優勢。”
在錫蘭創作的後期，他的妻子埃布魯·錫蘭走進了他的生活。翻開錫蘭的影片可以發現，他們在《小城歲月》中就有過合作，當時埃布魯擔任了他的美術指導。而在後期，他們開始一起創作劇本。
錫蘭分享說，他的電影製作是和生活重合的。很多時候，在寫作劇本的階段，他的妻子發言權會更大：“我們經常會爭吵，有時候很困難。她經常會堅持要做到些什麼，我能怎麼辦呢？她是我能找到的最好的人選。”
這是一種曲折的成長，一個學習電氣工程的男孩，通過旅行、18個月的兵役來思考自己的人生問題，然後他開始學習電影，在年過三十後拉來親朋好友創作自己的電影，自己承擔了幾乎所有技術活兒……而在製作出三部曲式的《小城歲月》《五月碧雲天》《遠方》後，他收穫了在電影道路上的成長，也收穫了愛情。
“我現在覺得我已經有自信了，有勇氣去走到更大的，我不太熟知的領域。電影創作現在對我來說像是一種探索，在這個過程中，我能夠從更大的背景下了解我自己，瞭解人類，我覺得電影是在探索人類的本性。”
從孤獨中生髮出的靈魂對白
在面對自我之時，錫蘭或許謹慎又小心。但面對電影的拍攝時，他又有一種執拗的勁頭。
這種執拗的勁頭表現在了他的作品中。錫蘭近十年間的作品風格發生了較大的轉變。早年的家庭作坊式的創作模式被打破，他開始更多地使用專業演員，更多地接觸社會問題。同時，從《安納托利亞往事》開始，錫蘭電影中的對白逐漸增加，較之他早年的“沉默寡言”，有些影迷一度戲稱，不知是什麼改變了錫蘭，讓一位沉默的大師變成了有趣的話癆。
對於這類疑問，錫蘭坦誠，他與以前相比，更為自信，也有了更多對文學和哲學的思考。他今年的新片《野梨樹》再次提名金棕櫚，在海南島電影節上也對中國觀眾予以展映。
在這部影片中，他試圖描述土耳其的年輕人，土耳其那些在思考的年輕人會遇到的信念危機、價值取向、親情問題，宗教信仰，文學思考，都被囊括在這部時長188分鐘的電影裡。對於土耳其的年輕人來說，它夠長，也足夠豐富。
當然，作為導演，他清楚帶有文學、哲學色彩的對白，對於電影比較危險，“甚至會看起來比較愚蠢”。
但他仍然在試圖做一些嘗試：“以一種我自己喜歡的方式，讓我喜歡的那種對白，在我的電影裡面佔據更多的位置。我現在想要去做這種嘗試，但是這也並不意味從此之後我所有電影都會有很多的對白，可能有一天我也想要重回我舊時候做電影的方式。”
他認為自我測試是製作新電影的一種動力：導演需要有挑戰性，克服自己的恐懼，在這種製作過程中，才有繼續做電影的動力。在做一個新的電影時，需要有很大的動力，才能夠鼓舞你去這麼做。”
“很多人都覺得這個對話很難、很長，當我的合作伙伴來看的話，他們也覺得很長，但是我拒絕剪掉這個對話。我就是想要去推動，去探索這種邊界的可能性。因此也犧牲了一些形式上的東西，比如用了低質量的攝像頭，去追蹤拍攝不同的人。在《冬眠》裡，我們會更關注拍攝，但這一次我們犧牲了形式上的東西，只為了把對話表現得更好。”
錫蘭說，他最新創作的一個劇本，兩三個人一起花了近10月的時間寫完。第一次拍出來的版本長達五個小時，在剪輯時剪到了三個小時的時長。他戲稱自己不喜歡準備時間拖得太久，一寫完劇本會立刻進行拍攝，有時候選角可能只需要15天。同時，他也不喜歡做太多的排練，坐在桌邊和演員過臺詞，是他非常不喜歡的模式。
“如果我跟這個演員過臺詞，我感覺不到這個臺詞的靈魂，我不太喜歡那種情況下的臺詞，我覺得拍攝現場會更能表現臺詞背後的內容。”
但拍攝的過程，他也並非十分享受。“拍攝的時候，其實我不是非常確定的，我不知道它對不對，拍攝的時候我永遠都缺乏絕對的自信。所以我一般拍攝時間都要超過三個月，就是因為我要拍好多不同的版本，作為替代的方案。在這部電影中，我至少拍了200個小時。”
“我更喜歡拍得多一點，如果拍的少，在拍之前你會做更好的準備。但是也會有一些其他的問題，比如你會緊緊遵循劇本，你會沒有更多探索的可能性，可能你在後期剪輯中就不能創造出一個新的東西來。”
即興和控制的拍攝過程，成為錫蘭電影裡很重要的拍攝部分。他表示自己不會做分鏡頭。在早期拍攝時，他由於對於自己的不自信，每一個晚上我都想去詳細地規劃拍攝過程。但是當下他有了更高的自信度。“我會觀察演員的狀態，片場的其他工作人員狀態怎樣，在拍攝第三、第四部的時候我才會有更高的自信度，而在之前的幾部裡，我自己包攬了所有工作，所有東西都想得很具體。”
結語
現實的真實性往往會給人帶來一種痛苦，錫蘭的影片為觀眾帶來美學，但也帶來安納托利亞平原上的那些創作者們的痛苦。他們是攝影師，是導演，是想出版書籍的年輕人，是退休的喜劇演員和專欄作家，而這種痛苦，經歷了從現實到導演再到觀眾的傳遞。
在跨越整個亞洲後，來到海南，坐在電影人中間，與年輕的異國導演分享故事的時候，錫蘭說；“我一直都感覺痛苦，這本來就是個痛苦的過程，而拍攝和寫劇本最為痛苦。有人說拍電影需要協作，但是我其實覺得在片場非常孤單，沒有人懂我試圖要表達的是什麼、試圖要探索的是什麼。”
他對年輕導演說：只有導演才會真正在乎這個電影拍成什麼樣，我想，你們也深刻地理解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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