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紹忠
1978年7月參加高考，1978年10月進入武漢水利電力學院（現武漢大學水利水電學院）農田水利工程系學習。農業水土工程專家，中國農業大學教授、中國農業水問題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國工程院農業學部常委會主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農業工程學科評議組召集人、中國農業節水和農村供水技術協會會長、高等學校農業工程類專業教學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國農業工程學會副理事長，Frontiers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執行主編。在乾旱區農業高效用水與水資源領域取得一系列創新成果，先後獲ICID國際農業節水技術創新傑出成就獎1項，國家科技進步獎一等獎1項、二等獎3項，國家自然科學獎二等獎1項，國家優秀科技圖書獎三等獎1項，國家優秀教學成果獎二等獎2項。2010年被英國蘭卡斯特大學授予榮譽科學博士學位。2011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
完成高中學業，要麼回農村老家繼續種地，要麼去中學擔任代課老師，是高考的恢復改變了我的命運。
其實，改變的不僅僅是一個農家子弟的命運，更是我們那一代人的命運。
幼年的經歷讓我對農業水利有了最直接、感性的認識——只有保障乾旱季節的灌溉用水，農作物才能豐產。
因此，在填報志願時，我選擇了當時多數人“遠離”的帶“農”專業——武漢水利電力學院農田水利工程專業。
“半工半讀”完成中學
1962年11月，我出生於湖南省桃源縣的一個農村家庭。
那時還有公社，我們湧泉公社有15個大隊，我家所在的大隊叫新民大隊。我父親是大隊的黨支部書記。
當年我們大隊只有小學，沒有初中。父親很重視辦學，多次跟公社領導爭取協商開辦中學。
在他的努力下，我們村最終辦起了初中，我所在的新民小學升級為新民中學，周圍6個大隊的孩子也都來我們大隊上初中。
我是1969年春天上的小學，正趕上了“文革”。
到我上初中時，已經是“文革”後期了。大部分時間都是“半工半讀”，上午在學校學習、下午去生產隊勞動。後來學校裡也在山坡上開挖梯田，我們也經常前去幹農活。
初中兩年我一直擔任班長，直至1976年步入高中。
按照政策，那時實行分片上高中，我們新民中學的學生一半去了漆河鎮裡的桃源縣第四中學，一部分去公社的湧泉中學高中部。我在桃源縣第四中學就讀，並在高一年級擔任班長。
剛入學的第一年，我們還是處於“半工半讀”狀態。除了在學校的農場裡幹活，還要去對口支援的大隊新建的居民點，幫助挖沙子鋪路，修水庫等。
1977年上半年，我們的勞動還十分繁忙，晚上有時候也要前去，但當時每個人都熱情高漲，幹活積極賣力，並不覺得很辛苦。
其實，讀高中之前根本就沒考慮過上大學，當時的想法是好好唸完高中，有機會招工當一名水利工程管理人員，或者到縣上棉紡廠當工人。
康紹忠（後排左三）高中畢業合影
根據牆上廣告選取專業
高一那年，聽到廣播裡說全國恢復高考了，同學們特別高興。
因為學習成績優異，我成為學校從200多位高一學生中推薦提前參加高考的兩名學生之一，參加了1977年冬天的選拔考試。
但遺憾的是，我們兩位因為沒有系統學習過高中知識，也就沒有考上。
從高二下學期開始，學校重新分班。這次分班源於全國科學大會的召開，我清楚地記得郭沫若發表的書面講話《科學的春天》裡那句“讓我們張開雙臂，熱烈地擁抱這個春天吧”。
當時學校有4個班，後來學校把4個班的尖子生集中到一個班，我也就從原來班的班長變成了尖子班團支部宣傳委員。1978年上半年，老師集中加班給我們複習，準備7月的高考。
那時的高考不像現在，沒有父母陪送。考試就在我們中學的教室裡，可能因為我年齡小，再加上高一考過一次，並沒有感到緊張。
考完後，我一個人去縣城體檢，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去縣城。
過了一段時間，分數才下來。
我考了352分，在所上的高中算分數最高的前兩人了。當時我們桃源四中那一屆也就考上七八位，包括後來補錄的大專生。
那年全國610萬人報考，原計劃招生29.3萬人，後增加近11萬人，共錄取40.2萬人，第一批錄取比例僅4.8%，在偏遠農村中學要考上大學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填報志願時，因為那時信息比較閉塞，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我無意間在學校牆上看到了武漢水利電力學院的招生廣告，宣傳廣告上有一條高壓輸電線、一座水壩。
由於我對這種場景十分熟悉，並且抱著一種學成後為農村水利事業服務的樸素願望，所以毫不猶豫就填報了這所學校唯一一個帶“農”字的專業——農田水利工程。
其實，這樣的選擇還與我從小的生活環境有關。
桃源縣是當時全國有名的水利建設和水利管理先進縣，具有豐富的水資源，星羅棋佈的水庫、水電站、排灌站等水利設施。
小時候我經常手拿钁頭、鋼釺，和老人們一起修水庫、修水渠、建排灌站，這種體驗使我從幼年便對水利工程有了最直接和感性的認知，也切身感受到了家鄉的豐饒物產得益於水，只有把水“用”好了，農作物才能長得一年旺似一年。
我被武漢水利電力學院農田水利工程專業錄取後，才知道這個專業極其冷門，很多人不願意選擇，因為它帶“農”字。
特別是有些城裡來的學生認為好不容易上了大學，卻又走進了“農門”。
去校醫院看病，有的同學就怕大夫問起學習什麼專業，因為專業帶“農”怕別人瞧不起。
然而我對這個專業並沒有偏見，因為當時只有一個樸素的願望，就是學習水利知識，為發展農業生產作貢獻。
高考完後我在家裡等分數，也不知道能不能被錄取。當時也有點著急，不知道下一步該做什麼。
當時公社聯校的校長找到我父親，想讓我去湧泉中學擔任代課老師。
這是由於我初高中成績都比較好，尤其是小時候記憶力強，全公社開中小學老師大會時，讓我作為典型在會上背誦毛主席語錄，在場的100多位老師任意挑選一條，我都能準確無誤背下來，校長對我的印象特別好。
命運出現了轉折點，不久我順利收到了武漢水利電力學院的錄取通知書，也就沒有前去做代課教師。
現在想想，如果不是高考，我將有兩種命運：一是在農村老家繼續種田，二是去公社中學當代課老師。
當年的大學教材
書包鎖在凳子上佔座
學校因多年未招生，教學樓、宿舍樓等基礎設施都要重新維修整理，1978年10月6日至7日，武漢水利電力學院終於迎來了新生報到的日子。
我於10月6日前往東湖之濱、珞珈山麓，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出遠門。
學校良好的學習生活條件很好地解決了我生活上的困擾，可以一心一意在浩瀚的知識海洋中暢遊。
當時學校給予我們大部分同學助學金，根據家庭經濟狀況分為甲、乙、丙等。我是最高的甲等，每個月20元，其中17元是飯費、3元是零花錢。開始時飯票上標有早、中、晚餐，不吃就作廢。
後來同學們都很有意見，記得大二時就改成只標有錢數的飯票了。
我們班同學間的年齡差距非常大，最大的是1946年出生，被稱為“老三屆”，最小的是1963年。
我是1962年出生，算是班裡倒數較小的幾位，入學時還不到16歲。
“老三屆”非常不容易，他們有的人等了十幾年才有上大學的機會，其中我們班的“老大”上大學時已經有3個孩子了。所以他們學習十分刻苦，這也極大地鼓舞與激勵了我們。
我記得，當時的數學教材為同濟大學主編，分上、下兩冊。60%以上的同學除了把老師佈置的教材習題做一遍以外，還會主動把樊印川的《高等數學講義習題集》裡的習題再做一遍，這是一本“文革”之前的大學數學教材配套的習題集。
那時候學校沒有太多的文體活動，同學們大多去圖書館或大教室學習。但因剛恢復高考，圖書館的學習室非常狹小，座位有限且珍貴，如果去吃飯要離開一會，必須要佔座。
一般情況下，書包僅僅放在凳子上佔座是不可行的，因為回來時書包有可能就不在原地了，必須把書包鎖在凳子上。所以，同學們的書包裡經常會裝一把鎖。
那時，我們一心只是想著好好學習，希望日後能為國家作點貢獻。
康紹忠（右二）和大學同學在宿舍討論問題
科學報告會上唯一本科學生
我們上大學時學校的學術交流活動不是很多。
記得大概是1981年的秋天，我看到農田水利教研室有個學術報告會的通知，內容涉及地下水資源動態評價、組合噴灌強度計算、非飽和土壤水分運動。
我出於好奇與興趣，興沖沖地跑去聆聽。但到了教室才發現，近40人的科學報告會只有我一人是本科學生，其餘都是老師。
老師們坐定後，教研室秘書給每一位老師發了一份有十幾頁的組合噴灌強度計算的油印材料，可能知道我是學生，加之也不認識我，唯獨沒有給我發那份材料。
這時在我前面一位和藹可親、看起來十分有學問的老師看到此景，就對秘書說，大家都發了，也給這位同學一份吧！
頓時我內心無比激動與感恩，後來才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張蔚榛老師。
張蔚榛老師是上世紀50年代中從蘇聯獲得農田水利副博士學位後回國的，是十分受同行尊敬的我國著名的農田水利與地下水專家，1997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
張老師為人和善，他不僅給予年輕人關心和提攜，在學術上更是一絲不苟、嚴謹治學，在如今浮躁的學術大環境下卻很難再找到這樣的老師。
他是我十分崇敬的老師，對我的學術生涯影響很大。我在工作後跟張老師一起參加過幾次成果鑑定會，鑑於我國當時的科技發展水平，凡是材料上寫著“國際領先”字眼的，張老師都謹慎簽字。
大學時期對我影響很大的還有茆智老師。他是我畢業論文的指導教師，在灌溉工程及其用水管理的理論與技術方面有出色成就，現在是中國工程院資深院士。
那一屆，茆智老師指導四個本科學生撰寫畢業論文。茆老師的房間裡有一張大辦公桌，我們每週都要去他家圍坐在辦公桌前彙報和討論畢業論文進展。
我的畢業論文的題目是“水稻需水量的分析與計算”，茆老師親自帶我們到安徽滁縣水文實驗站等地調研收集資料，分析早、中、晚稻生育期需水量的變化規律，以及需水量與品種、空氣溫度、溼度、日照時數和栽培措施等影響因素之間的關係。
茆老師悉心的教導與關心，使我順利通過畢業答辯並獲得優秀。
也正是由於此次經歷，讓我更加喜歡上了作物需水量研究，並逐漸擴展為土壤—植物—大氣連續體水分傳輸和作物節水調質高效灌溉理論與技術研究。
可以說，大學教育對我的職業選擇影響比較大。
1982年，我抱著要進行農田水利與土壤物理、作物學相交叉領域研究的夢想，考取了原西北農業大學（後合併組建為西北農林科技大學）農業水土工程專業的碩士，隨後又攻讀了博士學位。
1993年9月，我被西北農業大學破格晉升為當時最年輕的教授。1994年入選了中國科學院首批“百人計劃”，1997年獲得了國家傑出青年科學基金，2001年被聘為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科學成果是由一點一滴積累起來的，唯有長期積累才能由點滴匯成大海”，這是我時常激勵自己的話語。
2002年，我調入中國農業大學工作。但最近10多年我們團隊的工作仍然紮根在西北旱區，我們團隊建設的中國農業大學石羊河實驗站，常年有60～70位師生住站研究和實習，已成為西北旱區農業節水技術示範推廣、科學研究、人才培養、國際合作的重要基地。目前我們的研究又擴展到新疆南疆等區域。
一路走來，我認為自己是一個很平凡普通的人，有時甚至感覺還有點“愚笨”，但我們那一代人，都是靠自己的奮鬥與汗水澆灌出夢想與希望的。
我想，機會總是留給有準備的人的，艱苦奮鬥、嚴謹治學、持之以恆和團隊精神是不可或缺的，這也是現在的年輕人最需要培養的。
（本報記者秦志偉採訪整理）
《中國科學報》 (2018-11-30 第5版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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