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觀察家
當年到底是誰陷害了當事人，不能沒個說法。
這是一個基度山伯爵風格十足的故事——有關陷害和尋找真相。
2008年12月的一天晚上，江西男子萬友生下班，卻突然被4名穿著保安制服的人送到江西省精神病院，在住院17個小時、未進行必要檢查和任何治療的情況下，他被醫院診斷為精神分裂症，之後他遭遇了生意失敗、與妻子離婚。
之後10年，為摘掉“精神病人”的帽子，查出誰才是陷害他的人，萬友生將醫院告上法庭。在案件經歷了一審、發回重審、發回重審後再次一審、二審後，近日江西省高院再審認定，江西省精神病院的診斷結論明顯缺乏依據，存在重大過錯，據此判決院方賠償萬友生精神損害撫慰金3.8萬元。但直到現在，涉事醫院仍拒絕透露當初到底是誰陷害的他。
現代法律體系中的公民權利是以個人意志為前提的，一旦公民“被精神病”，有些權利就會被架空。早些年，不少精神病院奉行“誰送治，對誰負責”的原則，即不問“患者”病情如何，就實施強制“治療”，這其實違背醫學倫理，也有非法拘禁之嫌。
本案中，涉事醫院沒有基本的診斷，就將萬友生認定為精神分裂，17個小時的診斷被寫成入院5天，還讓其15歲的孩子簽下了入院通知書，嚴重違反程序。結果，這一紙診斷書，徹底改變了一個正常人的命運。
雖然直到2012年立法機關才制定《精神衛生法》，規定了精神病人的自願治療原則，但這不意味著，2008年江西省精神病院對“被精神病”者造成的傷害，就不用承擔法律責任。
之前《執業醫師法》和《民法通則》對醫生、醫療機構的診療職責，對公民的人身自由權、名譽權的保護，都有著明確規定。涉事醫院違規操作，其責任自然不能一筆勾銷。在《精神衛生法》如今已對精神病院濫用診療權力“亮劍”的背景下，該案縱然是“遺留問題”，也有被梳理和反思的必要。
事實上，該案是非明確，受害者歷經10年，最終驚動了江西省高法提級再審，才終於明確精神病院的責任，箇中對當事人的折騰和耗費的司法資源可想而知。雖然“遲來的正義也是正義”，但對正義為什麼會“遲來”仍需細問。
就算已糾錯，也不代表本案已畫上句號。萬友生心頭的未解之問——當年到底是誰陷害的他，顯然需要被解答。作為受害者的他也有權知道真相。
從法律層面講，揪出此人也是應有動作。畢竟，萬友生遭遇強制治療，意味著其名譽權和人身自由權受到損害。按《侵權責任法》的規定，當初的陷害者和精神病院是共同侵權人，應共同承擔賠償損失、恢復名譽等責任。從刑事責任角度來說，陷害萬友生是精神病並對其強行送醫，也涉嫌誹謗罪。目前萬友生正在進行刑事控告，有關方面也理應對此有所呼應。
此次江西省高院對這起看似“不起眼”的個案進行再審，彰顯了法治的力量。而這樣的法治力量，本該貫穿於每一起“被精神病”案件的始末，包括各地司法機關嚴格用法律準繩規範診療行為，也包括對類似個案中所涉責任的無遺漏清查與追究。
拿該案來說，受害者“被精神病”10年終勝訴卻仍不知被誰陷害，意味著正義仍有殘缺。也只有將陷害者揪出來並依法追責，才能讓“遲到的正義”不留缺角。
□沈彬（媒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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