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稻葵:改革開放四十年經濟學總結|國情講壇

【編者按】11月14日晚,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國情講壇』第十三講在公共管理學院報告廳開講。清華大學經管學院教授,清華大學中國經濟思想與實踐研究院院長,清華大學蘇世民書院創始院長李稻葵就“改革開放四十年經濟學總結”主題發表演講。講壇由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公共管理學院教授胡鞍鋼主持。哥德堡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國情研究院客座研究員鄭京海作點評。本文根據李稻葵教授現場發言整理,內容已經李稻葵教授本人審定。

李稻葵:改革開放四十年經濟學總結|國情講壇


尊敬的各位來賓,鞍鋼教授,老師們、同學們,大家晚上好。非常高興有這個機會就這麼一個重要的話題跟大家近距離交流,網上的網友雖然不在現場,但是通過現在的技術我們實現了時空上的零距離。今天我想與大家交流的題目是《改革開放四十年的經濟學總結》

首先為什麼要從經濟學層面總結改革開放40年呢?如何從經濟學層面總結改革開放40年呢?改革開放40年的經驗可以初步怎麼探討呢?最後我也會談一談從改革開放40年來看我國經濟學的學科發展。我也再次強調,這個話題我堅定的認為對經濟學圈子之外的朋友們也有重要意義,對進一步改革進一步開放也有意義。

李稻葵:改革開放四十年經濟學總結|國情講壇

▲ 講壇現場

一、

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成就

我想非常快的把改革開放歷史性成就跟大家回顧一下。

首先我們看一下中國經濟在世界中的比重,中國經濟歷史上包括今天我們到底有多麼的重要。在我們的研究之前有人做過這方面研究,很可惜是一個英國人,在荷蘭大學工作了很多年,替法國一個組織OECD做了一個報告,他的發現是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中的比重曾經經歷過兩個高峰,一次是1600年。公元1600年是什麼年代呢?明末,1644年滿人入關,吳三桂開了大門,李自成農民起義失敗,滿人入關,1600年就是明朝後期。這個時候他說是第一次高峰期。第二次高峰期他認為是1820年,他的計算達到了全球GDP的20%左右。1820年由於其他國家出現了並且不斷的推廣工業革命,因此中國經濟的比重在全球經濟中是斷崖性下降。當然改革開放之後歷史性的恢復,5%恢復到今天的15%,如果按照

購買力評價的話到20%甚至是25%左右。

這是麥迪遜的研究,大家反覆引用,我們認為這個結論有問題,所以花了13年時間,去專門查到底歷史上有多少糧食產量、生鐵產量、銅產量、紙張產量、煤炭產量等等,跟麥迪遜結果完全不一樣,因為他是拍腦袋。他去世前我們跟他有很多電郵聯繫,他說他是假設人均GDP是多少然後乘上人口,他在歐洲不可能查那麼多歷史資料。

李稻葵:改革開放四十年經濟學總結|國情講壇

重新計算後,我們發現歷史上中國只有一次高峰就是1600年,明末我國的經濟活動量佔到了全球的將近38%,從此以後中國經濟在全球中的比重逐步下滑,1820年斷崖式下降。因此可以看到我們今天見證的中國經濟的崛起是400多年以來的第一次,不是大清鼎盛時期以來的恢復,是過去400多年以來的第一次。所以非常實事求是的講,我們今天所見證的確實是我們中華文明的一個歷史性的400多年以來的第一次復興。我們還發現1700年之後就下降了,我們也發現我們的人均GDP從明末開始逐步的下降而不是上升,因為人口的上升速度遠遠超過資本和土地的擴張速度,那是其他的,暫時不表。

中國經濟改革開放以來我們佔GDP比重,從1980年的2%,按照市場匯率算,到了本世紀初到了10%,現在是15%,而英國工業革命後英國經濟佔全球經濟的比重,始終佔到4%以下,它的工業革命前更低是0.5%左右,所以我們的經濟崛起比當年英國工業革命如果純粹按佔經濟比重而言的話是意義更大,因為人口多。

我們還和德國進行了比較,和美國的經濟起飛進行了比較,

我們發現我們的崛起速度比起美國當時的崛起平穩多了,美國經濟增長波動非常大,經濟好的時候能夠達到將近15%,經濟不好的時候增速是-8%,我們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增長速度比較平穩。我們還和前蘇聯最好的時期進行比較,和韓國、新加坡、臺灣進行比較,總的來說我們過去改革開放40年經濟增長在全球比重增長速度是歷史上其他國家沒有先例的無法比擬的,同時整個經濟增長速度是相對比較平穩的。

從歷史角度看,各國都有巨大的波動。中國相對比較穩定,我們都是在正增長區間,波幅比他們低多了,我們做了更多細緻的統計分析。物質產品的量也是在全球佔的比重非常大,鋼鐵45%左右,水泥65%,家電30%,工業設備工業機床工業母機世界第一,汽車包括卡車和轎車大概是全球的1/3左右。農村的下降貧困率、大學生人數、嬰兒死亡率、百姓人均壽命,這些鞍鋼老師在他的講座中講的非常全面。

我們個體的自由度也是迅速擴張。經濟發展最終目標是什麼呢?無非是每個人能夠得到自由的發展,所以改革開放40年以來經濟自由度大幅度上升。我在清華畢業的時候1985年要分配工作,不服從分配是要受到紀律的制裁的。現在

可能有些同學們羨慕我們那個時候有工作分配好,可是你沒有想到分配到一個你不喜歡的工作很痛苦。現在你們有擇業的自由,有擇居的自由,你去一個城市說是清華大學畢業生,戶口應該沒有問題了,農民工雖然戶口沒有完全解決,但是至少在異地工作的自由度有的,市場交易的自由度也有。我們讀書的時候還要工業券還要糧票,現在經濟交易大幅度自由化,資產的擁有程度也是巨幅提高,我們300萬億的房地產資產由百姓擁有,這在改革開放初期不可想象。

市場經濟思想深入人心。這個不用強調了,現在的問題是我們還要加深對市場經濟的認識,我們學者往往比較喜歡簡單化的用市場經濟的思想去認識一些社會問題,比如醫療、養老、教育,往往好心辦壞事,但是不管怎麼講,市場經濟的思想已經深入人心,不需要在這個領域做很多工作了。另外我們深度融入了世界體系,這是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成就。


二、

為什麼要從經濟學層面總結改革開放四十年?

為什麼要從經濟學層面總結改革開放的經驗呢?我們花幾分鐘談談這個想法。首先我們必須認識到,改革開放40年後的今天,世界格局正在發生深刻變化。為什麼這樣講?因為最根本的變化,現在我們的官方表達叫做百年未遇的格局變化,這個變化最根本的一條就是美國的統治力相對下降,美國之外以中國為代表的一系列國家相對參與度和影響力在上升。

美國到目前為止可以說是擁有了上一個世紀,上一個世紀稱之為美國世紀一點不為過。1894年美國工業產值超過英國,但是美國沒有做好當領導的準備,畢竟美國是一個大陸型國家,三面環海,自給自主,自然條件非常好,而且美國的國民性用已故的哈佛大學政治學學者亨廷頓的說法是,美國的國民性用中國的話翻譯叫“小國寡民”,我這個翻譯也許稍微誇張一點,但是實際不誇張。他講美國的國民性不是1776年獨立戰爭形成的,是1620年五月花號船從英國9月份啟航11月到達波士頓普利茅斯港口,那個時候形成的。

這批人是清教徒,在英國受迫害,尋求一個新的世界,尋求一個按照自己的理想創造的世界,篤信上帝,要與世無爭,只對上帝虔誠,這就是美國的國民性。這是引用自亨廷頓去世前最後一本著作《我們是誰》。但是美國1894年工業總產值超過英國的時候還沒有準備,始終認為自己是小國,不用介入全球的事情。一直到1945年二戰結束以後美國才走上國際舞臺,搞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搞了世界銀行,搞了當時提出了ITO國際貿易組織,不是世界貿易組織,才搞了這個機構。佈雷頓森林體系美國人提出的這個,但是美國國會槍斃了一半,把ITO槍斃了,把國際貿易組織槍斃了,不同意,最後沒有辦法只搞了一個關貿總協議。這就是美國人1945年以後才走上歷史舞臺。

所以我們習慣的美國國際主義是1945年之後才形成的,它的特點是東西海岸的精英組織的。現在不行了,現在美國中部老百姓造反了,搞了半天我的利益犧牲了,搞了半天我沒有工作了。你華爾街玩的很好,高科技玩的很好,我中間的就業沒了。所以特朗普個人可能聲稱是虔誠的新教徒,但是行為上看不像,他代表的是中西部利益。因此現在美國是分裂的,美國中期選舉之後中部的紅色是共和黨,兩岸是民主黨,這是美國的百年變局之根,美國人不想當領導了,“王道”退化為“霸道”。“

王道”是啥?打個比方,鞍鋼老師他是“王”,我是給他服務的,我講的越熱鬧他越高興。什麼是“霸道”呢?我一講的不對他馬上跳上來說你下臺,這叫“霸道”。美國今天是“霸道”,他不想當王了,你的體系建立起來的你不想玩了,WTO現在否決了,WTO的核心機制,七個裁判,像足球裁判,七個裁判三個缺位只有四個。四個人怎麼開會,二比二沒有決議了,WTO癱瘓了,美國否認那三個裁判,足球踢不起來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特朗普退出了,還威脅要退出整個聯合國,還要威脅北約說你們要付錢,一切以自己的利益為中心,這是“霸道”。美國現在是新內戰,我稱之為是思想的新內戰,根本原因是美國政治體制沒有與時俱進,我們也有責任,沒有和美國講清楚我們的故事和自己的理論,我們也有責任,沒有跟美國講清楚我們怎麼回事,讓他們與中國為敵。

第二是世界格局變化是什麼呢?是新興市場國家正在崛起,經濟實力大為增強。以中國為代表的,印度現在也開始了,而且這些國家金融深化了,以自己的貨幣發債了,很多國家是不用美元發債,用自己的貨幣發債,對美元依賴度已經下降了。如果20年前美聯儲像今天這樣連續八次加息,而且要收回自己的流動性,開始把國債券賣出去把現金收回,那新興市場肯定倒黴,到目前為止只有阿根廷、委內瑞拉、印度尼西亞稍微受點影響,總的面上影響不太大,為什麼?發生變化了,新興市場國家可以發自己的債了,和以前形勢不一樣了,這是第二條,他們金融深化了,對美元依賴下降了。

第三是民族主義情緒高漲,比如像匈牙利、波蘭、捷克,我把他們歸為新興市場國家,他們這些國家現在對中國感情很好,中國一搞16+1,每年去一趟,他們很高興,他們骨子裡對美國不滿,捷克總統澤曼進博會都來了。匈牙利總統歐爾班更是強烈,經濟雖然好得很,但是政治上對美國很不滿。

第四個變化是什麼呢?一批發達國家也發生了變化,其中最深刻的一點我要強調的是德國。大家沒有意識到,德國在崛起,這個世界不要老說中國在崛起中國在復興,已經復興的是德國,只不過德國人不願意講,德國人一戰二戰打敗了,誰敢講民族主義?德國人牢記歷史的教訓,從來不敢講,唯一敢釋放一點民族情緒的就是世界盃以後得了冠軍,歐洲盃得冠軍慶祝慶祝,慶祝完了馬上回來說我們是歐洲人,我們是歐洲一體化,這是德國人的心態,不管是對是錯,這是德國人的心態。但是事實上德國的經濟如日中天,德國在崛起。德國現在把荷蘭的很多企業都納入自己的供應鏈,意大利北部的經濟,捷克和斯洛伐克、匈牙利、波蘭,這一片全是德國人乾的。德國人現在學乖了,沒有領土要求,不搞傳統的領土認證,只要日子過得好,只要波蘭允許我去買房子就行了。

德國人躲在歐洲之後,躲在歐元下面在崛起。日本現在也在尋求新同盟,實際上日本對中國從骨子裡還是希望改善關係的,日本想要脫離美國百分之百控制的局面,這是安倍的心態。

為什麼我們要從經濟學總結?因為格局在變化,我們要講清楚自己的實踐,講清楚自己的理論。像WTO這些體制在大大削弱已經癱瘓了,IMF的權威度和能力都相對下降了,世界銀行不就是5000多億美元的資產嗎,國開行2萬億,國開行加上進出口行6000億美元在海外的沉澱資產,所以世界銀行相對作用在下降,IMF也一樣,就6000億美元的武器彈藥,而且現在很多打光了,所以世界銀行現在成了啥了?我開個玩笑,可能講的有點過頭,大家包涵。目的成了論壇的參與者,什麼論壇都來,中國搞論壇馬上過來,G20馬上過去,成了一個論壇觀點的表達者,自己的實力相對下降了。為什麼下降?是沒錢嗎?不是,中國願意給錢,中國給他不要,我們要給世界銀行追加投資他不要,為什麼不要?美國人不同意。美國人說你要了不是把我的投票權稀釋了嗎?所以美國不願意注資其他誰也別注資,這就成了目前的尷尬局面。所以我說世界經濟和貿易正在形成三大集團,一個北美包括墨西哥加拿大,一個歐洲德國是中心,一箇中國,這是三個集團在逐步形成。

WTO衷心希望能夠做起來,但是我有點懷疑,美國不配合。

為什麼要從經濟學層面總結改革開放40年?

一是應對國際格局,這麼一個格局下必須講清楚中國的模式是什麼,中國的道理是什麼。另外我們必須把改革進行到底,現在我們要追問一個問題,我們的經濟體制改革的終極目標是什麼?有人講改革永遠在路上,很對,沒錯,非常支持。但是總得稍微描述一個終極目標。美、歐、日、韓的經濟體制適合未來的中國嗎,我們未來的目標是什麼呢?總得要描述一個,不談大的國家治理,鞍鋼老師談國家治理,我談經濟,簡單一點,我們的經濟體制得有一個目標,不能老在禮堂老搞裝修,天天搞不完,大概什麼樣子,給一個效果圖也行,不能老是在裝修,這恐怕不太合適。你越講不清楚別人越要懷疑你,你在中國要幹嗎,是不是要恢復到以前的計劃經濟,這怎麼辦?這是一個。還有一個要應對中美貿易摩擦,應對WTO的困境,應對西方人對我們的質疑,說你搞的不是市場經濟,你玩的是權貴資本主義、老朋友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所以我們不能讓他們給咱們貼標籤,自己的話講清楚,這是很重要的。

話語權不能缺位,但是話語權不只是講故事才能講出來的,中國的故事要講好,故事的背後是什麼呢?是理論。就像我說你看好萊塢電影,阿諾德·施瓦辛格多厲害,給你一個故事講出來你看的很精彩,人家故事的背後有一個理論,你看完了電影怎麼總結呢?正義最後會戰勝邪惡,在正義戰勝邪惡的過程當中不妨使用一點武器,短期內可以不聽警察的,短期內可以抗擊一下政府,最後還是贏的。這個故事背後是一個理論,鼓勵大家對抗邪惡,而且不惜用一些短期來看非法的手段。所以好萊塢背後有理論,我們不能只講故事,我們要把理論講出來。

還有一條,這是更高的要求,要為世界奉獻中國智慧,這是我們國家領導提出一個要求,確實也是。為什麼要貢獻中國智慧呢?我國從公元500年前是古文明國家之一,但是我們是另一個體制,是另一套文明,我們必須講出自己的故事,確實和人家不一樣,這是我國智慧,因為我們的根不一樣,我們的根和西方人是不一樣的,我們不講鬼神,敬鬼神而遠之。有人說你這個不好,沒有信仰。我說信仰是啥,我對老祖宗尊重也是信仰,憑什麼非說你是信仰我不是信仰呢?

所以必須要用國際通用的語言解釋中國的實踐,要提煉出具有普遍意義的,操作層面可複製的經濟學理論,這是我的關鍵詞。不能只說中國特殊,這不行,人家不信你。

李稻葵:改革開放四十年經濟學總結|國情講壇

▲ 講壇現場

三、

如何從經濟學層面總結改革開放四十年?

首先必須要釐清成功經驗和失敗的教訓,不能鬍子眉毛一把抓,把失敗的教訓當成經驗,這不行,要實事求是,需要做大量實證工作,搞清楚哪些是對的。要搞案例調研,要有反事實推斷,假如當時沒有這麼幹會不會有其他更好的方案,這是嚴謹。還要釐清過渡性安排和穩定的制度安排,這個要釐清,不能把過渡性的東西作為永遠的。這是第一條,成功和失敗的教訓要分清。第二條是要有比較寬闊的國際視野,國外以及歷史上是怎麼做的,我們怎麼做的,我們與他們有何不同。第三條最後的評判標準,我個人認為就是人家國際上的教科書會不會因為我們的經濟實踐和我們的理論而適當的改變,這是最終的標準。以前關於這個事我講過,後來很多網友說你天方夜譚,妄想改變人家的教科書你胡說。

2008年第一次金融危機爆發的時,哈佛大學教授曼昆在講經濟學原理的時候學生罷課,拒絕聽,說你說的事和窗戶外面發生的事一點關係都沒有。還有人說我上了你的課感覺非常尷尬,好像還沒有工程系的學生解釋的清楚,人家比我解釋的清楚,上了你的課反而解釋不清楚了。這是一個事實。第二個事是

此時此刻英國主流經濟學家已經發起一場運動,要重新寫教科書,而且居然英國財政部出錢支持,他們是網上寫,很多人寫,就追求包容性經濟學原理,而且在全世界各地推廣,而且還辦了學習班,南非和葡萄牙。所以我說的事不是天方夜譚,是正在發生的事,我們不能抱著過去二、三十年美國的教科書,說你說的不對,美國這是金科玉律,是改變不了的,這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這是不瞭解西方,真正瞭解西方要知道他想什麼,正在產生什麼變化,為什麼變化,這才是真正瞭解西方。所以我反駁一下上次講完了之後網民對我的意見,也感謝網民對我的意見。


四、

改革開放四十年經濟學總結之初探

簡單探討一下,這是一個重大的工程,我們下個月初會發佈一個中英文報告,也請來了很多的諾獎獲得者給我們點評。我非常簡單的梳理一下四件事我們認為值得總結,他們是在國際商應該說帶有普遍意義的,也具有一定的可複製性。

我先梳理一下已有的工作,我們是搞學術研究的,不能說我是第一個,絕對不是,之前很多前輩很多學者也做過很多研究,我們要向他們致敬。誰做過研究呢?錢穎一、許成剛他們曾經寫過中國特色分權式改革,指中國為什麼改革成功,是因為1958年毛澤東提出要分權,不要搞太死,因此中國是分權式改革,可以做實驗。有道理非常好,但是有一條你這個是中國特色人家怎麼學,人家不能重新回到1958,重新請一個毛澤東,這個無法複製。第二林毅夫反覆講新結構經濟學比較優勢。這個有道理,確實中國改革開放走了一條符合自己比較優勢的道路,政府也發揮了很多作用,不斷幫助企業走比較優勢的道路。但是我覺得跟西方人講似乎可以講多一點,比較優勢早知道了,好像還有什麼新東西還有什麼新特色,經濟學上新東西大衛李嘉圖講過了。文一老師講過市場經濟制度本身是個公共產品,需要政府提供。這個有道理,總結的很好。北大的周黎安老說是地方政府搞選拔賽,讓各個地方政府進行PK,誰GDP搞的好誰就提拔,政治就對經濟發展感興趣了,很好,有道理,但是能不能普遍化一點,因為別人說我學不來,印度財政只有兩級,到市一級就上級撥款了,而且我地方幹部是選出來的,上級提拔不了,我怎麼學你這個東西,學不了。這個東西有中國特色,但是很難跟外面講,別人聽懂聽明白了,但是還是學不了。再有

北大姚洋老師說搞中性政府,我們的政府不搞利益集團,沒有利益集團,代表全人民,這個和鞍鋼老師說法不謀而合,叫做人民政府。這個我想有道理,但是跟西方人講,他聽明白了但是也學不會,說我學不來,沒有這個歷史,搞不了共產黨。這怎麼辦,別人聽明白了,但是很難複製。所以我們需要創新,我們需要更多的理論和實踐結合,需要普遍意義的總結,需要可複製可操作層面的研究。

有四件事經過分析,在中國有普遍性。

第一個是經濟要發展必須要幫助新企業的創立,尤其是要調動地方政府積極性。怎麼調動呢?不光是搞錦標賽,還有一條非常重要,你的稅收,多搞點短期內間接稅。什麼意思?你的稅收直接來自於企業,不要主要對百姓收個人所得稅。以前我們改革早年,今天很大程度也是,地方的稅收和你的經濟發展是密切結合的,因此政府必須要給企業幫忙,這件事是很簡單道理。

美國的稅主要是來自於個人所得稅、房產稅,這是對老百姓收的,對企業不怎麼收,企業所得稅從33%降到21%。我們這隻要企業一開工就收稅,當然我絕對不是說收稅高很好,要適當對企業收稅,而且這個稅是交給基層政府,這樣基層政府有積極性幫助企業解決各種各樣的問題。我講的這個直白一點粗俗一點,好像男孩子必須得對女孩子有想法,政府必須得對企業有感情才行。

第二個是宏觀調控。這方面也有心得,改革開放這麼多年宏觀怎麼調控的?我們宏觀調控兩大類,經濟過熱時候一定要削減項目,強制性的,通過經濟手段甚至行政手段要壓縮重複建設的一些項目,這方面中國有很多經驗。西方有沒有經驗?一看西方的企業多好,西方企業行業自我調節,其實不完全。比如美國航空行業,70年代末完全放開了,折騰40年今天才開始逐步進入穩定。過去40年美國的航空行業總是過分進入,總是有航空公司破產,這個過程明顯太慢了,30年才搞定。我們紡織行業產值過剩,90年代政府強制性不能擴張。我們的鋼鐵行業剛剛搞完,鋼鐵行業過剩產能的退出,就要採取一些手段,強制性命令,加快產能佈局。因為沒有政府直接調控的話,企業家怎麼想,我們可以寫一個微觀經濟學模型

博弈論模型,叫做消耗戰,反正我扛著,我只要能扛到最後我有現金流,我就是贏家,你們扛不住你們下去。如果這個行當裡有10個企業,我借了錢扛,最後熬成3家了我就牛了,不就是美國航空公司的故事嗎?人人都想扛,航空公司為什麼扛了這麼久?航空公司佔了一個便宜,我們都是先買機票後坐飛機,不賒帳,經常交了錢還不坐飛機,錢給他了。所以航空公司一邊破產一邊不差現金流,這就悲劇了,社會資源浪費了,這點得學習中國,適當的要限制他的進入,或者強迫一定的企業退出,而且政府要給一定的人員安置。

第三條是有管理的開放。我們的開放是政府有超前意識的開放,我舉個例子,因特爾做芯片的,早在大連投資了,按比較優勢中國人搞什麼芯片,造汽車都嫌早了,做紡織,搞什麼芯片。但是你想想看,為什麼要吸引因特爾過來,為什麼1988年開始搞汽車,這麼窮的國家搞什麼汽車,做鞋帽算了。為什麼?超前開放目的是讓我們學習,雖然你不跟我搞合資,我看看也行,我派兩個經理過去給你當管理也行,我看完了之後知道搞芯片需要這麼個流程,那個芯片在裡面要走一個月才能出來,原來這麼回事,原來需要這麼多資金,我吃不了豬先看豬跑也不差,再學習怎麼養豬,我得這麼幹,這是我們積極的超前的開放,而且是促進學習,

我們的目的是學習學習再學習,而不是僅僅那點比較優勢,正是有了學習我們經濟才不斷升級,我們才有企業家知道怎麼去維護客戶的關係,企業家怎麼能夠搞人力資源管理,我們的工人知道怎麼樣上班守規矩,我們地方政府知道怎麼按流程辦事,學習是我們對外開放的重要經驗。

第四條是關鍵市場的培育。重點是兩個,一個是房地產市場,從無到有,1990年開始,1990年還是福利分房,到今天搞出了300多萬億人民幣的資產,這可是真金白銀,當然它的問題還有很多,但是畢竟是18年搞出來一個這麼大的市場,這也不簡單。這裡面有政府重點扶持的,早年土地的使用怎麼轉讓,比國外效率高。還有金融市場,金融市場也是重點市場培育的,很早開始一邊搞實體經濟,一邊搞金融,1984年中央銀行和商業銀行分開了,之前本來銀行和財政部是一家。然後中央銀行和商業銀行分家,商業銀行裡撥出政策銀行,政策銀行再去開發銀行不斷髮展,商業銀行不斷改制。金融深化這個過程的本質是以本幣為基礎的金融深化,讓老百姓心甘情願的長期持有金融資產,然後企業和政府拿了資產才能搞基礎設施建設,才能辦企業。

金融深化,我們粗算150萬億的金融資產是百姓持有的,同時這些錢逐步的佈局到了各個行業去,中國為什麼能夠搞這麼多基礎設施建設?背後是金融深化,光靠財政錢怎麼夠,這是中國的改革開放,菲律賓也可以學,謹慎管理好自己的金融,讓老百姓有一個比較穩定的預期,願意持有貨幣,你才能一點一點幹這個事情。


五、

從改革開放四十年到中國經濟學學科發展

我們首先簡單的回顧一下我們的歷程,嚴復是北大之前的校長,他是經濟學乃至西方社會科學引入到中國的功臣。嚴復早年是福建人,當過水手,後來去英國海軍學院學過,後來開始搞科學,開始翻譯,翻譯亞當·斯密的《國富論》。王亞南,1901年生,湖北黃岡人,是第一次和郭大義(音)翻譯了《資本論》,還自己照著《資本論》寫了《中國經濟元論》,非常不容易,在抗戰時期堅持寫書,文革初去世,自學成才,很不容易。

陳岱孫,清華大學的驕傲,早年清華大學本科預科出去,然後讀書,老師是美國當時經濟學家,本科的導師叫康芒斯,畢業之後去哈佛大學做論文,寫的是麻塞諸塞州的公共財政,寫的很細。回國以後做清華大學經濟系系主任,一直到1997年去世。這是第一批老先生,把西方的理論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引入中國。

孫冶方,也是老同志,也是把馬克思主義理論引入中國,當年孫冶方仔細研究蘇聯政治學,毛澤東有段時間拉著孫冶方和鄧力群仔細研究,花很長時間,毛澤東跟他們一塊學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程。毛澤東還做了很多筆記很多批示,你們查一查鄧力群的回憶文章,毛澤東對他那本教科書還是有很多批判的。再往下就是我們更年輕的一代。嚴復是上上世紀初生人,19世紀生人,王亞南和陳岱孫都是上世紀初生人,00後,孫冶方也是00後,再往下就是30後老前輩。厲以寧、吳敬璉,這一批也是引進了西方的的現代經濟學思想。現在當然情況不同了,這些都是改革開放,厲老吳老都是改革開放引入了西方政治經濟學思想,也指導了我們的改革開放,但是剛剛我說了,

我們現在面臨新使命,需要把實踐總結好,變成普遍意義可複製的經驗介紹給西方。

怎麼做好這個工作呢?

第一從認識論出發,所有的經濟學理論必須來自於實踐,不能憑空想,從模型裡推不出來的,所以必須面向實踐,中國經濟思想與實踐研究院就把實踐擱進去了。

第二要從經濟史和經濟思想史這個大脈絡裡面梳理出一些經驗。我要簡單回顧一下過去近300年經濟史和經濟思想史發展基本規律,要好好梳理,要對照中國現實做一些思考。我想把英國工業革命和亞當·斯密的理論我們做一個比較,英國工業革命之後的經濟實踐和亞當·斯密比較,英國工業革命前後,還有英國工業革命之後和馬克思理論,馬克思經濟思想我們做一個對照,再把德國意大利經濟崛起和當時他們的經濟思想做一個對照,我們把奧匈帝國的沒落和奧地利學派做一個聯繫,我們把美國經濟崛起和當時美國經濟思想做一個對照,最後日本經濟崛起和當時的經濟思想,我們很快來梳理一下。

首先英國經濟發展早期政府幹預相對比較少,但是坦率來講英國政府也是幫助當時資本所有者辦了很多事,包括圈地運動,政府是幫忙的,雖然政府表面沒有干預,實際上是幫忙的。當時的經濟學論文,大衛·李嘉圖包括亞當·斯密,他們討論核心東西是什麼呢?土地問題,他們討論的核心問題是地主是壞蛋,地主收了地租因此資本家的利潤就少了,工人的工資基金不變,資本家的利潤是在地租和利潤之間分配,地租高了利潤低了。當時實際上政府在幫新興的資產階級,不能說政府沒有干預。同時英國殖民擴張,同時貿易與資本輸出,他強大,他的工業品有競爭力,搞資本輸出。但是同時經濟危機,我們總結幾乎每七八年發一次金融危機,經濟危機主要是從金融開始,而且工人貧困。

馬克思《資本論》裡大量的篇幅記錄工人階級的生存狀況,那個裡面大量的工作是實證工作,是細而又細的。馬克思查了大量的英國監獄的記錄,馬克思查了國會的記錄,馬克思查了英國的監獄營養水平和一些工廠的營養水平,發現很多工人的營養水平還不足監獄水平,意思是工人太慘了,所以才有後來的理論。

英國的這段歷史產生大衛·李嘉圖替資本家講話,認為經濟發展得靠資本,進而產生了後來的馬克思批判資本主義為工人講話。馬克思說的很明白,我政治經濟學是替工人說話的經濟學,經濟現實和經濟思想是配套的,馬克思說經濟危機,確實是每七八年發生一次,馬克思說這個制度玩不下去了,你老發危機,確實是這麼回事。英國的貿易政策開始是保護的,英國開始有部分保護,比如造船業,亞當·斯密時代英國對造船是保護的,英國規定在亞當·斯密時代說有和英國搞國際貿易的英國公司必須用英國製造的輪船,為什麼?如果沒有這條英國造船業就輸給了荷蘭,英國造船業輸給荷蘭的話軍艦就造不出來,說的多直白,你看《國富論》,但是到了1849年英國的製造業強大了,不需要保護了,放開了,就把這條去掉了,非常非常符合現實,所以經濟實踐和經濟思想是配套的。

德國意大利是第二波工業革命的國家,後來者。德國意大利怎麼玩的這個遊戲呢?德國意大利19世紀20年代開始搞,但是沒有統一市場,當時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呼籲要搞統一市場,一直到1871年德國才統一,統一之後這個時候德國人幹什麼呢?

政府保護政府幹預,德國沒有搞自由市場經濟,搞的是政府保護,才有了後來的工業,如果不去保護的話被英國人幹掉了,就搞不了工業了。同時,政府出錢幫助鐵路建設,政府和私人企業家一塊搞建設,也是政府幹預的,很多扶持壟斷企業等等。所以對應德國和意大利的崛起是什麼呢?是德國曆史學派,李斯特早期的德國曆史學派,後來還有施莫勒他們講其針對的對象是亞當·斯密,他們認為亞當·斯密完全不對,經濟發展必須要和歷史結合,他骨子裡講的是要政府幹預,骨子裡講的是不能只有貿易。很可惜,為什麼德國曆史學派不流行呢?因為德國人起來之後搞了一戰二戰,給全球帶來了傷害,誰還學你,你雖然經濟發展了,沒有人辦好事,這個老師雖然很牛武藝很強淨欺負學生,把學生打怕了,學生還學你幹嘛?當然戰後德國人搞了社會市場經濟,政府要有一定的干預,把市場經濟的劣處要幹掉。

意大利一樣,早年意大利經濟搞的很好,全球第一條高速公路是哪裡?意大利。誰幹的?墨索里尼,墨索里尼把意大利搞的工業化了,搞的非常好,但是為什麼墨索里尼用的是德國的東西為什麼不說意大利經濟思想呢?你是法西斯,沒有幹好事。

奧地利學派是一戰之後奧匈帝國解體了,維也納成了一個無所不有的自由世界,各種藝術家,各種學者,非常熱鬧。這個時候他對德國反抗,德國乾的是統一政府幹預,我就要反抗你,奧地利人對德國有敵對情緒,這個時候才出現了奧地利學派。我們現在很熟悉的邊際效用,微觀經濟學都是從這來的,認為這個是基礎,強調一切從個人理性出發,每個人都是理性的,所有的經濟理論必須尊重個人自由,它的根基是當時的奧地利意識形態。

奧地利學派後來對美國影響很大,美國經濟起飛了,靠的是貿易保護,美國人開始搞的是貿易保護,美國的崛起是貿易保護出來的,美國南北戰爭的結果是主張貿易保護的北方,主張自由貿易的南方,一直到上世紀20年代美國聯邦政府最大的稅收是關稅,不是其他的稅收。猛收關稅,這個是他經濟起步的原因之一,所以美國在二戰前仍然還不是國際的。它的經濟思想現在不那麼提了,叫康芒斯,我開始講的陳岱孫的本科生老師,他主張制度學派,他認為政府必須要介入市場經濟,要幫助工人維護利益,否則制度玩不下去了,工會很重要。但是這個學派美國人現在也不認了,你問康芒斯是誰一般美國人不知道,還有

凡勃倫,凡勃倫是芝加哥大學,偏社會學派,他認為人的很多消費都是奢侈型的都是過度消費。美國二戰前還有克拉克,克拉克獎被稱為小諾貝爾獎,比經濟學諾貝爾獎還難得,以前兩年一次,現在變成一年一次,而且每次只能選一個人,而且一般來講誰得了克拉克獎之後一定會得諾貝爾獎。他實際上是強調邊際效用,把奧地利學派弄來了。從道理上講,我們知道熊彼得、弗裡德曼,這些人都是從奧地利繼承來的,美國從思想根源來講是從歐洲來的,凱恩斯、亞當·斯密、奧地利都影響了美國,從思想上講,漢森是哈佛大學教授,搞的凱恩斯學派,把凱恩斯引進來。薩默斯是薩繆爾斯的侄子,他們思想來講奧地利學派影響比較大,凱恩斯學派也有點影響,但是越來越小,主要是奧地利學派。

李稻葵:改革開放四十年經濟學總結|國情講壇

我總結四條,中國經濟的實踐如果要想產生真正的具有長遠影響力經濟理論和思想的話這麼四條必須要滿足。頭三條是學者之外的。

第一條是持久、公認的經濟發展成功經驗。如果搞一半摔跤了出現金融危機了誰還學你,比如現在不太談日本人的了。

第二條是必須惠及世界的經濟發展。不能像德國一樣把自己搞強大了打別人,這樣不行。“一帶一路”倡議如果真的讓一些非洲兄弟發展起來的話我們經濟學思想就更容易傳播,為什麼上個世紀60年代很多的前殖民地國家,包括印度,都去搞計劃經濟呢,一個重要原因,他們都是被英國人欺負的,都是前殖民地,對宗主國有一定的意見,我憑什麼跟你學,我要跟你不一樣,因為他是被人家欺負過。印度很多左派,印度經濟學家左派為主,反抗英國。我們的經濟學如果要在全球流行起來的話,一個必要條件是我們的經濟發展一定要惠及到其他國家,不能只是我好你們不好,這不行。

第三經濟實踐的可複製性。如果你老強調我們是共產黨,我們是統一思想的,我們是有革命傳統的,人家說我複製不了,我們這沒有黨校,我們這沒有中央委員怎麼辦呢?中國人是牛,我學不了,這就沒有普遍性了。

最後一條要有活躍寬鬆的學術氛圍。這是維也納給咱們的啟示,維也納那個時代很厲害,學術繁榮,維也納心理學、藝術、物理學都是很厲害的。

最後要避免兩個誤區:

第一個不能講中國經濟學。從前我在早年個別場合講過這個概念,現在我覺得要仔細考慮,不能是中國經濟學。馬克思研究的是英國,馬克思說我研究的不是英國經濟學,我講的是資本主義世界的一般規律,亞當·斯密說我研究的是蘇格蘭我看的是愛丁堡我看的是格拉斯哥的情況,但是我不是格拉斯哥經濟學,不是愛丁堡經濟學,不是蘇格蘭經濟學,也不是英國經濟學,就是經濟學,

所以不能按國界分,我們要提煉普遍性。

第二避免從外到裡。我總結的東西如果必須要獲得現在美國主流雜誌承認,那麼我們永遠幹不出來,就好像如果你想設計一個新的時裝,這個時裝和現在的不太一樣,你說你去巴黎去米蘭搞個展覽,人家把你踢出去。你要有一定的距離,有自己的時裝展覽,你玩到一定程度之後別人才來認你。這個東西不是我說的,是庫恩講的科學的革命,科學的革命必須要造反,必須要有一幫人在內部不滿造反才行,才認同新的東西,這是庫恩的說法。

所以我的觀點是要堅持從中國實踐出發,還要堅持對外開放和交流。

最後總結一下,四句話。

第一改革開放40年要從經濟學層面上總結。

第二要從人類社會發展的深層關懷的角度進行總結,

你得回到終極問題,經濟發展是幹嘛的,社會發展是幹嘛的,你得回到終極關懷,這才能夠有普遍意義。

第三改革開放40年基本經驗的初步總結是合理協調政府與經濟的關係,剛剛我說的四條還要進一步深化。

第四中國經濟學學科發展站在了一個新的發展起點上,如果說我們前輩們,他們把西方主流的現代經濟學思想引進來,從亞當·斯密到馬克思,現在我們站在一個新的起點。

我們重要的工作是把自己的實踐總結好,把自己的理論總結好,總結出具有普遍意義可複製的理論,這樣子才能更好的反過來指導我們的改革開放,指導我們的實踐,同時也能在國際上贏得理解甚至支持,謝謝各位。


李稻葵:改革開放四十年經濟學總結|國情講壇

胡鞍鋼教授向李稻葵教授贈送清華大學『國情講壇』紀念證書併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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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胡明遠 耿瑞霞

攝影|于娟

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國情講壇』旨在為老師和同學們提供一個交換思想、交流經驗的平臺,重點圍繞中國道路、中國製度、中國理論、中國思想等方面的內容,著力打造國情研究領域的中國學派,向外界傳遞中國話語、中國風格。

此講座係為《改革開放四十週年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研究系列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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