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义（1923.12.13—2010.7.29），幼年时念了三个冬春的私塾。13岁起到外村揽牛放马，一年后，返回家和哥哥们种地。种地之余，为了减轻家庭生活负担，补贴家用，他和兄弟们一道拾柴草、放牛马、打短工。冬闲时，为了省柴取暖，他去村子里边大户人家，与人家的子弟做伴，读了些私塾。由此而来，也学习到一些“人、口、手”以及《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书本里面的知识。
随着年龄的增长，面对现实生活中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社会矛盾和日益艰难的家境，他的心灵深处苦苦思索，怎样才能有个安稳的社会、家庭，过太平生活。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土默特地区开展革命活动，1938年，八路军120师来大青山开展抗日斗争，他听到了阶级、革命、斗争、反抗压迫这些新鲜字眼。在村子里，见到了乌兰夫、奎璧、吉亚泰、吉合等同志的革命活动，接触到了革命斗争的理论，他对生活、对社会现实的认识有了新的境界，决心投身到阶级解放、民族解放的革命斗争洪流中去。
1939年夏天，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华北地区，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他和五哥赵俊峰与云曙光（布赫）、云照光、李永年等22名男女蒙古族青年，在党组织的带领下，历经艰难险阻，克服重重困难，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在陕北公学、延安民族学院，经过五年紧张、艰苦、系统的学习训练，他的思想上、理论政策水平和工作能力，都有了很大提高。1942年8月，经塔拉、王国善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春天，他随着全校师生到陕北定边，重新组建成“三边公学”，开展招收培养革命青年干部工作。1945年2月，组织上调动从绥远来的同志回延安另行安排工作。4月份，这些同志经过佳县，到达贺龙同志领导的中共晋绥分局所在地山西兴县蔡家崖。
1945年5月初，成义参加了晋绥分局偏关“支援前线宣教团”工作，围攻驻守在清水河县南边韭菜庄的伪军，很快消灭了敌人，解放了村庄。革命斗争形势发展变化迅速，6月份，他与成少江、徐史等人经清水河、和林、过蛮汗山，回到大青山红召绥中区开展敌后工作。1945年9月，与王宏烈等人受杨植霖、王铎同志指示到镶红旗开展工作，主要任务是恢复生产、创建村政权、保卫解放区。1946年9月3日，国民党傅作义部奉蒋介石之命为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也为阻止共产党力量在东北、华北地区联成一片，纠集三万多兵马由河套、包头沿铁路分兵三路向绥东解放区大举进攻。为保存革命力量， 7日下午，两个旗的党、政、军40多人随我军由
卓子山撤退到岱海滩，绕道经大同、丰镇、阳高向北到土牧尔台，与奎璧同志所部汇合。不久就组建成巴乌大队，奎璧同志任队长兼政委，华林泰同志任副队长。1946年10月份，为了更好地组织军事力量对付国民党军队对内蒙古、华北、东北解放区的大举进攻，为了给解放战争赢得稳定的后方和宝贵的时间，成义与王宏烈、巴振龙、图孟乌尔吉4个人奉命到四支队充实部队建设。不久，部队改编成骑兵四支队，后又改编成中国人民解放军骑兵11师，他任33团政治委员。这阶段，他随部队转战在内蒙古草原和华北地区，打击和牵制了大批敌人，同时收编鄂友山部独立团近200人。他们为瓦解敌军，发动群众，解放内蒙古，巩固和壮大解放区，支援全国解放作出了贡献。1950年，内蒙古和华北地区大多已成为解放区，为了加强地方的建设和领导力量，考虑到绥蒙地区民族工作的特点和需要，组织上决定让他转业至绥远省民委工作，任蒙民科长。1950年夏天，绥远省组织了三个蒙旗土改试点团，定在平地泉玫瑰营子，土默特旗把什村，河套米仓县白脑包搞试点。成义任河套米仓白脑包乡土改工作团团长，王信同志任副团长。这里有历史上遗留下的蒙古族、汉族因农牧业的问题产生的矛盾和纠纷。他们因地制宜开展工作，解决问题。土改结束，回省汇报后，研究制定了蒙旗土改实施办法。
在省政府工作的几年里，他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方针政策，寻找和救助了许多蒙古族革命烈属和曾经掩护帮助过革命者的后代。给他们发放生活必需品，并送其子女们免费入学读书。这些工作为稳定新政权、告慰革命烈军属起到极大的作用。他还同民委主任郝秀山等同志多次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提出的《土改工作中要考虑照顾民族地区历史和特点》的报告，受到省委的肯定。1953年，他进入华北局干部文化学校学习。3年后毕业，回来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统战部一处处长。1957年，调呼和浩特市郊区任区委书记。这时期，他身体力行带领区委政府一班人努力工作，确立了郊区工作方针重点，即“保证城市副食供给”。这一方针政策对克服“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尤显重要和难得。他们克服“左的政策”影响，创造性的发挥郊区农业生产优势，为自治区首府提供了大量农副产品，减轻了“瓜菜带”式的粮食供应带给市民的生活压力，受到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乌兰夫和其他领导的高度评价。在区委任职期间，他提出针对实际，在各个人民公社大力培养使用留得住、用得上的当地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这一举措使郊区整体工作有了很大起色。他经常深入基层，帮助革命老区、少数民族聚居村庄解决生产、生活问题。对蒙古族革命烈士多松年、高凤英等人的遗属，更是多次给予民政、民族补贴，使烈士们的遗属得以颐养天年。他还注重发挥党的统战政策威力，团结社会各界力量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例如，民国时期绥远地区老报人刘映元，被管制多年后，生活上没有着落。他指示民政部门给刘映元一定的补助费，并积极帮助联系让他给内蒙古参事室、图书馆写一些历史资料，用获得的稿费补贴家用。多年后，刘老先生谈及此事，仍动情地说：“共产党老干部好哇。” 后来刘映元为内蒙古西部地区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史志编写作出很大贡献，写出几十万字的史料。
1965年10月，成义任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委书记、武装部政委。1966年3月，中共呼和浩特市委书记李贵同志（后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和他谈话，决定等他参加完呼市房管处“四清”后，调任中共呼和浩特市委组织部任部长。正当他更加努力地为党、为国家工作之际，长达十年之久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了。他同大批老同志一样，长期惨遭批判斗争、隔离审查、严刑毒打、关押迫害。在呼和浩特党校被关押时，造反派对他连续七天七夜车轮战，不让睡觉，使用各种酷刑，他坚决不承认是“内人党”。他说：“我是共产党员，十年后看结果。”“文化大革命中”，他的爱人和子女也多次被“触及灵魂”及皮肉，“红卫兵”、“造反派”、“工宣队”先后7次抄家，寻找莫须有的“罪证”。在那严酷的岁月里，面对“红卫兵”、“造反派”长期非人的折磨，他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气节，坚信不移对党的忠诚。1972年底，他被放松看管，乘无事可做，利用养伤看病之便，积极帮助被关押过的老同志的子女，为他们联系推荐上学、抽调工作、参军入伍的事宜，使这些生活颠沛、流离失所，无依无靠的孩子们感到无限温暖。许多被“运动”冲击落难的干部、工人、农民、知青上门向他求助，请帮助他们落实政策，恢复名誉和工作。他不顾满身伤病，骑着自行车到处奔波，为大家申述、联系、呼吁。
1973年，组织上正式恢复了他的名誉和工作，任命他为呼和浩特市农机水电局局长兼任党委书记。他满怀热情奔赴岗位，抽调技术人员恢复多年失修的水利工程。如哈素海二期扬水工程，1974年投工开挖80多万立方土，使流量达到每秒10个立方米，新增灌溉面积20万亩。托县麻地壕扬水站项目，经过论证，上马开工，新增灌溉面积十几万亩。十四份子、毛不浪扬水站、呼郊八拜水库、土左旗二道洼水库也相继开工、扩建。针对呼和浩特沿山地区的水利建设具体情况，听取专家的意见，采用沿山沟口搞截伏流工程项目，充分提高地表水的利用率。在土左旗把什乡开展整治万家沟河滩、万家沟内公路建设等方面的任务时，帮助该地区解决了大量钢材和水泥指标。对沿大青山东起旗下营、西至白石头沟，托县、郊区、大小黑河、黄河沿岸的水文工作积极支持，开展水文地质调查研究，经常看望一线职工，为万家沟水库上马作准备工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工作上来。1979年，他又调任内蒙古自治区工商联副主任。任职期间开展调研、走访，恢复与工商各界的联系，为自治区党委统战部提供决策意见。出台各种鼓励和支持发展多种经济成份的措施，使自治区个体工商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的恢复和发展有了良好的开端。
1984年底，他响应党的号召主动申请光荣离休。离休后的生活中心依然是积极学习并发挥余热。撰写回忆文章，对年轻一代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积极参加延安大学校友会的工作，为加快故乡建设出谋献策，帮助社会上做些力所能及的公益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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