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躍，四川省雙流區雙流中學教師。
西南聯大舊址行思錄
到昆明，不能不去的一個地方，是西南聯大舊址。
西南聯大舊址在雲南師範大學校園內，不在雲南大學，這是需要特別說明的。
雲南師大的正門高大雄峻，不同於其他學校的，是大門正中是“雲南師範大學”幾個大學，右側是朱光亞題寫的“中國歷史名校國立西南聯合大學舊址”，左側是“學高身正，明德睿智”“剛毅堅卓”兩排字，前者應是雲師大的校訓，後者則是西南聯大的校訓。“剛毅堅卓”，非此四字不能道出聯大的艱苦卓絕、剛正勇毅。每一個教師的南遷史都是一部辛酸史，他們放棄了優渥的待遇，忍譏捱餓，克服重重困難，到邊遠的地方從事教學工作。還有一部分教師帶著學生從湖南步行，穿越幾個省到達雲南，其艱苦程度，非親身經歷者不能體會。作為學生的查良錚（穆旦）參加了“文化遠征”的全程，目睹了民眾的覺醒，寫出了《讚美》這樣的詩歌，唱出了“然而一個民族已經醒來”的時代主旋律，這段經歷為這位偉大詩人的成長提供了直接的素材。
進入正門，沿著大路行進，遠遠地就能看到右手邊有一尊高高的聞一多先生的塑像，右轉沿紅燭路行走三十來米，左轉可見一塊“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的大牌匾，即進入了聯大舊址。右手並排立著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的塑像；左手邊是教室，木質建築，鉛皮屋頂，帶書寫桌的木凳，應是在舊址上重建的，條件比當年好得多。學校對外開放，專門從學生當中招聘人員講解聯大的歷史。教室後邊上一個臺階，就是著名的由馮友蘭先生撰寫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文。此碑文與陳寅恪先生的王國維紀念碑文齊名。陳寅恪先生提出了“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千古高論，馮友蘭先生則高度概括了西南聯合大學存在的價值意義。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的地盤並不大，花不了多長時間就能走完。可就在這小小的彈丸之地，卻創造出了人類教育史上的奇蹟。其原因何在？實在引人深思。稽之往事，察其大略，無外以下幾個原因。
一是“和”。正如馮友蘭先生所言：“三校有不同之歷史，各異之學風，八年之久，合作無間，同無妨異，異不害同，五色交輝，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終和以平。”一個和尚挑水吃，三個和尚沒水喝。為了避免出現這樣的情況，蔣夢麟、張伯苓相繼離開聯大到重慶就職，重任就落到了梅貽琦的肩上。蔣、張二先生的“讓”，梅先生的“公”，共同造就了聯大的“和”。清華大學有庚子賠款，經濟狀況好於北大、南大，但梅先生一視同仁，不分三六九等，故三校之教師能和睦相處，親如一家。由此想到梅先生的兩句著名的話，一句是：“大學者，非有大樓之謂也，乃有大師之謂也。”聯大有陳寅恪、吳宓、金嶽霖、馮友蘭、錢穆、趙元任、劉文典、葉企孫、陳省身、華羅庚、吳大猷等，這個名單還可以列出一長串，而且任何一個拿到世界知名大學都毫不遜色。如此眾多的教授齊聚一校，不能不說是學生之福。就以我曾就讀的西南師範大學而言，一個吳宓足以撐起一所學校的門面，儘管吳宓早已去世，但說起西師，就不能不說吳宓，每一個人都以知道一些他的故事為榮，如果一個西師的學生，你不知道吳宓，你都不好意思說你是西師的。第二句是：“校長是帶領校工給教授搬凳子的。”以校長的身份給教授搬凳子，那是自掉身價，可梅先生沒有那麼多的講究，他身先示範，所以他能帶領三校的師生員工和衷共濟，度過戰火紛飛的艱難時期。
二是自由。聯大沒有統一的教材，老師們自編教材，想講什麼就講什麼。教育部長陳立夫要求聯大用教育部頒發的統一教材，遭到聯大老師的集體抵制。馮友蘭先生著文予以逐一反駁，條分縷析，理甚詳明。當然，這並不是說老師們不努力，拿著發黃的教案就講一輩子。老師們都以講授最新的研究成果為榮。最著名的是陳寅恪，他說，前人講過的他不講，別人講過的他不講，以前講過的他不講。陳先生上課時，不僅有學生，連吳宓、馮友蘭、朱自清這樣的教授都坐在教室裡聽。有時候，一學期同時開幾門相同的課，讓學生去自主選擇聽誰的課。如中國文學系的“國文讀本”就由羅庸、朱自清、浦江清、王力等教授同時開，任何一人所講的與別人的都有不同的地方，都有自己的心得與體會。這既給了學生選擇的機會，又讓教授們互相競爭，不斷提高自己的教學水平。更有甚者，劉文典先生在月下講《月賦》，聞一多先生“痛飲酒熟讀《離騷》”，講課總是要拖到黃昏之後，而且老師和學生都可以抽菸。梅校長對教授們的自由散漫持寬容態度，並不加以干涉。學校聘請28歲的華羅庚、錢鍾書為教授，也沒有人說他們太年青，只要有能力，年齡不是問題。當然，學歷也不是問題，聯大聘請沈從文為教授，雖然有人認為他只有小學學歷，但因為沈從文寫作上確實有過人之處，還是聘為教授。
三是責任感和使命感。聯大的老師雖然秉性各異，主張不同，但愛才之心是一樣的，他們都以培育人才為己任。抗戰最艱苦的時期，在聯大的學生中徵兵，梅校長的兒子女兒可以去從軍，但那些最優秀的人才不可以去，如楊振寧、李政道。因為這些人要等到抗戰勝利之後從事國家的重建工作，就像當年拿破崙不讓軍校的學生上戰場一樣。老師們深知身上擔子的沉重，絲毫也不敢鬆懈，除了準備教學的資料之外，可以說每一位老師都沒有閒著，都在著書立說。在戰火硝煙中，在飢寒交迫中，在經常要跑空襲的危難中，華羅庚完成了開創性的著作《堆壘素數論》，吳大猷的《多原子分子的振動光譜及結構》、張青蓮的《重水之研究》、趙九章的《大氣之渦旋運動》、孫雲鑄的《中國古生代地層之劃分》、馮景蘭的《川康滇銅礦紀要》、馬大猷的《建築中聲音之漲落現象》、聞一多的《楚辭校補》、馮友蘭的《新理學》、陳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論稿》、湯用彤的《漢魏晉南北朝佛教史》、金嶽霖的《論道》、吳宓的英文版著作《世界文學史大綱》《歐洲文學史大綱》《文學與人生》等大批奠基性論著相繼誕生。這些作品又成為老師上課的內容，讓學生時時能接觸到最新的研究成果。學生也深知自己身負的使命，潛心向學。短短的八年，西南聯大培養出了無數的優秀學子，楊振寧、李政道獲得諾貝爾獎；鄧稼先、趙九章、郭永懷、朱光亞等8人獲得兩彈一星功勳獎；黃昆、劉東生、葉篤正、吳徵鎰4人獲得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擔任中國科學院、工程院院士的共92人。聯大畢業的學生中，穆旦、鄭敏、杜運燮、袁可嘉是著名詩人，汪曾祺、宗璞是著名作家，許國璋、許淵衝是著名翻譯家。
西南聯大的成功，還得力於教授的嚴格要求，學校重視基礎教育，教授治校，寬進嚴出等等。但我認為，主要的還是以上三點。
錢學森去世之前，曾致信溫家寶總理，問到為什麼建國六十年沒有培養出大師，這就是著名的“錢學森之問”。其實，借鑑西南聯大的一些做法，或許能夠略為改變我們當前的教育現狀，不要那麼急功近利，不要一切只看分數，不要忽視“人”的培養，重視學生的創新能力，培養學生的社會責任感，結合社會實際鍛鍊能力，也許不失為一種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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