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30年来，法国失业率始终处于高位，尽管历届政府采取了多项积极的改革政策，试图改变法国失业率高企的尴尬状态，但始终效果甚微。自1983年以来，法国城市失业率始终在8.5%左右波动，只有在1990年、2001年以及2008世界金融危机前夕低于8%。法国的长期失业率也很高，在失业人群中，30%到40%的人失业超过一年。
法国长期的高失业率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非自愿失业可归为三类：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和周期性失业。摩擦性失业是无法消除的，周期性失业可以用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来消除。如果法国的高失业率主要是因结构性失业引起的，这么多年了也不可能一直都存在。那么，就得考虑一下自愿失业了。
如此高的自愿失业率是如何产生的？不能简单地归咎于“高福利”，真正高福利的北欧国家失业率要比法国低得多。
西方学者认为自愿失业的存在是因劳动者过份的懒惰或好逸恶劳。劳动者出卖劳动力是为了获得工资购买商品和服务来满足自己的需求。劳动者在出卖劳动力的过程中，工资给劳动者带来效用(需求的满足)，劳动给劳动者带来负效用(辛苦和受累)。只要工资的效用大于劳动的负效用，劳动者便会愿意出卖劳动力。在由市场决定的现行工资率下，劳动者如果过份的懒惰，劳动的负效应过大，便会自愿失业。显然没有证据表明法国人天生就懒惰些。
然而，工资的效用过低劳动者也可能会自愿失业。工资(所能购买的商品和服务)的效用是由劳动者(消费者)的“基础消费量”决定的。消费者消费第一个面包和第二个面包给他带来的效用是不一样的，第一个面包的效用要大于第二个面包。“基础消费量”越小，一定量的商品(服务)带来的效用就越大；“基础消费量”越大，一定量的商品(服务)带来的效用就越小。
劳动者的“基础消费量”与劳动者的积蓄、劳动自用所能获得的产品，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助，以及社会保障和其它的互助关系等有关。可能会因而失业、疾病、年老以及其它天灾人祸等而降低。如果因家庭经济条件较好或社会福利水平过高，劳动者的“基础消费量”大，一定的实际工资带来的效用过低，劳动者便会自愿失业。既然是因社会保障或社会福利水平过高，那么削减社会福利就好了。事情没那么简单。
三千一月的中国农民工与六千一月的农民工哪个“基础消费量”低些，应该优先增加哪个的社会福利？一般情况下，人们肯定会觉得如果要增加社会福利的话，是要优先增加低收入农民工的福利。然而，正确答案是一般六千一月的农民工其“基础消费量”相对要低些。
对于同样的工资水平，“基础消费量”不同的劳动所愿意付出的劳动量(劳动时间和强度)是不一样的。在一定实际工资水平下，“基础消费量”较低的劳动者所愿意付出的劳动量会大于“基础消费量”较高的劳动者。对于付出同样劳动量的工作，“基础消费量”不同的劳动者所愿意接受的最低工资水平也是不一样的。“基础消费量”较高的劳动者所愿意接受的最低工资水平要高于“基础消费量”较低的劳动者。
假设劳动者除了“基础消费量”的不同，没有任何体能、技能方面的差异。那么“基础消费量”不同的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分布会是怎样的呢？由于劳动者之间没有任何体能和技能的差异，工资水平的高低取决于劳动量(劳动时间和强度)的多少，付出的劳动量越多的工作工资肯定越高。那么，那些“基础消费量”最小的劳动者会是分布在最高工资层级。因为付出一定的劳动量他们所愿意接受的最低工资水平最低，在最高工资层级上其他人都竞争不过他们。同理，那些“基础消费量”最大的劳动者会分布在最低工资层级上。他们在任何一工资层级上都竞争不过其他劳动者，只有在最低工资层级上无人与他们竞争。
其实人们很容易观察到这样的现象，成了家的中年人“基础消费量”较低，未成家的青年人“基础消费量”较高(他们有父母可以依靠)。许多青年人希望工作能轻松些，工资低些没关系，而中年人往往为了高工资而从事需要付出艰辛劳动的工作。城市里有退休金的老年人“基础消费量”较高不用再工作，农村的老年人“基础消费量”较低往往不得不继续工作。
当然劳动者除了“基础消费量”的差异，还存在体能、技能等方面的差异。一般体能较强者趋向于分布在较高工资层级，体能较弱者分布在较低工资层级。因为一定劳动量的工作，体能较强者所承受的负效应要比体能较弱者小，在较高工资层级上体能较弱者往往会被体能较强者挤出。当然真正高工资层级的劳动者是那些拥有稀缺性技能的高素质劳动者。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在西欧国家社会保障越来越强调个人责任。这些真正高工资层级的劳动者因收入高，缴纳的社会保险费高，所享受的社会保障待遇也高。按理来说，他们不应该是属于享受相对较高社会保障待遇的群体。
对于缺乏技能的劳动者群体来说，处于较高工资层级的劳动者往往是“基础消费量”较小的，需要增加其社会福利，提高其基本生活需求保障满足的程度。缺乏技能的普通劳动者所面临的劳动力市场通常是供大于求的，由于劳动者之间的竞争，其所能要求的最低工资水平往往就是其实际工资水平。增加“基础消费量”较小的劳动者群体的社会福利，提高其“基础消费量”就能提高其工资水平，就能增加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减少资本收入的比重，缩小社会贫富差距。
处于低工资层级的劳动者中有很多是“基础消费量”较大的，如果只增加低工资层级劳动者的社会福利，会造成一些劳动者“基础消费量”相对过大，就会自愿地失业。
据法国国家统计及经济研究所(INSEE)2017年度的数据，法国15-24岁的年轻人平均失业率为20%，25-49岁的法国人平均失业率为8%。
北欧高福利国家的福利制度是普惠型的，享受社会福利的收入限制少，收入差距对福利待遇的影响也不大。其福利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也相适应，不存在“福利过度”的情况。因而失业率较西欧那些“伪高福利国家”要低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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