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現代社會中的財富和權力的分配，是以今天這種面貌呈現，而非其他形式？為何越過大洋進行殺戮、征服和滅絕的，不是美洲、非洲的土著，而是歐洲人和亞洲人？各族群間的生活差異為何如此之大？ 對於現代人類、國家間的種種不平等現象，史學家往往存而不論，而在這部《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修訂版）》（睿文館書系）中，作者賈雷德•戴蒙德為許多大家熟悉以及想當然的答案賦予了截然不同的含義。
賈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醫學院生理學教授。以生物學開始其科學生涯，進而研究演化生物學和生物地理學。被選為美國藝術與科學院、國家科學院院士、美國哲學學會會員。曾獲得麥克阿瑟基金會研究員基金及全國地理學會伯爾獎。在《發現》、《博物學》、《自然》和《地理》雜誌上發表論文200多篇。
名人推薦
“令人著迷、充滿魅力的作品……為理解人類歷史奠定了基礎。”
——比爾•蓋茨
“這是對各大陸13000年曆史——關於芸芸眾生的悠悠萬事的簡史——的一次生動描寫的、充滿激情的、旋風式的巡視。帝國、宗教、文字、作物和槍炮的來龍去脈盡收眼底。本書終於為不同大陸人類社會的不同發展結果提供了一種令人信服的解釋，從而摧毀了關於歷史的種族主義的理論基礎。它對現代世界如何形成的說明，充滿了對我們自身未來的有益教訓。這本書只要讀上兩頁，你就會愛不釋手。”
——斯坦福大學人口研究所客座教授保羅•R•埃裡克
“賈雷德•戴蒙德把考古學和流行病學這樣不同的研究領域的最新發現結合得天衣無縫：他用事例說明了不同大陸的人類社會在過去13000年中沿著截然不同的道路發展的方式和原因。”
——史密森學會考古學計劃主任布魯斯•史密斯
“‘為什麼人類社會的命運會是這樣不同？’這個問題通常會得到種族主義的回答。賈雷德•戴蒙德精通許多不同領域的知識、令熱門信服地論證了領先優勢和當地條件可以用來說明很大一部分人類歷史的進程。他那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敘述將會引起廣大讀者的興趣。”
——斯坦福大學遺傳學教授盧卡•卡瓦利—斯福爾扎
“這是一本了不起的書。戴蒙德提出了一些別人沒有提出過的問題，使我們對世界史有了新的更深入的瞭解。”
——印第安納大學榮譽退休植物學傑出教授查爾斯•海澤
“一本精彩紛呈、引人入勝的書……賈雷德•戴蒙德帶領我們參加了一次令人興奮的世界史之旅，使我們重新思考所有關於我們自己和其他人以及我們在整個格局中的地位的種種看法。”
——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美國史教授克里斯托弗•埃雷特
“本書是糾正關於種族差異的‘鐘形曲線’理論的良方。戴蒙德廣泛汲取了地理學、植物學、動物學、考古學和流行病學方面的知識，向我們證明了人類的多樣性是歷史過程的結果，而不是智力差異的結果。”
——密歇根大學人類考古學教授肯特•V•弗蘭納裡
文摘
耶利的問題
我們都知道，對於世界上不同地區的各個民族來說，歷史的發展進程是很不相同的。在上一次冰期結束後的 13 000年間，世界上的某些地區發展成為使用金屬工具的、有文字的工業社會，另一些地區僅僅發展成為沒有文字的農業社會，還有一些地區則仍然保留著使用石器的狩獵採集社會。這種歷史上的差異對現代世界投上了持久的陰影，因為使用金屬工具的、有文字的社會征服了或消滅了其他類型的社會。雖然這些差異構成了世界史的最基本的事實，但產生這些差異的原因始終是不確定的和有爭議的。關於這些差異的由來這個令人困惑的問題，是在 25年前以一種簡單的個人形式向我提出來的。
1972年7月，我在新幾內亞這個熱帶島嶼的沙灘上散步，當時我正在那裡研究鳥類的演化。在這之前我已聽說過有一個叫做耶利的當地知名政治家，這時候他正在這個地區旅遊。那一天，耶利和我碰巧沿同一個方向散步，而且他追上了我。我們在一起走了一個小時，始終在交談著。
耶利身上煥發著領袖的氣質和活力。他的眼睛閃耀著迷人的光芒。他充滿自信地談論自己，但他也問了許多尖銳的問題，並且全神貫注地聽我說話。我們的談話從當時每個新幾內亞人都關心的問題，即政治事態的迅速發展開始。耶利的國家現在叫做巴布亞新幾內亞，那時仍然是聯合國的一塊託管地，由澳大利亞管理，但獨立已是遲早的事。耶利對我說，他的任務就是使本地人作好自治的準備。
過了一會，耶利話鋒一轉，開始考問起我來。他從來沒有去過新幾內亞以外的地方，他的最高學歷是中學，但他卻有著一種無法滿足的好奇心。首先，他想要了解我對新幾內亞鳥類的研究工作（包括我做這工作拿多少報酬）。我就告訴他，在幾百萬年的過程中，不同種群的鳥是如何移居新幾內亞的。
接著，他又問我，在過去的幾萬年中，他的人民的祖先是怎樣到達新幾內亞的，以及在過去 200年中，歐洲的白人是如何開拓新幾內亞的。談話始終是友好的，雖然我們倆都瞭解耶利和我所代表的兩個社會之間的關係是緊張的。兩個世紀前，所有的新幾內亞人仍然“生活在石器時代”。就是說，他們仍然使用著幾千年前即已在歐洲為金屬工具所取代的類似的石器，而他們所居住的也不是在集中統一的政治權威下組織起來的村莊。白人來了，他們建立了中央集權的政府，帶來了各種物資，從鋼斧、火柴和藥品到服裝、軟飲料和雨傘，應有盡有，而新幾內亞人立刻認識到這些東西的價值。在新幾內亞，所有這些物品被一概稱之為“貨物”。
許多白人移民公開蔑視新幾內亞人，說他們是“原始人”。在新幾內亞人的白人“主子”（他們直到1972年還被這樣稱呼）中，甚至是最無能的人，他們的生活水準也遠遠高於新幾內亞人，甚至高於像耶利這樣的極有性格魅力的政治家。然而，耶利就像當時考問我那樣考問過許多白人，而我也曾考問過許多新幾內亞人。他和我都十分清楚地知道，新幾內亞人通常至少和歐洲人一樣聰明。耶利想必考慮過所有這些問題，因為他又一次用他那炯炯有神的眼睛洞察一切似的瞥了我一眼，問我道，“為什麼你們白人制造了那麼多的貨物並將它們運到新幾內亞來，而我們黑人卻幾乎沒有屬於我們自己的貨物呢？”
正像耶利所體會的那樣，這是一個雖然簡單但卻切中要害的問題。是的，在普通新幾內亞人的生活方式和普通歐洲人或美國人的生活方式之間仍然存在著巨大的差異。類似的差異同樣把世界上其他民族的生活方式區別了開來。這些巨大的差異必定具有人們可能認為顯而易見的重要原因。
然而，耶利的看似簡單的問題，卻是一個難以回答的問題。我當時就回答不出來。關於這個問題的解決辦法，專業的歷史學家們仍然意見不一：大多數人甚至不再問這樣的問題了。在耶利和我進行那次談話後的許多年裡，我研究並用文字說明了關於人類進化、歷史和語言的其他方面的問題。在25年後撰寫的這本書就是試圖對耶利的問題作出回答。
雖然耶利的問題只涉及新幾內亞人和歐洲白人的生活方式的差異，但它可以推而廣之，聯繫到現代世界上更大規模的一系列懸殊差異。來自歐亞大陸的民族，尤其是仍然生活在歐洲和東亞的民族，以及移居到北美的民族，控制著世界的財富和權力。其他民族，包括大多數非洲人，已經擺脫了歐洲人的殖民統治，但在財富和權力方面仍然遠遠落在後面。還有一些民族，如澳大利亞、美洲以及非洲最南端的土著居民，甚至已不再是自己土地的主人，而是遭到歐洲殖民主義者大批殺害、征服，有時甚至被斬盡殺絕。
因此，關於現代世界的差異問題可以再次系統地闡述如下。為什麼財富和權力的分配會是現在這個樣子，而不是某種別的方式呢？例如，為什麼不是印第安人、非洲人和澳大利亞土著殺害、征服或消滅歐洲人和亞洲人呢？
對於這個問題，我們可以毫不費力地回顧一下歷史。從公元1500年開始，當歐洲在全世界的殖民擴張剛剛興起時，不同大陸上的民族業已在技術和政治組織方面存在著巨大的差異。歐洲、亞洲和北美洲的許多地區成了一些用金屬裝備起來的國家或帝國的基地，其中有些已經呈現工業化的端倪。兩個印第安民族 —阿茲特克人和印加人，統治著一些使用石器的帝國。撒哈拉沙漠以南的一些地區被劃分為一些使用鐵器的小國或由酋長管轄的部落。其他大多數民族 —包括澳大利亞和新幾內亞、許多太平洋島嶼、美洲的許多地區以及撒哈拉沙漠以南小部分地區的所有那些民族—都是一些農業部落，甚至仍然是一些使用石器的靠狩獵採集為生的族群。當然，從公元1500年開始的這種技術和政治上的差異，是現代世界不平等的直接原因。使用鋼鐵武器的帝國能夠征服或消滅使用石制和木製武器的部落。然而，這個世界又是如何成了公元1500年時的那種模樣呢？
對於這個問題，我們可以根據歷史記載和考古發現，再一次毫不費力地回顧一下更早的歷史。直到大約公元前 11000年上一次冰期結束時，各個大陸上的各個族群仍然都是靠狩獵採集為生的人。從公元前11000年到公元 1500年，不同大陸的不同發展速度，成了導致公元 1500年時技術和政治差異的原因。雖然澳大利亞土著和美洲印第安人仍然靠狩獵採集為生，但歐亞大陸的大部分地區、美洲和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許多地區，已逐步地發展起農業、畜牧、冶金技術和複雜的政治組織。歐亞大陸的一些地區和美洲的一個地區，還獨立地發明了文字。然而，這些新的發展中每一個發展，在歐亞大陸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出現得更早。例如，青銅器的大規模生產於公元 1500年前的幾個世紀在南美洲安第斯山脈一帶還剛剛開始，而在4 000多年前已經在歐亞大陸的一些地區開展起來。歐洲探險家是在公元 1642年首次接觸到塔斯馬尼亞人的，那時他們的石器製作技術比幾萬年前歐洲舊石器時代晚期普遍使用的製作技術還要來得簡單。
這樣，我們最後就能用別的措辭把現代世界的差異重新表述如下： 為什麼在不同的大陸上人類以如此不同的速度發展呢？這種速度上的差異就構成了歷史的最廣泛的模式，也是我這本書的主題。
雖然這本書歸根到底是要討論歷史和史前史問題，但其主題不光是具有學術性，而且在實踐上和政治上也是具有壓倒一切的重要性的。不同民族之間相互作用的歷史，就是通過征服、流行病和滅絕種族的大屠殺來形成現代世界的。這些衝突產生了迴響，而這些迴響在經過許多世紀後仍然沒有消失，並且在今天世界上的某些最混亂的地區仍在活躍地繼續。
例如，非洲的廣大地區仍在與近代殖民主義留給它的餘孽進行鬥爭。在其他地區 —包括中美洲、墨西哥、秘魯、新喀里多尼亞和蘇聯的許多地區，以及印度尼西亞的一些地區 —社會動盪或游擊戰爭，甚至使更多的本地居民起來反對由外來征服者的後代所控制的政府。其他的許多本地居民—如夏威夷的本地人、澳大利亞土著、西伯利亞本地人，以及美國、加拿大、巴西、阿根廷和智利的印第安人 —由於滅絕種族的大屠殺和疾病，他們的人數已經銳減，現在在人數上已被入侵者的後代大大超過了。雖然他們因此而不能發動內戰，但他們仍然日益堅持維護自己的權利。
除了各民族之間由於過去的衝突而引發的當前這些政治和經濟反響外，當前還存在著語言方面的反響 —尤其是現代世界上現存的 6 000種語言中的大多數語言即將消亡，而由英語、漢語、俄語和近幾個世紀以來使用人數大大增加的其他幾種語言所取代。現代世界的所有這些問題，都是由於耶利問題中所暗含的不同歷史軌跡造成的。在為耶利的問題尋找答案之前，我們應該先停下來考慮一下根本就反對討論這個問題的某些意見。有些人見到別人僅僅提出這個問題就會生氣，這有幾方面的原因。
一種反對意見如下。如果我們成功地說明了某個民族怎麼會統治另一民族的，那麼這會不會就是為這種統治辯護呢？這會不會就是說這種結果是無可避免的，因此在今天試圖改變這種結果可能是徒勞無益的呢？這種反對意見的根據是一種把對原因的說明同為結果辯護或承認結果混為一談的普遍傾向。怎樣利用歷史的闡述是一個和闡述本身完全不同的問題。為了努力改變某個結果，瞭解是比再現或保持這種結果更經常使用的方法。這就是為什麼心理學家要努力去了解殺人犯和強姦犯的心理，為什麼社會歷史學家要努力去了解滅絕種族的大屠殺，為什麼精神病學家要努力去了解人類疾病的起因。這些人之所以去調查研究，並不是想要為謀殺、強姦、滅絕種族的大屠殺以及疾病進行辯護，相反，他們是想要利用他們對因果鏈的瞭解來打斷這個鎖鏈。
其次，回答耶利的問題是否就必然涉及以歐洲為中心的歷史方法，涉及對西歐人的美化，並念念不忘於西歐和歐化了的美國在現代世界中的突出地位呢？這種突出地位是否就是過去幾個世紀的一種短暫現象，而現在正由於日本和東南亞的興起而變得暗淡下來呢？事實上，本書大部分篇幅將要討論的是某些民族，而不是歐洲人。我們不只是把重點放在歐洲人和非歐洲人之間的相互影響上，而是還要研究不同的非歐洲民族之間的相互影響—尤其是發生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區、東南亞、印度尼西亞和新幾內亞內部的和發生在這些地區的土著人之間的相互影響。我們絕不是要美化來自西歐的民族，而是要看到，他們的文明的最基本因素是由生活在別的地方的其他民族發展起來並在以後輸入西歐的。
第三，諸如“文明”之類的字眼和“文明的興起”之類的詞語是不是傳達了虛假的印象，即文明是好的，以狩獵採集為生的部落人是悲慘的，而過去 13 000年的歷史已經朝著人類更大的福祉前進了？事實上，我並不想當然地認為工業化國家就一定比狩獵採集部落“好”，不認為放棄狩獵採集的生活方式來換取以使用鐵器為基礎的國家地位就是代表“進步”，也不認為就是這種進步為人類帶來了越來越多的幸福。根據我在美國城市和新幾內亞村莊不同的生活體驗，我的印象是：所謂的文明的福祉是由正反兩方面的因素構成的。例如，同狩獵採集部落相比，現代工業化國家的公民享有更好的醫療照顧，他們被人殺害的風險較的也較長，但他們從朋友和大家庭那裡得到的社會支持卻要少得多。我對人類社會的這種地理差異進行調查研究的動機，不是為了讚美一種類型的社會和貶低另一種類型的社會，而完全是為了瞭解歷史上到底發生過什麼事。
耶利的問題是不是真的需要用另一本書來回答？我們是不是已經知道答案了呢？如果已經知道了，那麼答案是什麼呢？
大概最普通的解釋就含蓄地或者明確地假定民族之間在生物學上的差異。在公元 1500年後的幾個世紀中，由於歐洲探險者們認識到世界各民族在技術和政治組織方面的廣泛差異，他們就想當然地認為，這些差異來自天生能力的差異。隨著達爾文理論的出現，原來的一些解釋就按照自然選擇和演化遺傳有了新的含義。在技術上原始的種族被認為是人類從與猿相類似的祖先那裡遺傳而來的演化遺存。由來自工業化社會的移民來取代這些種族，正是適者生存的例證。隨著後來遺傳學的興起，這些解釋就按照遺傳學的字眼又一次被重新敘述。從遺傳學的角度看，歐洲人被認為比非洲人聰明，而比起澳大利亞的土著就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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