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0月25日，在非洲的索马里发现了一个天花病人。此后的两年中，全世界再没有发现新的天花病人。1979年10月26日，世界卫生组织郑重宣市：“天花已从地球上根除！”这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唯一彻底消灭的恶性传染性疾病，10月25日也被定为人类天花绝迹日。
拯救生命，改善生活
天花主要由天花病毒引起，症状包括发烧、呕吐、形成疮和皮疹；患病后的死亡率约为30％，婴儿的更高些；即使痊愈，皮肤上也会留下麻点。而应对天花，最简便有效的预防方法是接种牛痘疫苗。所谓疫苗是指用各类病原微生物制作的用于预防接种的生物制品，它们可以有效预防传染性疾病，包括天花、白喉、破伤风、百日咳、麻疹、小儿麻痹，等等，而使用与实施疫苗的过程被称为疫苗接种。关于疫苗的诞生，普遍认为是英国医生爱德华·詹纳（Edward Jenner，1749〜1823）的功劳。18世纪的欧洲饱受天花困扰，每年约有40万人死于该病。詹纳在乡间行医时，发现挤奶女工从患牛痘的母牛处感染牛痘病毒后，只有轻微不适，却由此产生可以抵御牛痘病毒的抵抗力，也不会染上天花。詹纳大受启发，猜测可能是牛痘病毒与天花病毒具有相同抗原性质，只是温和许多，所以染病的女工获得了抗天花病毒的免疫力。经过多年研究摸索，1796年5月的某天早晨，詹纳用一把小刀，在一个男孩手臂上轻轻划了一道，然后从挤奶女工手上的痘痂里取出一点脓浆接种到男孩划破皮肤的地方。接下来的几天，男孩只是略感不适，但很快就好了。又过了几个月，詹纳从天花病人身上取来一点痘痂的脓液，接种在男孩身上。几周之后，男孩依然平安无事，证明他对天花已有免疫力了。后来经过反复试验，进一步证实了牛痘病毒可预防天花。
不久，牛痘疫苗成功面市，并在全世界广泛使用。但是你知道吗，如果要追溯起源，早在几百年前的中国就出现了疫苗的萌芽。清代医学家朱纯嘏曾在《痘疹定论》中记载，早在宋真宗（公元998〜1022）年间，四川峨眉山有一名神医曾为时任宰相王旦的儿子种痘成功，使其活到了67岁。由此学者推论在宋代就已经有产生接种人痘的可能性了。明朝时期，随着医学的进步，人们对传染性疾病的研究与预防更加深入，而后便发明了人痘接种术。在清初医家张璐的著作《张氏医通》中论述了当时具体的几种接种方法：浆苗法（采集天花患者身上脓疮的浆，用棉花沾上一点，然后塞进被接种者的鼻孔，使其产生抵抗力）、旱苗法（痊愈期天花患者脱落的痘痂，研磨成粉，再用银管吹入被接种者的鼻孔）、水苗法（把痘痂研成粉末，然后加水调湿，用棉花团包起来塞入鼻腔内）。也正是在清朝时，中国的接种术传到了英国。
据史料记载，我国早在北宋时期就采用人痘接种法治愈天花，清朝时此法传入英国。
彻底消灭天花，是人类在征服自然的斗争中取得的一个伟大胜利。不过在詹纳的时代，人们还不清楚疾病和微生物的关系，直至进入法国生物学家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1822~1895）时间，才揭开其“面纱”。
19世纪的法国，由于当时狂犬疫苗、免疫球蛋白的空白，致使狂犬病每年都会夺去数百人的生命。治疗手段也极为原始和粗鲁，即用经过高温烧红的铁器来净化伤口，除去菌和病毒。这种落后的方式巴斯德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他决心要攻克这一人类难题。经过多次实验，巴斯德发现从患狂犬病死亡的兔子身上取出的脊髓经过干燥，再和蒸馏水混合后制成疫苗注射到狗的脑中，即使再被注入狂犬病毒，打过疫苗的狗也不会发病。1885年，巴斯德为人类打下第一针狂犬疫苗，患者是个9岁男孩。随后十几天中，男孩不仅逐渐痊愈且未出现任何发病的症状，巴斯德高兴地宣布狂犬疫苗正式研发成功。
1796年5月，爱德华•詹纳成功地为一个孩子接种了牛痘，人类从此开始了征服天花的新纪元。
巴斯德一生进行了多项探索性研究，是19世纪最有成就的科学家之一。在巴斯德70岁生日时，法国政府为他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还赠送他一枚纪念章，上面刻着：“纪念巴斯德70岁生日，一个感谢你的法兰西，一个感谢你的人类。”
路易斯•巴斯德是19世纪最有成就的科学家之一
1877年，法国东部炭疽病蔓延。巴斯德发现牛羊注射毒性弱的炭疽病菌后，得到了抵抗这种疾病的能力，但当时很多人不相信这一说法。为了证明，巴斯德举行了一次公开实验，对象是50只健康的羊。他把毒性弱的炭疽病菌注射到25只羊体内，2周后又将毒性强的炭疽病菌注射到全部50只羊体内，结果2天后，注射微弱炭疽病菌的25只羊活了下来，另外25只都死了。巴斯德发明的这种预防注射的方法，成功打败了炭疽病。
巴斯德开创性研制疫苗的办法带给他同时代及后世医学家极大启发，帮助他们研制出更多种疫苗，成功免除了斑疹伤寒、小儿麻痹等疾病威胁。随着分子生物学、分子免疫学等研究取得进展与基因工程技术的应用，新的高新技术疫苗正逐渐应用到疫苗生产中，人类也将从中得到更多福祉。
教训惨烈，严把安全
和药品不同，疫苗是给健康人（其中许多是儿童）使用的，因此需要最严格的安全标准和监管机制。疫苗监管涵盖了疫苗生产、运输、接种、不良反应监测及可能出现的召回和损害赔偿等多个环节，研究、学习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有助于我们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少走弯路，早见收效。
美国在历史上有过极为惨烈的疫苗事故案件。1955年的一天，加州小女孩安妮在和家人旅行返程中突发高烧，并伴随呕吐症状。医生诊断疑为小儿麻痹症，这让安妮的父母十分震惊，因为孩子两周前刚刚注射了卡特实验室预防小儿麻痹症的脊髓灰质炎疫苗。此后，美国公共卫生官员不断接到接种疫苗儿童瘫痪甚至死亡的报告，这些儿童的发病时间都集中在接种疫苗后4〜10天。经过调查证实，问题恰恰出在了卡特实验室的脊髓灰质炎疫苗上——疫苗在生产过程中，病毒没有被妥善消灭，疫苗中依然存有活体病毒，且在安全测试中未被发现，最终导致4万名接种者染病，其中200人瘫痪、10人死亡。这一事件导致时任卡特实验室微生物研究所所长被开除、美国卫生部秘书长霍比和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主任西布雷尔双双引咎辞职。法院最终裁决“罪魁祸首”是负责疫苗监管的国家卫生研究院，理由是早在一年前已有关于一些猴子接种了这种疫苗后瘫痪的报告，但西布雷尔未加重视；卡特实验室虽不承担刑事责任，但也付出了巨额民事赔偿金的代价。
针对此次堪称美国医学史上最严重的疫苗事故，联邦政府开始着手从立法层面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保障和监督机制，以维持疫苗市场健康有序发展。1986年，美国里根总统签署《国家儿童疫苗伤残法案》。该法案的主体包含三个部分：一是疫苗不良反应事件报告系统，要求所有医疗服务机构通过该系统回报所有因使用疫苗造成的不良反应事件；二是疫苗信息声明，要求所有医疗服务机构在提供疫苗服务之前，都要向疫苗接种者、接种者父母或监护人出示疫苗信息声明，披露疫苗名称，简要介绍病毒，以及接种疫苗的好处和潜在风险。每一份疫苗信息声明都由疾控中心出具，并向州、地方医疗监管机构及医疗服务机构发放；三是建立国家疫苗项目办公室，负责协调所有与防疫活动相关的医疗机构，包括疾控中心、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国家医疗机构及医疗资源和服务局。同时，国家疫苗伤害赔偿项目（NVICP）应运而生，专门用于赔偿因接种疫苗而引起的伤害。
在加拿大，联邦卫生部和省区卫生厅共同负责疫苗接种和订购计划，联邦卫生安全局负责质量监督及接种后监控。一旦疫苗出现质量问题，首先要做的就是召回。对此，加拿大独有的“全国联网医疗数据库”（对门诊患者、住院患者和购买处方药患者的信息进行了系统采集）发挥其强大作用，不仅能做到准确、迅速，而且一支也不会少。
疫苗的运输环节非常重要。德国疫苗配送是由专门负责疫苗物流的公司承担，运输车除驾驶室外，全部采用避光、密封性能好的特殊材料制成，每辆车都有防热、防静电、防辐射等功能。同时，每车还配有两名带武器的安保人员。疫苗送达后，会被放入专门的疫苗仓库，仓库内的变温储藏柜可根据每种疫苗的不同需要而调整温度。
1996年，日本生产的乙肝疫苗中使用了艾滋病和肝炎患者的血清作为原料，导致部分接种者致病。事发后，日本厚生省及生产厂家并未告知公众，而是联手试图掩盖真相，导致更多接种者成为无辜的牺牲品。同年，时任厚生大臣第一次承认国家在这次疫苗事件中负有责任，这也是日本政府第一次承认在医疗方面的过失。在受害者们多年不懈的努力下，2011年，法院最终判决厚生省向40余万受害者提供共计3.2万亿日元（约合272亿美元）的补偿，成为日本历史上涉及人数和金额最多的国家赔偿案。2016年，日本政府对涉案医药公司下达了一份史上最长的停业命令。
2007年12月25日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在首相官邸，向使用污染血制品导致丙型肝炎的受害者家属正式道歉。
疫苗对人类的贡献是巨大的，是我们避免疾病最安全的一道屏障。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疫苗更将成为我们未来抗击疾病的重要武器。任何一种疫苗出现问题，都会给我们的生命健康带来无法估量的影响。亡羊补牢本是无奈之举，未雨绸缪才是发展之道，所以，构建更完善的监管体系，让监管贯穿疫苗生产、销售、运输、仓储、接种的全流程，既是对国家现代治理能力的考验，也是取信于民的根本。
医务工作者为儿童接种口服脊髓灰质炎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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