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12-14 22:50 | 中新社浙江分社微信公眾號
柴松嶽，浙江舟山人。改革開放後歷任浙江省副省長，浙江省委副書記、浙江省省長，國家電力監管委員會黨組書記、主席，第十一屆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
柴松嶽
浙江的發展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縮影
中新社 王旻 嚴格 柴燕菲
今天的浙江，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均位居全國前列，鄉鎮企業成功改制和民營經濟蓬勃發展、厥功至偉。
改革開放以來，浙江的創新精神值得高度肯定。廣東在最早引進外資、創辦“三資企業”方面是得到認可的，但是在民營企業方面，從中央到地方大家一致認可浙江。
浙江經濟發展就是中國改革開放發展歷史軌跡的縮影。改革開放以前，浙江的國有企業很薄弱，同時地處東南前線，在全國各省份中，國家對浙江的投入是最少的。改革開放後，浙江就是靠自己的力量發展鄉鎮經濟富起來的。
改革開放初期，全國都發展鄉鎮企業，相比之下，浙江、江蘇、廣東是走在全國前列的。一開始大家都學習“江蘇模式”，但後來浙江經過產權制度改革走到前面了。
圖為美國紐約時代廣場，義烏形象廣告向世界發出“奇蹟中國 商貿義烏 世界小商品之都”的聲音。
鄉鎮企業起步階段發展的動力就是物資短缺，所以出現了好多敲敲打打的小企業，鄉鎮企業就這樣起家了。但在計劃經濟時代，鄉鎮企業的發展國家沒有計劃，它被逼無奈只能靠自己。浙江人很了不起。當時社會上流傳著“四千精神”：走遍千山萬水，說盡千言萬語，想盡千方百計，歷經千辛萬苦。鄉鎮企業就是這樣從各種渠道尋求發展。當時浙江煤炭、鋼材很短缺，山西糧食很短缺，浙江人就把浙江的大米用火車拉去換山西的煤炭，把舟山的黃魚和帶魚拉去北方換鋼材。步鑫生講得很形象，他說，國有企業是頭“豬”，餵它多少吃多少；大集體企業是隻“雞”，撒一點米，沒吃飽它自己還會去找吃的；鄉鎮企業是隻“麻雀”，完全是靠自己去找吃的。
但是到20世紀80年代末，鄉鎮企業發展到了一定規模，產權不清的弊端就暴露出來了。
原來鄉鎮企業的產權分為兩種：村集體和鄉集體，資產分別歸村委會和鄉政府管理。我們調查研究後發現了許多問題，如廠長是鄉政府、村支部任命的，廠長完全聽命於鄉政府、村支部；還有產權不清等。鄉鎮集體企業創辦過程也是很複雜的，當年鄉、村辦集體企業絕大部分是由農村信用社貸款辦起來的，因此在工商登記的時候就寫“集體所有”。
所以鄉鎮集體企業出現時，產權是既不規範也不明確的，只有工商登記是明確的，但也不是按規範的“誰登記誰就是法人代表”，企業就這樣稀裡糊塗地辦起來了。後來發展到一定水平後不規範就不行了。
20世紀90年代初我還是副省長。當時有很多群眾來信來訪，說鄉鎮企業鄉長、鎮長當家，實際上廠長是聽命於鄉長、鎮長的。一次我到浙江諸暨一家企業調查，廠長給我看了十幾張白條子，比如鄉里要某項開支就寫張1000 元的條子，鄉長或者鄉黨委書記開張條子寫“某人是我的親戚或朋友，他想到你廠裡來工作，請你好好安排”等等。這樣的條子是必須執行的，不然廠長就難當了。
甚至鄉、村領導家裡的紅白喜事都要到鄉鎮企業去報銷。這種情況持續下去，企業還能辦得好嗎？企業的專業性很強，有經營問題、銷售問題、市場問題、生產技術問題，都是很專業、很複雜的。沒有科學的管理制度，在市場競爭中是難以生存的。
到 20世紀90年代初，市場上的商品已較為充裕，市場競爭非常激烈。競爭力不強、產品質量不高、成本又高的企業，首先就要面臨質量和價格競爭問題，這是有目共睹的。那時，有人提出按國有企業的那一套來改制。這是肯定不行的。因為國有企業本身就有一大堆問題解決不了，比如“大鍋飯”問題、幹多幹少一個樣等問題。鄉鎮企業的分配製度、用工制度起碼比國有企業好，經營的靈活性也比國有企業好，如果鄉鎮企業再向國有企業靠攏，就是自尋死路。
鄉鎮企業出現了這些情況，不少縣級以上領導，尤其是一些老同志很著急，他們認為鄉鎮企業的改革方向就是改革它的產權制度，明確產權。政企分開，落實權責是關鍵。
改革是“逼”出來的。鄉鎮企業要是不改制、不明晰產權、不落實責任，沒有一套規範的管理制度，不要說發展，生存都很困難。
在當時的形勢下，抓緊以產權制度為核心的鄉、村集體企業改革已成為多數人的共識。我們因勢利導，以省政府的名義下了個文件，對指導思想和基本要求作了規定。第一條是摸清原始資本，弄清楚哪些資產是鄉、村集體的，哪些資產是職工集資的，哪些資產是屬於信用社的貸款。第二條，借鑑溫州、台州地區股份合作制的經驗進行改制。股份合作制就是明晰集體資產、職工持股、金融借貸關係，鼓勵職工現金持股，鼓勵經營者、業務骨幹多持股。第三條，信用社的貸款用法律的形式明確，它和企業的關係是債務關係，不是股權關係。第四條，原有的企業資產要經有資質的資產評估機構依法評估。第五條，改革方案要提交職工代表大會或全體職工大會討論並獲多數通過。
這個政策出來以後，縣委書記和縣長都很高興。結果，省政府文件一下去，兩三個月時間，鄉、村集體企業一下子全都改制了，真是像乾柴烈火一點就著，都說省政府這個文件好，比較好地解決了政企分開，使企業能依法自主組織生產經營。
從1994年夏省政府下發文件起，到 1997年這三年多的時間裡，浙江省的鄉鎮企業發展突飛猛進。1998年年初，老省長沈祖倫跑到我的辦公室說：“松嶽，報告你一個好消息。農業部統計數據已經出來，
1997年浙江鄉鎮企業的各項主要經濟指標已超過老大哥江蘇。”我仔細看著報表，心情久久不能平靜，那時候我們兩人都有一種豐收的喜悅！
杭州西子航空生產車間 西子供圖
鄉鎮企業還有一個突出的問題，就是產品質量問題。20世紀80年代末，溫州的假冒偽劣產品嚴重損害了溫州乃至浙江的聲譽。
1989年樂清出現了假冒低壓電器，國務院七部委組成了一個整頓檢查組，加上十多家中央級新聞單位，一行50多人浩浩蕩蕩直奔樂清柳市，組長是國家技術監督局質量檢查司的司長。他們提出的口號是：關廠、封門、抓人。
整頓檢查組來了後，我是第一個必須面對的人，因為我是主管工業交通的副省長。柳市大概有1000多家個體工商戶，大多是設備簡陋的手工小作坊，生產低壓電器產品。我親自跑了10多家，覺得這樣的生產條件確實需要整頓。國務院為什麼要那麼興師動眾呢？因為有些工廠用了柳市生產的產品出了事故。調查後我認為國務院下發文件是正確的，不整頓非出大事故不可。
我把樂清縣委四套班子科級以上幹部都集中起來當眾表態，我們堅決貫徹國務院的指示，堅決整頓樂清無序的生產秩序，對已經生產還沒有投入市場的產品一律收繳銷燬，對已經投入市場的負責收回，杜絕劣質產品出柳市。
同時我們也瞭解到，有幾十家企業的基本生產條件還可以，他們希望政府能區別對待，不搞一刀切。從生產實際出發，我們和市、縣領導研究，從中選出條件最好的企業給予扶持，像現在的正泰、德力西都是當年被選中的企業。但是它們為什麼製造不出符合質量要求的產品呢？當時很大的問題在於重要的原材料買不到，如繼電器的開關等觸頭是要塗上白銀的，可是那時國家對金銀進行嚴格控制，一般企業買不到，所以他們就用紫銅來代替，這就是產品存在質量問題的重要原因。
於是，我提出“整頓、杜絕、打擊、扶持”的工作方針：“整頓”生產不合格的企業；“杜絕”危害社會的劣質產品；“打擊”嚴重違法亂紀的企業；“扶持” 基本符合生產條件，卻因為原材料問題而導致質量無法達標的企業。
我把這“八字方針”向當時的省委書記李澤民彙報，他說：“松嶽，你看著辦。”
“八字方針”裡的“扶持”，在當時的情況下是最重要的。最現實的，也是最有效的扶持，就是解決白銀來源問題。
陳慕華同志是我們浙江老鄉，於是我打電話給她說：“慕華同志，有個事請你幫幫忙。”於是我就把鄉鎮企業的情況跟她講了一下，她回覆：“白銀都是嚴格控制的，我們再研究研究。”我又去找了當時的浙江省人民銀行行長陳國強。跟他講明情況後，他說：“好的，柴省長，我跟慕華同志去說。你給她打過電話了，我再給她打。”國強同志當即就給陳慕華同志打了電話。就這樣，中國人民銀行破例批給了我們500公斤白銀。我真是喜出望外，當下就叫翁禮華同志（時任浙江省政府辦公廳副主任，負責配合部委整頓處理樂清低壓電器事件）負責擇優扶持工作，把好鋼用在刀刃上。
翁禮華帶著這批白銀到樂清後，引起了很大的轟動。中央調查組對我們的“八字方針”和做法不太滿意，檢查組先找了李澤民書記，說要解決溫州樂清的假冒偽劣問題，首先要解決省委柴松嶽、翁禮華和市委領導的思想觀念問題。幸虧我曾經向李澤民同志彙報過“八字方針”，他叫我不要有顧慮。
圖為溫州樂清灣大橋 徐瀚文 攝
假冒偽劣產品竟然騙到我這個副省長身上來了。
20世紀90年代初，溫州生產的假冒偽劣產品是全國有名的，溫州的皮鞋只能穿一個星期。有一年6月，溫州一位市委副書記陪我到蒼南檢查工作，晚上住在蒼南縣委招待所，洗澡的時候大家都赤膊，我也赤膊。他看到我的皮帶都鉤破了，就說：“柴省長啊，你怎麼這麼艱苦啊，你去買一根新的嘛，我們這裡的牛皮皮帶很便宜的。”我說好的，吃了晚飯以後就讓他陪我到蒼南市場去看看，我當時也想看看市場。
到了蒼南市場之後，一看市場裡皮帶很多啊，一條一條真漂亮。我拿了一根皮帶問老闆：“是真皮還是假皮？聽說你們溫州有假皮！”老闆說：“同志你不好弄錯哦，這個是真皮啊！”我說：“多少錢一條？”他說：“5塊錢。”我說： “5塊錢一條是真皮啊？那也不會是牛皮吧？”他說：“真皮！真牛皮！”我再反問：“豬皮吧？”他說：“絕對不是豬皮，是我們溫州大批量生產的真牛皮！就是便宜。”我問溫州的副書記，他說沒關係，一般不會亂說的。我當下就說：“好，那我就買一條。”我把我那條破皮帶拉出來扔掉，給了他5塊錢。這條皮帶看起來是不錯。那時蔡惠明就說：“5塊錢一條的黃牛皮皮帶？沒這麼便宜吧？”我說：“我也不知道，他們說是真的，那大概就是真的吧。”
那是6月份的事情。後來到了8月，我和省財政廳和交通廳兩位女副廳長到北京出差，住在浙江駐北京辦事處。8月天氣很熱，工作人員把我套間裡的空調開得很足。剛和她們聊了兩句，我就打了個噴嚏。一打噴嚏，“壞了，我的皮帶斷了”。8月份，穿得很單薄的，我又不好意思對著兩位女副廳長說皮帶斷了，於是就捂著肚子說你們坐會兒，然後就往裡間走去。她們大概以為我拉肚子了。我進去以後，把門一關。我把皮帶拉出來一看，裡面是一層馬糞紙，外面用破布包起來，再用膠水粘起來，最後用塑料壓起來，看起來像真皮的。哎呀，當時沒辦法了，皮帶沒有了，我就到處找。後來還好，賓館房間的陽臺上有曬衣服的塑料繩，我就把那條塑料繩解下來，權當腰帶。最後我把襯衫拉到外面遮住裡面的塑料繩。
副廳長她們還沒走，她們以為我拉肚子了，問我是不是肚子不好。我說不是肚子不好。她們問我那為什麼捂著肚子進去啊？我說是皮帶斷了。她們笑死了。下午只好叫我的秘書去買了條真皮帶。
從北京回來之後我就發火了， 我在全省打假會上叫溫州表態，也把自己的遭遇給講了。下面哈哈大笑。我說這件事是真的，不是道聽途說，假冒偽劣產品竟然騙到本副省長身上來了。溫州出席會議的市領導非常不好意思，第二天就專門讓一個幹部給我送來了一條真皮皮帶，說：“這是我們書記、市長給你賠禮道歉的，請你一定要收下。”後來我也不客氣，說：“收下！通過這件事，我也收下你們打假的決心。”後來溫州真不錯，舉行了全市大動員，還把劣質的鞋、劣質的皮帶、眼鏡什麼的在武林廣場上堆了好多，當眾一把火給燒掉了。
1999年12月15日，奧康董事長王振滔在杭州火燒假冒溫州鞋 資料圖
後來朱鎔基總理來浙江檢查工作，總是跟我講：“柴松嶽，你們浙江溫州的假冒偽劣產品太厲害了！一定要想辦法禁止。”我說我在抓，就把我們開會動員整頓的情況跟他講了，另外我還把我這個皮帶的事情跟他講了。他哈哈大笑，說：“你這個是報應，報應。溫州的假冒偽劣產品騙到你這個管工業的副省長身上了，你才引起重視，我過去跟你講了幾次你還不當回事。”我說：“我還是當回事的，不過這件事情讓我印象太深刻了。”
後來朱總理走到哪裡就把這件事情講到哪裡，不過他把這件事情講歪了，當時我是打了個噴嚏才把皮帶繃斷的，他卻說，溫州的假冒偽劣產品到了什麼程度，竟然騙到了浙江分管工業的副省長柴松嶽的頭上，柴松嶽的皮帶用了還不到一個月，他放個屁就把皮帶給繃斷了。大家哈哈大笑，這下子全都知道了。後來吳儀同志到浙江來，她說：“柴松嶽，鎔基同志老說你放了個屁就把溫州的皮帶繃斷了。”我解釋說：“不是放屁繃斷的，是打噴嚏繃斷的，他弄錯了！”吳儀哈哈大笑說：“打噴嚏和放屁都差不多的。”我說：“你回去就跟朱鎔基總理講，說柴松嶽有意見，要讓他糾偏。”吳儀真給朱鎔基總理講了，朱總理就說：“糾什麼偏，上面出氣，下面出氣，不都是一回事嗎？”
這都是笑話啊，我想告訴大家浙江經濟發展是怎麼過來的。
圖為浙江寧波舟山港 章勇濤 攝
為什麼民營企業老總不能當勞模呢？
對於民營企業，雖然通過改制，產品質量有很大提高，但是大家對他們的認可還是要有個過程。1999年，評省級勞模，具體工作由省工會負責，報省政府批准。那時候我已經是浙江省省長了，等副省長葉榮寶把名單確定好送到我辦公室之後，我拿起來一個個看，想：“怎麼民營企業的老總一個都沒有啊？” 我印象中有許多很有名的民營企業老總，像南存輝啊，胡存中啊，還有蕭山的徐冠巨啊。富陽也有一位老總，名字記不得了，只記得那年長江發大水，他企業也不大，把一年大概200多萬元的利潤全部捐獻出來用於救災。
當時我就簽了意見，我說：“榮寶同志，請你考慮一下，浙江民營經濟佔了那麼大比例，對國家作出的貢獻，無論是上繳國家的稅金，還是安置社會就業，民營企業都功不可沒。他們為社會、為國家作出的貢獻很大，特別是一批優秀民營企業家。為什麼評勞模的時候，沒有一個是民營經濟的代表？今年請你考慮，有代表性的民營企業家要評省級勞模。”葉榮寶就去跟省總工會商量，因為具體工作是省總工會做的。他就把我的批示給省總工會的同志看，說希望有優秀民營企業家的代表，不過數量多少可以考慮，這是政府對他們的鼓舞和認可。
省總工會的同志說不行，他們說請示過全國總工會，全國都沒有的，所以不能評，主要是對民營企業家的性質有不同意見。多數人認為他們的性質是資本所有者，資本所有者就是資本家，資本家怎麼可以評勞模？這是混淆了我們社會主義國家的本質和道德線。
當時我就發火了，我說：“民營企業家是資本家？誰給他們戴的帽子？” 他們說不管戴與不戴，本質上他們就是資本家，他們是資本所有者。當時我認為，中國民營企業家和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家在本質上是有區別的。道理很簡單，中國現在是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國家，民營企業創造的社會財富，特別是為國家提供了大量稅金，解決了大量的社會就業問題，這些都是國家現時急需解決的難題，尤其是他們生產的物質財富，客觀上是為共產黨執政服務。歸根到底，他們是為鞏固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制度服務，而資本主義制度下的資本家，他們創造的物質財富，歸根到底是為鞏固資本主義根基服務的，這是根本區別。他們接受共產黨的領導，他們為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提供強大的物質基礎，就憑這一點，就不能把他們同資本主義制度下的資本家畫等號。所以我還是堅持他們中的優秀民營企業家作為代表，評省級勞模。
我這番話一講，省總工會的同志想想也不無道理，就再請示全國總工會。全國總工會回覆說：“還是不能評，問題不能解決，全國都沒有解決。”後來我就把這些情況和我的想法向張德江同志彙報，他說：“這不是小事，尤其對浙江來說，是很現實的問題。”德江同志很重視，召開省委書記辦公會議專題討論，大家一致同意我的意見。就這樣，在浙江出現了民企老闆當省級勞模。
這個問題從理論到實踐，打破了原來的禁區，浙江是全國第一家。後來《人民日報》頭版登出來《浙江省省政府決定評民營企業家勞模》。報道說，這是柴松嶽省長批准的。這下全國轟動了，北京一本雜誌說：“沒有想到，一個省委副書記、省長理論水平這麼低，把資本家算進勞動者，而且還評了勞模，混淆黑白。”“這樣的人還能當省長？這樣的人還能當省委副書記？這樣的人在省一級領導裡還不變顏色？”批得我夠嗆。
當時《人民日報》理論部給我打了個電話，說，“柴松嶽同志，知道你承受了很大的壓力，你有什麼話要說，我們可以為你申辯。”這使我非常感動！但是我後來想，為這種事情去申辯沒什麼意思。我打了個電話向他們表示感謝，我說：“我對這些攻擊人的話，不在乎。不做虧心事，不怕鬼敲門。確實我工作也很忙，沒時間、沒精力跟他們玩這一套。”這是1999年上半年的事情，後來到了 1999年 7 月1日，江澤民同志發表“七一”講話，我就“解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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