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敬一丹走在一起，會發現，她行走的步子很快，旁人需小許使點勁兒才能跟上。但她的每一步又都穩穩地踏在地上，整個腳掌完全接觸地面，才更迭步伐。
平底鞋是她的心頭好。在中央電視臺待了快30年，這位被央視一眾名嘴稱為“敬大姐”的女人，始終穿不慣漂亮的高跟鞋，只有在偶爾主持舞臺晚會時，她才會換上稍微帶點坡跟的深色系鞋子。
這是幾十年從事媒體職業打磨形成的習慣。
做《焦點訪談》20年，她曾前往無數大山大河裡的現場，對話和記錄下眾多在時代交替下誕生的故事，探索與陪伴過許多深邃脆弱的內心……
一雙平底鞋，可以讓她走得更腳踏實地些，趕在一些重要的聲音，乃至生命漸行漸逝前，把它們牢牢抓在手裡。
此時此刻，敬一丹穿著一雙墨藍色的平底鞋，正穿過街道兩側排隊的茫茫人群，趕向自己新書《那年那信》上海分享會現場。她要去和她的“觀眾們”，
講述一個長達68年，用1700封信件拼圖而成的故事。這次，63歲的敬一丹，要走進自己生命的來路里，替自己、替整個家庭與時代，記下些“十分重要”的事情。
01 家族的DNA
快步走上講臺，敬一丹用熟悉的口吻和大家打招呼：“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那年那信》，我是敬一丹。今天，為大家講述的，是一個關於我的家庭、關於家書的故事。”
正如《焦點訪談》裡的新聞都有由頭一般，這個屬於敬一丹的故事，起因源於她的懷舊與“意識到自己在老去”。
▲ 敬一丹在上海書展和讀者交流新書《那年那信》
2015年從央視退休後，60歲這個年齡，無論在媒體報道還是在退休申請表上，都似一卷海浪，向她襲來。
頭髮已從根部開始變白，皺紋爬上了手背，已逾80歲的父母越發健忘。敬一丹很怕：“我們走了那麼多的路，付出了那麼多代價，如果我忘了，不就全都白白付出了嗎？”
她想要記得，至少記下。
今年5月，敬一丹出版了自己退休後的第三部作品《那年那信》。收錄了從1950年12月23日父母的第一封情書至今，整個家族四代人的1700封信件。
敬一丹曾經以為，和她同樣從五六十年代成長起來的一輩人，每家都應該留存有很多家書。
一次，她和《焦點訪談》同事談論起家中的千餘封家書時，對方睜大眼睛，十分驚訝：“我小時候的東西都沒有留下的。”
敬一丹才意識到，她很幸運。“這是一份家族DNA，可它們的價值不僅僅在我們家，世間圖景不就是一家一家的故事拼成的嗎？”
退休後，敬一丹和媽媽商量，把這些信編成一本書。
一封封在歷史中被沉澱下的書信重新被翻開，就像電視臺本一樣。“過去種種，歷歷在目，刻骨銘心。”
▲ 敬一丹新書《那年那信》封面圖
抬手指向身後大屏幕上的圖片，這是《那年那信》的封面圖，一個小女孩站在綠油油的郵筒前，抬頭看著樹枝上將落的秋葉。
敬一丹說：“這張圖郵戳上的日子，1968年11月25日，就是我不能忘的，那一年，那一天，我一下子長大。”
那天，是敬一丹剛上中學報道的日子。
剛成為中學生的敬一丹，滿心喜悅地從學校回家，推開門一看，當即愣在原地。
家裡正在被搜查，四五個人正在翻箱倒櫃，一片狼籍。“我不知道該問誰發生了什麼，也沒有人跟我解釋。”
彼時，她只有13歲，父母在黑龍江省某學習班進行改造，姐姐是黑龍江建設兵團的知青，家中只剩年邁不識字的姥爺和幼小的弟弟，敬一丹知道，自己必須要“主持”起大局。
那些人走後，敬一丹寫了一封又一封的信給北安的媽媽、呼蘭的爸爸、密雲的姐姐、福州的大姑、北京的三叔、鶴崗的三姨……都問一句話：“家裡今天被搜查了，這是為什麼？”
獨自走向郵局的路上，敬一丹記得，那天黑色的枝丫在寒風中抖動，綠色的圓形郵筒是冰冷的，卻成了她那時唯一的希望。
談及與此，敬一丹說：“我想在書裡告訴女兒，曾經發生了什麼，希望她不要再遇到。”
她期望，《那年那信》能讓年輕一代在回望過去時，有個參照。
02 一個時代的聲音
類似的參照在20年前，敬一丹就曾做過一次。
彼時，她剛加入《焦點訪談》不久，最常走的兩條路，一條是從中央電視臺到火車站、汽車站；一條是從辦公室到《焦點訪談》演播廳。
90年代中後期，是《焦點訪談》最受期待和最具鋒芒的日子。敬一丹從未想過，因為自己走了這兩條路，會收到那麼多來自全國各地的陌生人給她寫的信。
“一麻袋一麻袋的信向我們的辦公室湧來。”她的辦公桌上，每天都有幾十上百封觀眾來信，各色各樣的信封上寫著“敬一丹收”。拆信看信，成了她每天的功課。
“拖欠我們教師30個月的工資何時解決？”“叔叔阿姨，救救我們吧。”“極盼你們把這裡的汙染情況拍成焦點。”“我們無比憤慨地反映假種子坑農害農事件”……
敬一丹知道，給她寫信的觀眾，多半是最需要幫助又最缺少溝通宣洩渠道的。
她時常看著這些信陷入沉默：“他們是不是也在燈下猶豫很久才寫出這些壓在心底很久的話？他們也許也和我一樣，走了很久的路才會找到一隻郵筒？”
敬一丹至今仍記得，信封上寄出地址都很長。“越長，說明信來自偏遠的角落。”
沉重的情緒壓著她經常唉聲嘆氣。一次，敬一丹的同事李玉強聽到了，給她提出了個建議：“你有沒有想過，把這些信編成一本書？”
“對啊，這些寫信的觀眾好不容易發出聲音，就是希望我們能把這些聲音傳播出去，有聲音，就需要傾聽、回應、交流、溝通。”
敬一丹當下萌生衝動，在節目成千上萬的來信中，她最終挑選出了150封，編寫了一本書，名為《聲音》，於1998年出版。
▲ 敬一丹編著的《聲音》一書
《聲音》中的信件內容涉及農村、教育、法制、企業改革、環境保護……幾乎覆蓋了上個世紀90年代中後期中國最熱點的問題。
“那本書看起來特別沉重，但我當時寫的時候，有一種強烈的記錄意識。”當時的敬一丹希望，21世紀的讀者或許可以從中尋覓到過往的痕跡。
9年後，敬一丹也讓那些觀眾來信的信封有了特殊的用處。
2007年夏天，崔永元告訴敬一丹，在遼寧鞍山，有些癌症晚期患者過得很艱難，連鎮痛藥都買不起。
當時，中央電視臺的眾多主持捐物，準備以慈善拍賣的方式籌得善款。敬一丹當時翻箱倒櫃，思來想去，決定捐出觀眾來信的實寄封。
在鞍山慈善拍賣現場，敬一丹拿著自己用實寄封貼得滿滿當當的一本粘膠影集說：“我不知該怎麼判斷它們的價值，也許與名貴的郵品比起來，這些信封沒什麼，可從另外的角度看，它們的價值是難以判斷的。”
敬一丹覺得，這些實寄封帶著期待和信任，走過千山萬水，來到《焦點訪談》，透過這些信封，可以看到世間景象。
最終，這本實寄封冊拍出了9萬元，由鞍鋼廣電局拍得收藏。
03 “溫”與“銳”
“您好，觀眾朋友，歡迎您收看《焦點訪談》……”
2015年4月30日，敬一丹和以往20年一樣，戴上話筒，燈光師調光，面對鏡頭，與攝像一起調整好位置，聽到導播喊“開始”後，最後一次說出了這句話。
那天《焦點訪談》播完後，央視新聞發了一條微博：“今天，敬一丹最後一次主持《焦點訪談》，明天，她正式退休。”
▲ 2015年4月30日，敬一丹最後一次主持《焦點訪談》
談起和《焦點訪談》的結合，敬一丹覺得，那是一場“溫情”與“銳利”的結合。
1993年冬天的一個晚上，時任央視新聞評論部主任的孫玉勝給敬一丹打了一個電話。
和以往一樣，孫玉勝說話平實而直接：“臺裡現在正準備辦一個欄目，輿論監督的……我想到了兩個主持人，一個是你，一個是北京電視臺的方宏進。你考慮一下。”
▲ 主持《經濟半小時》時期的敬一丹
當時，敬一丹主持《經濟半小時》已有4年，自己的欄目《一丹話題》剛剛開播，主要做深度報道和經濟社會熱點評論。
那時的敬一丹，對輿論監督的直接認識和體驗，還主要來自於《質量萬里行》和《3.15消費者權益日晚會》。“那類節目，快到斬亂麻，痛快淋漓。破壞經濟秩序的，曝光！損害消費者利益的，揭露！然後立馬整改。”
參與其中，敬一丹看到了電視進行輿論監督的強大力量，常常感慨：“這才是記者！”
孫玉勝正在籌備的節目，對敬一丹有巨大的吸引力，但礙於手頭工作，暫時無法加入。
1994年4月1日19：38，《焦點訪談》開播，和那個“大眼睛”的節目LOGO對視無數次，敬一丹看到記者出現在一個個新聞現場，風風火火地採訪；眾多的不平和違規都得以曝光，權利在這裡可以受到一些監督。
敬一丹坐不住了，一年後，她主動結束了手裡的所有欄目，與CCTV-2的觀眾說了：“再見。”
響應《焦點訪談》的號召，她穿著她標誌性的平底鞋，踏上了《焦點訪談》的播音室。那天是1995年的第一天。
但沉重的心情很快追趕上興奮的情緒。
“做新聞輿論監督節目，有時候需要調動你全部的承受能力。”常有人調侃敬一丹：“你怎麼在電視裡一出現就皺眉頭，出事了似的，你會笑嗎？”
敬一丹說，大家在屏幕上看到我的沉重，只是他們能看到的，但是在鏡頭之外的沉重，又有人知道嗎？
敬一丹的性格很“溫”，遇到焦點訪談需要的短兵相接和韌性，她時常會很困擾。
一次採訪失足少年時，敬一丹的職業屬性告訴她：“你要保持《焦點訪談》的銳利。”可當她真正面對那個孩子的時候，又情不自禁把“孩子”這個關鍵詞放在了“失足”和“罪行”前。
敬一丹的同事曾說：“你的提問沒有鋒芒。”
“你看這孩子的眼神怎麼就像孩子他大姨似的”。在自然的情感和記者的冷靜之間，敬一丹一直在尋求一種平衡，這種尋求貫穿了她職業生涯的始終。
▲ 敬一丹
走進雲南盈江賀勐村採訪艾滋病孤兒時，敬一丹一開始就感受到了一種喘不上氣的沉重。
村莊的牆上，貼滿了禁毒的標語和宣傳畫，走進一戶特困家庭，父母全部因艾滋病去世。
哥哥低聲和敬一丹說：“我爸爸他們吸毒的那些賬還沒有還。吸毒欠了很多，讓我們還，我們又還不完，又沒有錢……家裡養了一頭豬，辛辛苦苦喂，盼著它長大，去賣。”
敬一丹看了眼旁邊的小弟弟，問哥哥：“能留一點豬肉你們自己吃嗎？”
“不留，不留。一點不留。”敬一丹記得，哥哥和弟弟的頭髮都很密，沒有光澤，好久沒有洗過的樣子。
敬一丹看著妹妹無聲地看著哥哥，眼裡水汪汪的。敬一丹很猶豫，她怕一開口，妹妹的眼淚就掉下來。
離開村莊的時候，敬一丹想，中國的孤兒，大部分在農村，最困難的，也在農村。這些孤兒，不容易出現在公眾視線下，自己也很難發出聲音，連求救的聲音都很難發出。
“我們遇到了他們，想讓更多人知道他們的存在。”
那期節目，敬一丹和同事選擇了最直接的呼籲——孤兒的救助與生存要有制度保障。孤兒救助，不僅是愛心、慈善，還是權利、制度。
這樣的呼籲，在《焦點訪談》20年，敬一丹做過很多，她自己也不知道能帶來多少改變？
“但哪怕一點點改變也好。”
04 珍貴的相遇
敬一丹一直很感謝，自己走過的那些路。
她常感慨，每一代人成長的關鍵詞不同，如果80、90後的關鍵詞是“充滿選擇”，那麼她所走來的那條來路，便是“沒有選擇”。
“所以，遇到就算是一種幸運。”
退休後，敬一丹寫了自己的第一本書《我遇見你》。她告訴十點人物誌說，這個“你”，指的便是一路上的那些人、那些故事、那個年代。
再談論起過去，她從未想過自己會做電視。
上個世紀80年代，敬一丹還是黑龍江人民廣播電臺的一名播音員，最喜歡播那個時代很有特色的電影錄音剪輯，最常用的新聞用語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萬元戶”……
那時電視初起，由於人手不夠，敬一丹奉命到黑龍江電視臺客串播音員。
白天，她在電臺的話筒前說“各位聽眾”，晚上，她得到電視臺對著鏡頭說：“各位觀眾”。
起初，初出茅廬的敬一丹對電視一點感覺都沒有。
到電視臺的第一件事，老播音員就和她說：“小敬，你得把頭髮燙了。”敬一丹很驚訝：“什麼？得結婚時才燙頭呢！”
敬一丹還整天催領導：“讓我回電臺吧！”領導說：“電視臺新人到位前，你得頂著。”
▲ 年輕時的敬一丹
當時，敬一丹才24歲，“學還沒上夠”的想法始終盤旋在心裡，她選擇離開黑龍江電視臺，三考研究生。
1983年，考取北京廣播學院（現為“中國傳媒大學”——筆者注）研究生那年，她已經28歲，還成為了“已婚婦女”。
在《我遇見你》一書中，敬一丹曾回憶過自己的研究生歲月。
她說，讀研三年，看上去好像與話筒拉開了距離，但實際上，讓她更深地理解了話筒。
敬一丹覺得，愛好成為職業，是一種幸福，“適合”支撐職業，這是長久的幸福。
▲ 敬一丹讀研究生期間，和師弟姚喜雙一起播音
從職業中得到的長久幸福感，並沒有因為退休消退。“拿著話筒一天，就仍是記者一天。”她仍有期望，在重大公共話題前，讓自己做到不缺位、不失聲。“我就不像下班的，還操那麼多心。”
但有時敬一丹也會有所憂心。
前幾年，敬一丹去大學裡和同學們交流，看到有些同學在臺下襬弄手機，她曾反覆問過三個問題。
“你們都用微博嗎？”所有人舉手。
“你們知道焦點訪談嗎？”舉手情況如上。
“你們現在還看焦點訪談嗎？”目光像攝像機一樣掃過臺下，敬一丹發現，沒有一個同學舉手。
直到幾個同學和敬一丹對視後，才不好意思地舉起手。敬一丹說，之所以一再去問大學生，是因為她看中這些年輕人的選擇，她知道，舉手或否，答案就在那裡。
面對新媒體時代的衝擊，面對有無數選擇的時代，敬一丹告訴十點人物誌，她作為媒體人，能迎來眾說紛紜的境況是十分欣喜的，但大家對輿論監督的關注仍十分必要。
當年在做《一丹話題》時，敬一丹習慣用逗號。她期待大家能一直七嘴八舌，沒有句號。
“今天也是這樣，期待依然議論風生，自己也能繼續記錄和表達。”
-作者-
蔣苡芯，反實證主義擁護者，嚴肅文學追隨者。本文首發十點人物誌（ID:sdrenwu），記錄每一個值得被記錄的人，轉載請在後臺回覆“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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