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言詠/文有兩則數據結合來看，正好是因果關係，雖然只是原因之一。這兩則數據分別是：其一，北師大學前教育部學前教育研究所副教授李敏誼在一次會議上介紹，挪威政府每年將GDP的2%投入幼兒教育（在挪威指0-6歲兒童），而中國，據2016年的數據，學前教育經費佔GDP的比例不到0.3%（在中國指3-6歲兒童）。其二，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17年全年出生人口為1723萬人。原國家衛計委副主任王培安曾在其主編的書中預測，全面兩孩政策實施以後，2017年出生人口最低為2023.2萬人。兩者相差了300萬人。到今年10月29日“全面兩孩”政策落地已整整三年。
學前教育領域的供給不足、質量不高只是壓制生育意願的原因之一，但也是相當重要的一個原因。不重視學前教育，必然無法扭轉低迷生育率。
中國對學前教育的欠賬很多，學前教育的供給和人們對它的需求之間，一直存在巨大的缺口。“全面二孩”的實施讓矛盾更加尖銳。這些年國家有所發力，從2010年的學前教育“國十條”，到學前教育三年行動計劃（2017年開始的第三期），以及黨的十九大報告前所未有地提出“幼有所育”，都可以看作是國家對這種矛盾的正視。在政策的作用下，2018年的一大變化是，越來越多的民辦幼兒園獲得財政補貼，降低保育費，變成普惠園，家長的經濟負擔切實減輕。
但也應該看到，學前教育供給量少質低的現狀依然沒有得到改變。沸騰一時的攜程親子園和北京紅黃藍幼兒園虐童案過去一年之後，類似的事件仍時有發生。如何改善這種狀況？我們一方面呼籲擴大學前教育經費的支出，高福利國家瑞典的支出比例不一定適合中國國情，但可以儘量多一些，有錢畢竟好辦事。另一方面，要把有限的經費用在刀刃上。
根據李敏誼的調研，挪威有大量小規模幼兒園，幼兒園將80%的經費用於支付教師工資，20%用於校舍運營。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他們對師資的重視。反觀中國，很多教育官員及幼兒園經營者，對硬件的重視大於對軟件的重視，大量教育經費用於鋼筋水泥，而不是用於提升教師隊伍的質量。結果是，幼師隊伍常年數量不足、素質不高、待遇偏低，形成惡性循環。這是亟待扭轉的一個觀念，不是口頭上的扭轉，而是切實認識到師資的重要性，內化於心，付諸於行。唯有將對師資的重視推動為社會共識，在實際行動中把提高幼師准入門檻、保障幼師尊嚴與待遇作為首要任務，才有可能改善學前教育粗糙發展的現狀。
如果這個理念深植於心，對幼兒園資質的審批標準也可以更加靈活。現在很多小規模民辦幼兒園，甚至家庭園，擁有相當有愛心、有專業能力的教師隊伍，卻因為場地不合格而無法獲得資質。其實，只要場地安全能被保障，對於面積大小或硬件好壞不用太拘泥，這樣才能吸引更多有願力的社會資源為學前教育提供供給。
另外，在落實政策過程中還要防止搞“形式主義”。比如有的普惠園，保育費降了，但師生比也減少了，不是多收孩子，就是減少老師。有的幼兒園通過把原先課內的內容變成課外的內容來降低運營成本。“降價降質”定非政策本意。這與教育部今年9月推動中小學託管至5點放學，但實施過程中卻出現各種問題類似。有的學校“託管”即“放羊”，連老師都建議家長“最好別參加”。對於這種為了完成任務而提供的“低質託管”，家長紛紛用腳投票，校外託管班不僅沒關門，還依舊火爆。
很多發達國家的學前教育覆蓋對象是0-6歲孩子，但在中國，0-3歲托育階段一直是空白。“全面二孩”政策實施之後，加強0-3歲托育階段的財政投入也為輿論所呼籲。的確，從嬰兒出生到幼兒園入園這段時期的撫育負擔，是育齡夫婦不願意生育的很重要的原因，對於家庭來說，生育成本太高。
對老齡化社會的憂患倒逼生育政策的改革，生育政策的改革倒逼對學前教育投入的加強。但是，如果不從以鋼筋水泥為本轉變到以人為本，如果只是停留在形式層面的落實政策，學前教育領域的生態不會有改觀。在學前教育供給昂貴、稀缺、粗放的現狀下，生育率難以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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