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企四十年：風起於青萍之末
民企發展的進程，是民企自身不斷努力突破的過程，
也是中國在營商環境上不斷實現平等的過程
本刊記者/徐天
2018年11月1日，民營企業座談會召開，對近幾十天來沸沸揚揚的“民營經濟離場論”，做了最直白的回答。
習近平在會議上強調，非公有制經濟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沒有變，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方針政策沒有變，致力於為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營造良好環境和提供更多機會的方針政策沒有變。
他總結，民營經濟具有“五六七八九”的特徵，即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企業數量。在世界500強企業中，中國民營企業由2010年的1家，增加到2018年的28家。
中國民營企業的發展歷程，要從40年前改革開放之初說起。當時，民營經濟剛剛起於微末。
首次起飛
1977級大學生李東生從華南工學院(如今的華南理工大學)無線電系畢業，回到了老家惠州。當地人事局給他安排了三個職位，一個是到地區科委，一個是到公安局通信科，一個是到廣播電視臺。
李東生想了想，問對方，去企業行不行？對方一臉奇怪地看著他：“怎麼到企業去呢？可以呀，你自己去聯繫吧。”
那時，大學生去企業工作，是十分少見的。李東生的想法卻很簡單，自己是學工的，四年苦讀，一定要到工廠、企業去。在機關裡，泡一杯茶、看看報紙，並不是他想要的生活。
當時的惠州只有兩三個電子廠，一家新成立的中外合資企業——TTK家庭電器有限公司，看起來蒸蒸日上，吸引了李東生。
他是這個新公司的第43個員工，第2個大學生，一進公司就被當成“寶貝”。這個中國第13家註冊的中外合資企業，後來發展成為TCL集團，李東生則成為其董事長、CEO。
多年後，他被稱為改革開放後第一批企業家的代表——84派。另一個眾所周知的代表人物，是地產大亨、萬科前董事會主席王石。1984年，在深圳經濟特區發展公司工作的王石，組建“現代科教儀器展銷中心”，成為特區內最大的攝錄像專業器材供應商。四年後，企業更名為萬科。
嘉德拍賣、泰康人壽的創始人陳東昇，曾在公開場合用“混沌”形容84派，因為他們沒有“制度的保障”。
1978年之前，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國的經濟處於停滯階段。改革開放之後，民營經濟才逐漸爭來一席之地。
溫州人章華妹在家門口擺貨攤，賣日用品。她常常提心吊膽，一旦打擊投機倒把辦公室的人來了，就立刻收攤關門。走在路上，她也覺得有些不好意思，常有人在背後指指點點：看，這家是擺攤的，沒出息。
第一個明顯的變化始於1979年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關於發展個體經濟的報告，允許“各地可根據市場需要，在取得有關業務主管部門同意後，批准一些有正式戶口的閒散勞動力從事修理、服務和手工業者個體勞動”。
這是中國第一個發展個體經濟的報告。像章華妹這樣的個體戶被承認、被允許發展。1980年12月11日，章華妹從溫州市工商局領到了一份用毛筆填寫的營業執照(東工商證字第10101號)，這是改革開放後中國第一份個體工商業營業執照。
變化在逐漸發生。1982年，中共十二大召開，提出“堅持國有經濟為主導和發展多種經濟形式”。同年，憲法進行修改，提出“在法律規定範圍內的城鄉勞動者個體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國家保護個體經濟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國家通過行政管理，指導、幫助和監督個體經濟”。
在這個過程中，有關民企的各種討論也在進行，比如僱工人數。當時，馬克思的一段話被引申且頻繁使用，認為僱傭7個還是8個人，是一個企業是否存在剝削的根本區別。
而在上世紀80年代，僱工超過7人的民營企業大規模增加。1983年1月，中共中央在《當前農村經濟政策的若干問題》指出：“農村個體工商戶和種養業的能手，請幫手、帶徒弟，可參照《國務院關於城鎮非農業個體經濟若干政策性規定》執行。對超過上述規定僱工請較多幫工的，不宜提倡，不要公開宣傳，也不要急於取締，而應因勢利導，使之向不同形式的合作經濟發展。農村個體商業和各種服務業，經營靈活，方便群眾，應適當加以發展，並給予必要的扶持。農民個人或合夥人進行長途販運，也應當允許。”
當時最為人所知的，是安徽蕪湖的年廣久。他的“傻子瓜子”在1984年即僱傭百人，引發了姓資還是姓社的大爭論。
當年，中共中央發佈《關於1984年農村工作的通知》，對當前僱請工人超過法定人數的企業，可以不按照資本主義的僱工經營看待。
鄧小平也在同年表達了類似的意見。“前些時候那個僱工問題，相當震動呀，大家擔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見是放兩年再看。那個能影響到我們的大局嗎？如果你一動，群眾就說政策變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決了一個‘傻子瓜子’，會牽動人心不安，沒有益處。讓‘傻子瓜子’經營一段，怕什麼？傷害了社會主義嗎？”
這場爭論，直到1987年中央五號文件發佈才逐漸平息。文件去掉了對僱工數量的限制，算是官方的一錘定音。文件還將幾年前的“不宜提倡，不要公開宣傳，也不要急於取締”，變成了“允許存在，加強管理，興利抑弊，逐步引導”，且明確提出：“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商品經濟發展中，在一個較長時期內，個體經濟和少量私人企業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
官方對民營經濟的態度從不管到引導，對其存在的必要性認識也從“不可避免”變化為“必要的、有益的”。19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私營經濟是公有制經濟必要的、有益的補充”。1988年，憲法修改，提出“國家允許私營經濟在法律規定的範圍內存在和發展。私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國家保護私營經濟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對私營經濟實行引導、監督和管理”。
三四十年後，有人總結了改革開放後的首批企業家，認為他們多是草根出身，早年做國有企業，後來逐漸發展成為競爭者，但企業仍然以家庭作坊為主。
不管怎麼樣，從1978年到1992年，民營企業第一次起飛。根據數據，全國個體經濟從業人員從14萬人增加到2467.7萬人，民營企業在1992年達13.9萬戶。
肆意生長
1992年對於民營企業來說，是變革之年。
這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鄧小平南巡，發表著名的“南方談話”：改革開放的膽子要大一些，敢於試驗，看準了的，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針對“姓資姓社”之爭，他提出了三個“有利於”， 即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當年10月，中共十四大確立了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確定了“以公有制為主體，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外資經濟為補充，多種經濟成分長期共同發展”的方針。
“士農工商”的“商”不再是末流，一批主流精英紛紛下海。根據相關數據，1992年辭職下海者超過12萬人，投身商海的人超過1000萬人。用嘉德拍賣、泰康人壽創始人陳東昇的話說，這一批企業家，是“政府官員、知識分子等社會主流精英下海組成的有責任感、使命感的企業家群體”，他們被稱為“92派”，包括陳東昇自己，以及萬通控股董事長馮侖、SOHO中國董事長潘石屹、中坤投資董事長黃怒波、鼎暉創投創始人王功權等。
制度也在進一步規範。1992年5月，國家體改委出臺《股份有限公司規範意見》，1993年，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五次會議通過《公司法》。
陳東昇說，這兩個文件一出，自己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像學習毛主席紅寶書(一樣)揣在我的兜裡。”“當時其實看不懂，什麼企業的分拆、關閉，稀裡糊塗，所以嘉德拍賣完全是抄的，自己沒搞懂抄上去，抄了就報。”
也正是制度的一步步規範，使得現代企業制度在中國的民企裡有了雛形，92派成為現代企業的試水者。
馮侖也認為，這是92派和84派極大的不同。後者在沒有法律支撐的背景之下，先有公司，後有公司法，大家沒有產權概念，個人做了極大的犧牲，因此，熬到最後的人也比較少。
92派則慢慢了解如何治理公司。《公司法》規定，董事長當法人，“公司的治理變成大家可以預見的一個結果，這很重要。有預期，這個行為大家就可以博弈了，怎麼開董事會、股東會，怎麼分紅，界定得越來越清楚了。”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國有企業面臨困境。國家經貿委出臺《關於1997年國有企業改革與發展工作的意見》，提出“有針對性地採取措施，搞好大的，放活小的”。國有企業從一般競爭性行業中逐步退出，向關係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集中，民營企業順勢而為，迎來窗口期，形成了“國退民進”的格局。
民生銀行研究院民營企業發展研究團隊統計稱，在1998~2000年的三年中，國有企業數目減少了42%，下崗分流人數高達3000多萬人，催生了大量民營企業。房地產、鋼鐵、水泥、化工、裝飾材料等行業中出現了眾多民營企業的身影。
據2002年的《中國私營企業調查報告》，在過去的四年中，有25.7%的被調查私營企業是由國有和集體“改制”而來；前身是國有企業的佔25.3%，是鄉鎮集體企業的佔74.7%；有60.6%的企業主是原來企業的負責人。
從1991年到2001年，私營企業數量、註冊資金、戶均資本金年均增速分別達到34.08%、64.81%和 23.58%。私營企業的稅收年均增長80.33%，成為各種經濟成分中最具活力、發展最快的部分。
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次年，中共十六大提出“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措辭進一步變化，民營企業的地位得到了明確。之後，《關於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和《關於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相繼出臺，非公經濟的市場準入條件被放寬，壟斷行業、基礎設施領域、金融服務業等對非公經濟放開。
在這些年中，新一批企業家成長起來。互聯網在中國生根發芽、肆意生長，阿里巴巴、騰訊、百度、搜狐等迅速崛起，馬雲、馬化騰、李彥宏、張朝陽等人成為企業家“99派”的代表。他們的企業從建立之初就遵循現代企業制度，產權明晰、結構健康，他們所需要面對的，是來自更廣闊天地的市場風險。
互聯網企業，與其他民營企業一樣，在中國入世後的這場全球化進程中，享受了勞動力、全球化、城鎮化以及互聯網的紅利，在中國的經濟發展中佔據越來越重要的位置。另一方面，民營企業也感受到了市場經濟的殘酷。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外向型民營企業受衝擊極大。根據相關數字，在這年上半年，有6.7萬家中小企業倒閉，多數都是勞動密集型的出口加工企業。
根據相關數據，截至2012年，全國個體工商戶突破4000萬戶，民營企業相較十年前增長了3.46倍，從業人員增長了1.03倍，民營經濟佔GDP的比重、民間投資佔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雙雙超過60%。
制度平等
近些年，民營企業家常說一句話：“民企好比是在一道玻璃門後求發展，前途是光明的，但真要穿過玻璃門走出去，並不容易。”
玻璃門、彈簧門，是民營企業發展中碰到的各類障礙。玻璃門，指根據國家非公經濟36條規定的民營企業“非禁即入”的原則，在行業准入方面，除去法律中明確禁止民營資本進入的投資領域之外，民營資本都可以進入，相關部門不得以任何理由設置障礙，但在實際中卻一直沒有落實。彈簧門則代表了民營企業在剛剛踏入某領域之後，稍稍不小心就被彈出來了。
中國民營經濟研究會會長保育鈞在接受採訪時說，公有和非公有經濟的政策，是建立在所有制區別基礎上的，按不同所有制經濟制定政策，難免造成所有制歧視。“多年來，人們呼籲平等競爭，但實際上很難平等，其原因就是政策不同，政策的制定和執行受人為因素影響較大，並且由此滋生尋租和貪腐現象。”
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決定指出，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必須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激發非公有制經濟活力和創造力。”
全會特意指出，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是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基礎。必須加快形成企業自主經營、公平競爭，消費者自由選擇、自主消費，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動、平等交換的現代市場體系，著力清除市場壁壘，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
會後，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民營企業是夾縫中生長出來的企業，過去有一句話，給點陽光就燦爛，只要給它平等的社會地位，民營經濟一定會快過國有經濟的發展。這一次三中全會，我相信對中國的民營企業來講，應該又是一個春天。”
保育鈞也認為，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後，民企迎來制度平等的新時代。
之後，各地對市場準入制度進行了改革。比如南京在2014年公佈了《關於放開市場準入擴大民營投資的實施辦法》，提出鼓勵民營資本以多種形式參與重大項目建設，按照非禁即入的原則，實施負面清單制度，對清單以外行業、領域和經濟活動一律向民資開放。
辦法實施之初，南京市已有14個項目，涵蓋交通運輸、基礎設施、市政工程、保障性住房、醫療衛生等公共服務領域，允許民營資本以PPP、股權投資、委託運營等多種形式參與。
2016年4月，國家發改委、商務部會同有關部門印發《市場準入負面清單草案(試點版)》，在天津、上海、福建、廣東4個省市試行。《草案》列明瞭在中國境內禁止和限制投資經營的行業、領域、業務等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共328項，其中禁止准入類96項，限制准入類232項。除此之外，各類市場主體皆可平等進入，政府由審批改為備案。
2017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營造企業家健康成長環境弘揚優秀企業家精神更好發揮企業家作用的意見》發佈，明確了將全面實施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保障各類市場主體依法平等進入負面清單以外的行業、領域和業務。
根據相關數字，從2012年到2016年，全國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從超過20%下滑至3.2%。而在市場準入負面清單明朗化之後，2017年上半年，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8.6%，其中民間投資17.02萬億元，增長7.2%。
另外，放管服的改革也在全國推進。對於不少企業來說，項目審批漫長，手續冗長繁多，會因此錯過最優市場時機。2014年，中國提出要簡政放權、放管結合，次年又提出優化服務。2015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所有行政審批事項都要簡化程序，明確時限，“用政府權力的‘減法’，換取市場活力的‘乘法’”。
為此，國務院辦公廳組織開展了專項督查。2017年，在部署31個省(區、市)和57個國務院相關部門開展全面自查的基礎上，國辦派出10個督查組，赴10個省(市)的36市65縣(區)開展了實地督查。
另一個影響民營企業發展的因素，是融資難。據《2017中小企業融資發展白皮書》顯示，2016年全年，中國中小企業利稅貢獻穩步提高，併成為就業的主渠道，但98%的中小企業面臨的主要問題仍然是融資難、融資貴。
有學者提出，中國現階段眾多商業銀行之間沒有進行嚴格的市場和功能定位，是中小企業融資需求無法得到及時滿足的原因之一。另外，中小企業自身也存在不少問題。比如，中小企業的資產負債率很高，一旦資金鍊條斷裂或脆弱，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會受到沉重打擊。其次，大多數中小企業還未形成一套科學的、制度化的管理體制，與大型企業相比，中小企業在財務管理上存在著諸多問題，加劇了企業融資的困難。
為此，中國新修訂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小企業促進法》，其中，“融資促進”單設一章。該法提出，央行應綜合運用貨幣政策工具，鼓勵和引導金融機構加大對小型微型企業的信貸支持，國務院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對金融機構開展小型微型企業金融服務，應當制定差異化監管政策，採取合理提高小型微型企業不良貸款容忍度等措施，引導金融機構增加小型微型企業融資規模和比重等。除此之外，各地也都在探索地方做法，為中小企業和銀行牽線搭橋。
據瞭解，自2015年以來，中央深改組、國務院先後8次召開會議，討論優化營商環境問題。
截至2017年年底，中國民營企業的數量超過2700萬家，個體工商戶超過了6500萬戶，註冊資本超過165萬億元，民營經濟佔GDP的比重超過了60%，撐起了中國經濟的“半壁江山”。另外，民間投資佔全國固定資產投資比重已連續5年超過60%，最高時候達到65.4%，尤其是在製造業領域，民間投資的比重已超八成，成為投資的主力軍。
2018年11月1日，在民營企業座談會上，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表示，接下來，還要在六個方面抓好政策舉措的落實，包括減輕企業稅費負擔、解決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營造公平競爭環境、完善政策執行方式、構建親清新型政商關係，以及保護企業家人身和財產安全。
三天後，中小企業發展的主管部門工信部部長苗圩接受新華社專訪。他說，接下來工信部還會有進一步的舉措，梳理前期出臺的支持中小企業發展的政策措施，開展政策效果評估工作；抓緊擬定出臺進一步支持中小企業發展的政策措施，包括減稅降費，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題等。
習近平在11月1日的民營企業座談會上說：“支持民營企業發展，是黨中央的一貫方針，這一點絲毫不會動搖。”
《中國新聞週刊》2018年第4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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