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人將甲午視作“失敗了的戰爭”，轉而積極運作“促華親日”
如前期所述，甲午戰後，中方高層之反思，以李鴻章為代表，顯示出一種相當尷尬的分裂——對內，對光緒與慈禧，乃至舉國洶洶之輿論指責，李鴻章將戰敗的主要責任歸咎於“器械懸殊”，抱怨帝后、清流作梗，使清國海、陸軍裝備均不如日軍；但對外，李氏卻在馬關和談現場演說，承認此役，證實了歐式軍事體制的優越性。①
反省尚且如此內外分裂，廟堂層面的戰敗因應，自然更無從談起。反觀日人，雖於戰場獲勝，但因西方列強幹涉，其殖民朝鮮之目標卻未能徹底完成，正如日本媒體當日所感嘆的那般：
“排斥了中國之後，依然不能單獨扶植朝鮮。一旦有事，便要倒退一步。從日清戰爭中得到的東西在哪裡？”②
故而，在一些日本學者眼中，“日清戰爭在軍事方面雖然壓倒了清國，但從政治上來說，卻是一次失敗了的戰爭。這是因為戰爭……沒有實現朝鮮的殖民地化。”③為應付此種“失敗”，甫將清廷狠狠踩在腳下的日本當局，轉而迅速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力求使中國朝野政治勢力再度“親日”。
以甲午一戰帶給國人的屈辱之甚，當不難了解，將國人情緒，由“仇日”扭轉為“親日”，其難度之大。事實上，當日朝野上下，受仇日情緒矇蔽，在外交立場上已相當不理性。最典型者，莫如兩江總督劉坤一與湖廣總督張之洞。劉坤一在1895年7月上奏，激贊俄國“信義素敦，與我修好二百數十年，絕無戰事，實為千古所未有”，竭力建議聯俄製日。張之洞亦於同月上奏，建議聯俄，雖然其對俄國的認知，沒有劉坤一那般泛道德化，但犧牲尺度也極大，認為“凡關係俄國之商務、界務”，均可“通融”，俄國若欲“用兵於東方”，其水師可由中國提供煤糧、其兵船可由中國船塢修理，其陸軍可“假道”中國通行無阻，且由中國“供其資糧、車馬”……④
至於其他人，如京官許應揆以“俄與我同屬亞洲，必不漠視”等理由鼓吹聯俄製日，其見識之淺陋已臻荒唐。但這荒唐之中，濃烈的仇日情緒卻是真真切切的。為扭轉這一仇日局面，1896年，松偎內閣成立時，接受犬養毅之建議，決定在內閣預算中，提出機要費用，派人調查中國問題。稍後，即按計劃，派遣可兒長一、平山周、宮崎寅藏等人，以外務省諮議之名義，前往華南，調查並結納革命黨；其後，更成立“東亞同文會”及諸多在華支部，以學校、報紙等為基本活動手段，推動其“親日”大計。
日本愛知大學所藏東亞同文書院當年所彙集的“支那調查報告書”
其“促華親日”運作，遍及中國朝野各派系政治力量，收效甚大
簡略而言，甲午戰爭後，日本政府的“促華親日”佈局，有三個基本向度。其一，針對革命黨。其標誌性事件，即1896年平山周、宮崎寅藏等人，奉命赴華結納革命黨。啟行前，參謀本部少佐宇都宮太郎曾交待平山周等人：“華南革命黨以孫逸仙為中心，抵滬後，宜即設法與之訂交。”⑤
其二，針對維新派。其標誌性事件，乃積極結納康有為一系之“康黨”人物。如1897年2月，同文會領袖宗方小太郎，曾在上海與梁啟超、汪康年、李盛鐸等往來極為密切。據宗方日記，這些人當日皆反對“清政府依賴俄國”，梁啟超甚至說“中國之天下為滿人破壞，欲圖挽回，非脫離滿人之羈絆不可”，希望獲得日本支持。事實上，康黨後來在戊戌年，確實一度竭力向光緒皇帝推銷其“中日合邦”計劃。⑥
其三，針對體制內重臣。標誌性人物，如湖廣總督張之洞。1897年，日本參謀本部特派神尾光臣與宇都宮太郎赴湖北遊說張之洞。據張事後給總署的電文匯報，神尾等人大意謂：“前年之戰，彼此俱誤，今日西洋白人日熾，中、東日危。中、東系同種同文同教之國，深願與中國聯絡……並言今日武備最要，囑派人到彼，入武備及各種學堂，地近費省，該國必優待切教。”此後，雖不得朝中親俄派支持，張之洞仍積極低調運作赴日留學、聘請日軍武官等事。至庚子年，北方拳事紛擾，據宇都宮太郎在日記披露，張之洞甚至曾遣幕僚，向其透露，有擬拋棄滿清，“或會設立新政府”之計劃，欲尋求日本支持。⑦
略而言之，甲午年後，日本政府在“促華親日”一事上成效顯著，且持之以恆（同時亦絕不放棄趁機參與八國聯軍侵華），至1905年日俄戰爭，終獲莫大收益，如日本駐華公使館武官青木宣純所言：“日俄戰爭期間，在諜報上，袁世凱的功勞實多……”⑧日本外交之務實與前瞻若此，遠非清國劉坤一、許應揆之流所能比擬，故身處19世紀末之絕大變局，其廟算，無論戰前、戰中、戰後，皆著著領先於清國甚多。
左：日本政治家伊藤博文；右：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此二人深度參與了戊戌年康黨的“中日合邦”計劃
註釋：
①諶旭彬：《李鴻章對內撒謊 對外吐真言》，短史記第193期。②《國民新聞》，1896年2月3日。③藤村道生：《日清戰爭》，P01-02。④《清季外交史料》，第115卷，P20-21；《張文襄公全集》，第37卷，P36-38。⑤古島義雄革命談薈，P46。⑥諶旭彬：《轉型中國1899：中日合邦鬧劇流產》。⑦孔祥吉：《張之洞在庚子年的帝王夢》。⑧《對支回憶錄》，下卷，P32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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