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義（1923.12.13—2010.7.29），幼年時念了三個冬春的私塾。13歲起到外村攬牛放馬，一年後，返回家和哥哥們種地。種地之餘，為了減輕家庭生活負擔，補貼家用，他和兄弟們一道拾柴草、放牛馬、打短工。冬閒時，為了省柴取暖，他去村子裡邊大戶人家，與人家的子弟做伴，讀了些私塾。由此而來，也學習到一些“人、口、手”以及《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等書本里面的知識。
隨著年齡的增長，面對現實生活中的階級矛盾、民族矛盾、社會矛盾和日益艱難的家境，他的心靈深處苦苦思索，怎樣才能有個安穩的社會、家庭，過太平生活。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人在土默特地區開展革命活動，1938年，八路軍120師來大青山開展抗日鬥爭，他聽到了階級、革命、鬥爭、反抗壓迫這些新鮮字眼。在村子裡，見到了烏蘭夫、奎璧、吉亞泰、吉合等同志的革命活動，接觸到了革命鬥爭的理論，他對生活、對社會現實的認識有了新的境界，決心投身到階級解放、民族解放的革命鬥爭洪流中去。
1939年夏天，在日本帝國主義加緊侵略華北地區，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機關頭，他和五哥趙俊峰與雲曙光（布赫）、雲照光、李永年等22名男女蒙古族青年，在黨組織的帶領下，歷經艱難險阻，克服重重困難，奔赴革命聖地——延安。在陝北公學、延安民族學院，經過五年緊張、艱苦、系統的學習訓練，他的思想上、理論政策水平和工作能力，都有了很大提高。1942年8月，經塔拉、王國善同志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1943年春天，他隨著全校師生到陝北定邊，重新組建成“三邊公學”，開展招收培養革命青年幹部工作。1945年2月，組織上調動從綏遠來的同志回延安另行安排工作。4月份，這些同志經過佳縣，到達賀龍同志領導的中共晉綏分局所在地山西興縣蔡家崖。
1945年5月初，成義參加了晉綏分局偏關“支援前線宣教團”工作，圍攻駐守在清水河縣南邊韭菜莊的偽軍，很快消滅了敵人，解放了村莊。革命鬥爭形勢發展變化迅速，6月份，他與成少江、徐史等人經清水河、和林、過蠻汗山，回到大青山紅召綏中區開展敵後工作。1945年9月，與王宏烈等人受楊植霖、王鐸同志指示到鑲紅旗開展工作，主要任務是恢復生產、創建村政權、保衛解放區。1946年9月3日，國民黨傅作義部奉蔣介石之命為搶奪抗戰勝利果實，也為阻止共產黨力量在東北、華北地區聯成一片，糾集三萬多兵馬由河套、包頭沿鐵路分兵三路向綏東解放區大舉進攻。為保存革命力量， 7日下午，兩個旗的黨、政、軍40多人隨我軍由
卓子山撤退到岱海灘，繞道經大同、豐鎮、陽高向北到土牧爾臺，與奎璧同志所部匯合。不久就組建成巴烏大隊，奎璧同志任隊長兼政委，華林泰同志任副隊長。1946年10月份，為了更好地組織軍事力量對付國民黨軍隊對內蒙古、華北、東北解放區的大舉進攻，為了給解放戰爭贏得穩定的後方和寶貴的時間，成義與王宏烈、巴振龍、圖孟烏爾吉4個人奉命到四支隊充實部隊建設。不久，部隊改編成騎兵四支隊，後又改編成中國人民解放軍騎兵11師，他任33團政治委員。這階段，他隨部隊轉戰在內蒙古草原和華北地區，打擊和牽制了大批敵人，同時收編鄂友山部獨立團近200人。他們為瓦解敵軍，發動群眾，解放內蒙古，鞏固和壯大解放區，支援全國解放作出了貢獻。1950年，內蒙古和華北地區大多已成為解放區，為了加強地方的建設和領導力量，考慮到綏蒙地區民族工作的特點和需要，組織上決定讓他轉業至綏遠省民委工作，任蒙民科長。1950年夏天，綏遠省組織了三個蒙旗土改試點團，定在平地泉玫瑰營子，土默特旗把什村，河套米倉縣白腦包搞試點。成義任河套米倉白腦包鄉土改工作團團長，王信同志任副團長。這裡有歷史上遺留下的蒙古族、漢族因農牧業的問題產生的矛盾和糾紛。他們因地制宜開展工作，解決問題。土改結束，回省彙報後，研究制定了蒙旗土改實施辦法。
在省政府工作的幾年裡，他認真執行黨的民族方針政策，尋找和救助了許多蒙古族革命烈屬和曾經掩護幫助過革命者的後代。給他們發放生活必需品，並送其子女們免費入學讀書。這些工作為穩定新政權、告慰革命烈軍屬起到極大的作用。他還同民委主任郝秀山等同志多次深入基層調查研究，提出的《土改工作中要考慮照顧民族地區歷史和特點》的報告，受到省委的肯定。1953年，他進入華北局幹部文化學校學習。3年後畢業，回來任內蒙古自治區黨委統戰部一處處長。1957年，調呼和浩特市郊區任區委書記。這時期，他身體力行帶領區委政府一班人努力工作，確立了郊區工作方針重點，即“保證城市副食供給”。這一方針政策對克服“三年自然災害”的影響，尤顯重要和難得。他們克服“左的政策”影響，創造性的發揮郊區農業生產優勢，為自治區首府提供了大量農副產品，減輕了“瓜菜帶”式的糧食供應帶給市民的生活壓力，受到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烏蘭夫和其他領導的高度評價。在區委任職期間，他提出針對實際，在各個人民公社大力培養使用留得住、用得上的當地幹部和少數民族幹部。這一舉措使郊區整體工作有了很大起色。他經常深入基層，幫助革命老區、少數民族聚居村莊解決生產、生活問題。對蒙古族革命烈士多松年、高鳳英等人的遺屬，更是多次給予民政、民族補貼，使烈士們的遺屬得以頤養天年。他還注重發揮黨的統戰政策威力，團結社會各界力量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例如，民國時期綏遠地區老報人劉映元，被管制多年後，生活上沒有著落。他指示民政部門給劉映元一定的補助費，並積極幫助聯繫讓他給內蒙古參事室、圖書館寫一些歷史資料，用獲得的稿費補貼家用。多年後，劉老先生談及此事，仍動情地說：“共產黨老幹部好哇。” 後來劉映元為內蒙古西部地區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史志編寫作出很大貢獻，寫出幾十萬字的史料。
1965年10月，成義任呼和浩特市新城區委書記、武裝部政委。1966年3月，中共呼和浩特市委書記李貴同志（後任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和他談話，決定等他參加完呼市房管處“四清”後，調任中共呼和浩特市委組織部任部長。正當他更加努力地為黨、為國家工作之際，長達十年之久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開始了。他同大批老同志一樣，長期慘遭批判鬥爭、隔離審查、嚴刑毒打、關押迫害。在呼和浩特黨校被關押時，造反派對他連續七天七夜車輪戰，不讓睡覺，使用各種酷刑，他堅決不承認是“內人黨”。他說：“我是共產黨員，十年後看結果。”“文化大革命中”，他的愛人和子女也多次被“觸及靈魂”及皮肉，“紅衛兵”、“造反派”、“工宣隊”先後7次抄家，尋找莫須有的“罪證”。在那嚴酷的歲月裡，面對“紅衛兵”、“造反派”長期非人的折磨，他始終保持共產黨人的氣節，堅信不移對黨的忠誠。1972年底，他被放鬆看管，乘無事可做，利用養傷看病之便，積極幫助被關押過的老同志的子女，為他們聯繫推薦上學、抽調工作、參軍入伍的事宜，使這些生活顛沛、流離失所，無依無靠的孩子們感到無限溫暖。許多被“運動”衝擊落難的幹部、工人、農民、知青上門向他求助，請幫助他們落實政策，恢復名譽和工作。他不顧滿身傷病，騎著自行車到處奔波，為大家申述、聯繫、呼籲。
1973年，組織上正式恢復了他的名譽和工作，任命他為呼和浩特市農機水電局局長兼任黨委書記。他滿懷熱情奔赴崗位，抽調技術人員恢復多年失修的水利工程。如哈素海二期揚水工程，1974年投工開挖80多萬立方土，使流量達到每秒10個立方米，新增灌溉面積20萬畝。託縣麻地壕揚水站項目，經過論證，上馬開工，新增灌溉面積十幾萬畝。十四份子、毛不浪揚水站、呼郊八拜水庫、土左旗二道窪水庫也相繼開工、擴建。針對呼和浩特沿山地區的水利建設具體情況，聽取專家的意見，採用沿山溝口搞截伏流工程項目，充分提高地表水的利用率。在土左旗把什鄉開展整治萬家溝河灘、萬家溝內公路建設等方面的任務時，幫助該地區解決了大量鋼材和水泥指標。對沿大青山東起旗下營、西至白石頭溝，託縣、郊區、大小黑河、黃河沿岸的水文工作積極支持，開展水文地質調查研究，經常看望一線職工，為萬家溝水庫上馬作準備工作。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工作上來。1979年，他又調任內蒙古自治區工商聯副主任。任職期間開展調研、走訪，恢復與工商各界的聯繫，為自治區黨委統戰部提供決策意見。出臺各種鼓勵和支持發展多種經濟成份的措施，使自治區個體工商業和集體所有制企業的恢復和發展有了良好的開端。
1984年底，他響應黨的號召主動申請光榮離休。離休後的生活中心依然是積極學習併發揮餘熱。撰寫回憶文章，對年輕一代進行革命傳統教育，積極參加延安大學校友會的工作，為加快故鄉建設出謀獻策，幫助社會上做些力所能及的公益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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