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久以來，關於明朝滅亡的原因，史學界逐漸形成一個共識，“明之亡，實亡於神宗。”這句話不是近代史學界，而是清朝人在重修《明史》時發出了感慨，因此有很大的參照借鑑意義。
大家都知道，崇禎是明朝末代皇帝，而明神宗朱翊鈞則是明朝第14位皇帝。萬曆皇帝繼位時，剛滿9歲，內廷是親生母親李太后主持大局，外朝先是高拱為首輔，後來則是張居正擔任首輔兼帝師。
在萬曆皇帝登基時，明朝是一個泱泱大國，國庫殷實，“帑藏充盈，國最完富”，“太倉積粟，可支用十年，冏寺積金至四百餘萬兩。”在張居正病逝前，他對小皇帝嚴格要求，同時厲行改革，開源節流，使得國家面貌為之煥然一新。
然而，由於張居正的教育過於嚴格，使得萬曆產生了嚴重的逆反、報復心理。當張居正在萬曆十年病死後，朝廷的改革風氣也蕩然無存。萬曆在位長達48年，可近30年不上朝，史稱“萬曆怠政”。
有人說，萬曆雖然近30年不上朝，即便是出現了“六不做”（不郊、不廟、不朝、不見、不批），也實現了“萬曆三大徵”（寧夏戰役、朝鮮戰役、播州之役），因此萬曆的貢獻是大大的。
“萬曆三大徵”確實值得青史留名，可並不能掩蓋他所犯的錯誤。萬曆皇帝最大的過失就是四個字，“化國為家”。在將官員抄家時，萬曆將所有財物都充入宮廷內庫，而不是國庫。每當大臣上表阻止時，萬曆總會說，“朕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之財皆朕之財。”
萬曆花錢如流水，比如一年用在吃飯上的花費，就高達30萬兩。這些還不夠，萬曆要修建最奢華的陵墓。對了，萬曆皇帝的定陵1956年被髮掘，裡面出土了3000多件珍貴文物，其中地宮的修建更是豪華，整座陵墓耗銀高達800萬兩。
如此大肆揮霍，萬曆需要大量的銀子來支撐，於是各種搜刮銀子的方法層出不窮。明朝最重要的國庫是太倉庫、太僕寺庫等，其中太僕寺庫的存銀原本是用於給軍隊購買軍馬，結果也被萬曆皇帝挪用。
萬曆的奢華生活，是建立在老百姓沉重賦稅的基礎上的。於是，萬曆死後不久，陝北就爆發了農民大起義。再後來，崇禎皇帝成為了最大的背鍋者。由此可見，“明之亡，實亡於神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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