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月經歷了轟轟烈烈的雙十一購物節，藉著各大平臺搞促銷活動，我大約買了六七千塊東西，其中僅買書就花了近三千塊，今天差不多總算貨齊了。作為一個以寫字為生的人，必須時不時地更新自己的知識儲備，以便維持一定的敏感度和分析能力，所以從本科階段開始我就養成了買書習慣，至今已收集藏書幾千冊。不過，有兩件我不太好意思承認的事是：第一，我的支付完全依賴我的建行信用卡和花唄分期，算是借錢消費；第二，因為大腦資源有限，所以大部分書其實我都沒完整讀完，頂多讀了些篇章，看起來是浪費。
在文化批評者眼裡，我的消費習慣屬於典型的消費主義行為，即一種純粹以通過獲得更多商品和服務來提升生活標準的行為。從規模上而言，一個人的浪費只是微觀行為，不會形成多大影響，頂多階段性捉襟見肘，但是當無數個類似的微觀行為疊加之後，宏觀的社會問題就會凸顯，比如垃圾成堆、環境汙染等，若出現大面積信貸違約，那麼經濟危機就會爆發。更嚴重的是，各國政府似乎都無意麵對過度消費所帶來的風險，反而以“變本加厲”的方式鼓勵這樣的消費習慣，因為績效——即經濟增長——是民眾考量政府合格與否的重要指標，鼓勵消費有助於滿足民眾的績效訴求。
文化批評者認為，我們應該停下腳步，遏制慾望，迴歸自然，從而改善自己的消費習慣，並讓整體社會能從這場純粹追求經濟增長的無止盡遊戲中掙脫出來。在美國經濟學家本傑明·弗裡德曼在《經濟增長的道德意義》一書中指出，“這樣的思想有著嚴重的不足之處，甚至是危險的”，因為“不斷上升的生活標準的價值不僅在於它對人們如何生活所帶來的具體改進，而且在於它如何形成一個民族的社會、政治和最終的道德品性”。為什麼經濟增長能被賦予如此高的道德含義？為此，我們需要首先理解消費。
莎士比亞戲劇人物雅典的泰門在劇中第四幕
何謂消費
一般意義上，我們把消費理解成一種“要求慾望被滿足”的行為，比如口渴了買水，肚子餓了買飯，身體覺得冷了買衣服。因為人們並沒有自給自足的能力，所以他們需要從市場上通過交易獲得水、飯和衣服。需求造就供應。為了滿足市場的需求，有一波人組織起來生產並銷售這些產品。所以理論上而言，整個社會的生產與消費之間、需求與供給之間理應具備某種平衡或均衡。然而在馬克思看來，事實並非如此，因為無論什麼時候去市場上瞧一瞧，都會發現幾乎任何一種商品都有大量庫存積壓。馬克思認為，庫存是矛盾而非均衡，它是消費者和生產者相互博弈的結果。
實踐中的生產者通常會面臨三個問題：第一，如何確立市場需求；第二，如何生產出能夠滿足特定需求的產品；第三，生產出來之後，如何能將產品銷售出去。這三個問題並沒有完美答案，即便有也無法落實：一來是消費者並不充分知道自己想要什麼，所以再精美的調研也無法窮盡所有需要的信息，生產者只能通過消費者提供的有限信息進行“產品畫像”；二來是由於各種限制性條件的存在，比如工藝技術的落後，使得生產者至多隻能製造出接近畫像的產品。這意味著，生產者在實踐生產時，不得不遷就自己以及相關供應商的能力，否則就只好作罷。相應的，消費者一方也不得不面臨類似的問題：第一，我到底需要什麼；第二，哪些產品能夠滿足我的需要；第三，如何才能夠買到這些產品。同樣是因為各種外部條件的限制，消費者不得不在自己的慾望、財力以及生產者之間做著某種取捨，否則只好放棄購買。
如果所有消費者和所有生產者之間都能夠順利“妥協”，比如消費者願意購買自己不太喜歡的產品，或者生產者願意統一降低價格，那麼產品庫存就能大幅度消失。但現實卻是，妥協總是有限，儘管會有局部層面的發生，但從未在總體層面發生。在袁隆平聲稱他的大米能多養活幾十億人的時候，我們依舊可以發現這個世界上有無數的人捱餓，為什麼大米不會往他們那裡流？為什麼有些奢侈品品牌在對待庫存的時候，寧可銷燬而不是降價銷售？這是一個經濟學問題，背後涉及到產權、交換手段、盈利算法、制度壁壘、配置效率等細節問題，不過在馬克思看來，這是一個簡單的生產者和消費者博弈的故事。
作為生產者，他總是希望能將生產活動持續下去，所以他會為了降低每一次的潛在庫存而不斷努力優化生產；至於消費者，也相信自己的消費行為是長期的，但每一次的新產品都會抬高自己的期望，所以他會時刻通過心理上的剋制來放棄購買，以便提醒生產者“你做得還不夠好”——這裡的好，不僅指產品質量、性能更好，還包括價格更能讓人接受。這種反妥協的趨勢意味著，在消費者和生產者的博弈是不斷演化和升級的。從積極的一面看，博弈使得雙方都能進步、都能變得更美好，所以我們可以將這種關係進一步概括為雙向的創造性關係，用以取代單向的服從關係，即要求和被要求的關係。
弗裡德曼以為，正是因為這種相互創造的關係孕育了“更多的機會、對多樣性的容忍、社會流動性、堅持公平以及對民主的尊崇”。但是，消費的倫理意義並非自始至終都明晰，它是在歷史的進程中慢慢浮現出來的。
消費的倫理意義
消費在英文中的對應詞是consume，意指“大量使用、充分使用”，現代英語中和use同義，區別在於程度不同，兩者的關係猶如嗜酒和飲酒。Consume一詞最早出現於12世紀的法語，直到14世紀末期才被引入英語詞彙，最早指的是“通過分解的方式毀滅（destroy）、浪費（waste）”，含有比較鮮明的負面色彩，因為在當時的西方社會，教權強大、擁有幾乎絕對的話語權力，整個社會所宣稱的主流價值是基督教式的節制，作為主流價值對立面的consume自然會被認為是不道德的。
16世紀下半葉開始，consume開始出現“充分挖掘能量”的含義，價值色彩逐漸中性化，因為在這段時期，城市中產階級興起，他們造就了新風尚。中產階級們為了模仿統治階層，開始瘋狂追求奢侈消費（luxury consumption）。任何一種行為如果只有少部分人參與，看起來總會顯得很突兀，但只要有越多的人加入，它就不僅會被認為是正常的，甚至還會被認為是好的。雖然在統治階層看來，中產階級的模仿是“粗魯的”，但由於中產階級的群體足夠大，所以他們使得consume成為了正當訴求。與此同時，歐洲的宗教底色也開始往世俗化方向發展，打破了主流價值的禁忌，追求消費得以被承認，成為了“平等”的象徵。
20世紀，consume被徹底正面化，因為政治家們發現，強大的消費能力能夠增加貨幣的流動性，提升經濟活力，這與國家的強大密不可分。2001年9月11日，美國紐約世貿中心遭受恐怖襲擊，全國上下人民陷入一片恐慌，時任紐約市長朱麗安尼為提升士氣，在出席公開場合的演講時，大力鼓勵美國人民來幫助重建受傷的紐約。但是他的鼓勵方式並非勸人捐錢，而是勸人來紐約購物、旅遊、吃飯，因為消費不僅能幫助輸血，更能帶來“希望”。
我這麼說，並不是一味鼓勵消費主義，而是想指出，消費本身具備不可替代的積極意義。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就曾指出，生產與消費可以構成直接的同一，因為生產行為需要消費原材料、勞動工具和勞動力，而消費行為同時也會促進生產能力。在馬克思看來，消費都有生產屬性，生產也都有消費屬性，消費不是浪費，而是為再生產作補給。一個人的經濟行為總是遵循著某種預期，他的幸福感來自於對自我期望的實現，如果一個人對未來有希望，他就會努力地活下去，投資於未來，反之則會黯然失色，鬱鬱寡歡。在紐約市長的話語裡，由遊客消費所生產出的“希望”能讓紐約重新迴歸常態、為紐約的再生產提供補給。
當然，現實中有無數案例都告訴我們過度消費所帶來的危害，比如借錢買名牌包進行炫耀式消費導致最後債臺高築，但這裡的問題並非消費本身，而是非生產性消費過度所致。換句話說，如果我們能夠通過一定的手段，鼓勵人們將更多的非生產性消費轉入生產性消費，消費本身就會變得更加積極。那麼，什麼樣的消費可以算生產性消費呢？
生產性消費
無節制的消費是有問題的，但是主張“迴歸自然”卻會帶來更大的危機。人類整體的經濟活動及社會活動是一場循環，不是擴張性的循環，就是萎縮性的循環。當循環呈擴張狀態時，從最基礎的衣食住行到最尖端的高科技都會不停的迭代，使得人能夠免於競爭的殘酷（儘管競爭仍舊普遍存在）、享受更好的醫療服務等，但是當循環萎縮時，人會因為生活境遇的惡化做出互相傷害之事，比如戰爭、犯罪，這是自然界的規律。從這點來看，消費是必須的，基於消費的經濟增長也是必須的。所謂的生產性消費就是一種能夠使社會交往（intercourse）以及經濟交換（exchange）能進入持久和穩健的擴張性循環的消費模式。
悲觀主義者認為消費即浪費，為了免於浪費，人只需要滿足基本需求即可。這是以一種單向度的靜態視角來看待消費的方式，其假定人和社會的承載能力都有限，但是浪費帶來的壞處會不斷累積，直到遭遇不可承受的災難為止。但雙向度的動態視角提醒我們，雖然人和社會的承載能力有限，但都有階段性，只要能夠藉助一定的力量——比如技術力量——突破“天花板”，那麼增長將會繼續可能。以我買書為例，我買了很多書，短時間內看不完，這是浪費，但當我要寫某篇文章，需要獲取其他證據支撐時，我就能相比於在沒書的情況下，擁有更強的“能力”去完成自己的工作，因為從長時間看，“浪費”可以被闡釋成“儲備”。那麼，什麼是能力呢？
關於能力，我們可以借用芝加哥大學哲學家瑪莎·納斯鮑姆的觀點。納斯鮑姆認為，能力是一種可以讓所有人都過上最普遍意義上的幸福生活的條件，在其作品《創建能力》中分別列舉了最基本的十項：
一、能夠完整的過完一生；二、保持身體健康；三、身體完整，包括能夠自由遷徙、免於受到暴力襲擊的威脅；四、具有感覺、想象、思考以及理性推理的能力；五、情感能力，能夠對其他人形成依戀，關心他人，可以體會各種情感，但不因恐懼和焦慮讓自己情感枯萎；六、能夠形成對善的認識，並對自己的生活計劃進行批判性反思；七、處理友好關係的能力，既表現為能與他人共同生活，又能表現為被他人當作一個獨立的人來對待；八、與其它物種共存並表現出對它們的關心；九、能夠歡笑、玩耍和享受娛樂；十、對環境的控制，即能夠在政治和經濟上既保持自己的自主性並擁有一定的參與性。
在這十項能力裡，一、二、三、四、六項能力屬於內指型能力，旨在於提升自我之善，五、七、八、九、十項能力屬於外指型能力，旨在於提升與他人或共同體之善。這意味著，一個人要過上好生活，不僅要關照自我，還要關照外部世界。納斯鮑姆列舉的能力是個人能力，但是我們可以從這些能力推論出相應的社會能力。比如，她認為一個好的人是一個能過上健康生活的人，那麼我們可以相應地指出，一個好社會是一個能讓人獲得基本醫療服務的社會；她認為一個好的人是能運用理性能力的人，那麼我們也可以推論，一個好社會就是能提供最基本教育、使得人能夠學會理性的社會，等等。
在這裡，我們不妨借納斯鮑姆的方法論來改造我們的消費觀，即相信“如果消費有意義，那麼消費就必須讓我們成為更好的人、讓我們過上更幸福的生活”。這種觀念要求我們在對待消費行為時保持審慎的慷慨，並認同好的消費行為既不會表現得過於吝嗇，也不會顯得過於奢侈，既不會為了短期的快樂而犧牲長久的養成，也不會因為懼怕風險而讓自我陷入封閉之中，它是一種在必要時刻，讓消費成為改善自身境況、增進與他人交往的正當手段。從微觀層面看，就是個體在消費的過程中產生能力的提升，以便進入良好的成長階段；從宏觀的層面看，就是在基於廣泛增長的交換關係中，人與人之間變得更加和諧、社會變得更安全，即社會整體能力的提升。
總結
最近幾年，我國的金融業隨著電子支付系統的普及進入了高速發展期，像支付寶這樣的企業能夠利用長期以來的數據積累建立起較為完善的客戶信用評分體系，並在此基礎開發出了相較於傳統銀行業而言更為便捷、完善和全面的金融服務。相信在未來的幾年裡，在政府深化改革的背景下，私人金融業務會更高走一程。
對於廣大消費者而言，這當然是有利的，因為我們在金錢方面能夠表現得更加從容，可以不再受制於看急症、繳學費等燃眉之困，需要錢時，也不會再不好意思向親朋好友開口。比如，教育有助於提升受教育者的技能、視野，但好的教育都很昂貴，窮學生支付不起的時候，搞個花唄啥的就能幫助解決。在窮學生看來，雖然自己的債務在增加，但與此同時，能力也在增加，只要他的償還能力能夠隨著教育的提升日漸覆蓋掉他的債務壓力，貸款消費教育就不是問題。在這個例子中，“限制性條件”是沒錢，“突破限制性條件”的手段是貸款。“貸款買教育"短期來看是一般消費，但長期來看就是生產性的消費，它賦予了窮學生對未來選擇的能力。選擇即自由。
不過，自由度的擴大不代表我們可以隨便胡來。如上所言，好的行為除了是基於自身意願以外，還要表現為行動者願為相應後果承擔對等的責任。這意味著，自由度的擴大要求我們提升相應程度的審慎以匹配，否則最終只會令自己因催生的慾望而陷入不可自拔的牢籠，屆時，除了承擔物質層面的損失外，還會證明：我們確實不配擁有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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