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電影藝術的燦爛新花,電影《閃閃的紅星》的藝術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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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電影藝術的燦爛新花,電影《閃閃的紅星》的藝術處理


電影藝術的燦爛新花

——談彩色故事影片《閃閃的紅星》的藝術處理

小巒 (1974.11.22)

一顆閃閃的紅星,銘刻在千千萬萬人民的心上,一個朝氣蓬勃的小英雄,鼓舞著千千萬萬孩子們。彩色故事影片《閃閃的紅星》用一幕幕驚心動魄的戰鬥場景,一幅幅寓意深長的藝術畫面,一曲曲動人心絃的昂揚歌聲,成攻地塑造了兒童團員潘冬子光彩照人的英雄形象,熱情地歌頌了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偉大的黨和偉大的紅軍。這部影片吸取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來革命樣板戲影片和其他影片的拍攝經驗,努力實現“革命的政治內容和儘可能完美的藝術形式的統一”,在創作上取得了出色的成就。它是我國銀幕上的一枝燦爛新花。

《閃閃的紅星》不僅展現了在毛主席革命文藝路線指引下,我國社會主義文藝創作的新成果,而且為我們提供了一系列提高電影藝術創作水平的寶貴經驗。從各個方面來探討、研究和總結這些經驗,是十分必要的。這裡,我們就這部影片在藝術處理方面,如何認真學習革命樣板戲的創作經驗,從實際出發,從體現特定的主題思想出發,充分調動電影藝術的表現手段來塑造無產階級英雄典型,談一點體會。

70年代電影藝術的燦爛新花,電影《閃閃的紅星》的藝術處理

電影是一種視覺藝術。通過銀幕上的視學形象說話,是它的顯著特點。《閃閃的紅星》運用電影藝術這一特點,通過人物的動作表情,鮮明、突出地刻畫了小冬子的英雄形象。

潘冬子的典型性格是在激烈的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的典型環境中形成的。影片通過小冬子的一系列鮮明的動作,充分表現了這個小英雄的革命朝氣和主動鬥爭精神。從小冬子猛地將肩上的柴擔一掄,狠狠劃破胡漢三的惡臉,到發現胡漢三逃跑,奮不顧身地撲上去咬住他的手;從小冬子倔強地站在激流中,撩水洗石,霍霍磨刀,到砍斷竹索,掀掉橋板,斷敵逃路;從小冬子以從容不迫的斟酒動作,智勝胡漢三陰險狡詐的盤問(如果當時胡漢三已有醉意,就更令人信服),到登堂入室,火燒刀砍胡漢三的痛快場面,銀幕上展現了一幕幕威武雄壯的戰鬥圖景。這肩掄、牙咬、磨刀、斷索、斟酒、火燒、刀砍等一系列精彩動作,形象地表現了小英雄勇敢、機智和不畏強暴的鮮明性格。影片表現小冬子和宋大爹進鎮籌鹽,從他們化裝走進姚灣鎮,一家一戶地籌鹽,帶鹽過卡子,浸衣澆水熬鹽,到往竹筒裡裝鹽,整個過程分切了五十多個鏡頭,只用了幾句很短的對話。這個過程的關鍵細節,是小冬子先在裝鹽的竹筒裡倒了一勺熱水,為過卡子巧妙地把鹽水浸在棉衣裡的行動伏了一筆。從倒水到過卡子這整個過程,沒有一句對話,觀眾不僅看懂了,而且被小冬子對可能發生的困難先有對策,遇到困難能隨機應變的智謀深深感動了。這裡,正因為沒有用對話把巧計說破,才更引人入勝,發人深思。這使我們想到,有的影片的編導者往往由於不善於在刻畫人物動作表情上下功夫,而是讓主要人物講一些冗長而空泛的道理,不僅影響了觀眾的思考,而且使影片內容平、直、淺、露,失掉生動、含蓄和感人的藝術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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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動作表情刻畫英雄人物的性格,並不是不分輕重主次地把英雄人物一切動作過程和瑣碎細節都攝入鏡頭。自然主義地拍攝動作表情,是不可能達到預期效果的。《閃閃的紅星》拍攝的人物動作表情,都是經過集中概括和精心提煉的。在刻畫人物性格的關鍵地方,不惜鏡頭,細緻入微。比如,父親臨別時,冬子躺地床上聽父母對話,當他聽到父親要走很遠、胡漢三要捲土重來時,不由得一驚,仄著身,瞪著兩隻大眼全神貫注地聽;當父親講到共產主義理想時,他半眯著眼聽;父親走過來,他立刻閉眼裝睡;當父親講到對冬子的期望時,他的眼淚再也忍不往了,順著閉住的眼角流下來。冬子這一系列動作表情,深刻細緻地反映了一個懂事孩子內心交織的豐富感情。而在無足輕重的地方,影片則“惜墨如金”。如冬子進米店後的生活勞動和應付沈老闆的種種過程細節,除了象徵決心劈碎舊世界的劈柴動作以外,盡皆省略。這一詳略得當的精心處理,有力地展現出米店裡的小冬子已經成長為一個機靈的游擊隊地下小交通員。

強調電影的動作性,並不意味著排斥對話。對話也是電影不可缺少的藝術手段。用多餘的對話取代人物的動作表情是不妥當的,不注意發揮臺詞、對話的作用,也不是我們所要求的。問題在於如何使用對話。

當動作表情和音響畫面都不足以充分表達人物思想感情的時候,用少而精的文學性很強的對話畫龍點睛,常常會使人物在性格大放光彩。在茂源米店臥室裡有這樣一段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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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漢三:你媽媽在家嗎?

小冬子:不在!

胡漢三:死了?

小冬子:不,活著!

胡漢三:你爸爸呢?

小冬子:在家!

胡漢三:幹什麼的?

小冬子:殺豬的!

這八句對話,一反一正,以反襯正,對比鮮明。胡漢三的陰險狡詐、色厲內荏,反襯了小冬子的光明磊落、堅定自信;前者狐疑、膽怯,後者明確、有力。小冬子的答話,每句只有幾個字,但字字千鈞,錚錚有聲,既表現了小冬子的機警和果斷,又含蓄地暗示了他牢記父母的囑咐,為他火燒、刀砍胡漢三做了近鋪墊。這樣的對話,簡明生動,扣人心絃,既推進和激化了矛盾,又刻畫了人物性格。

影片通過人物動作表情塑造英雄形象,總的來說,是相當成功的。當然,就這一方面來講,影片也還有可作進一步加強和充實的地方。比如,表現母親從掩護群眾轉移到犧牲的情節,可以有層次地表現母親發現敵人後帶領群眾上山,為了掩護群眾,又中途折返,打槍吸引敵人;然後退守小屋堅持戰鬥,用各種能夠使用的武器同敵人進行激烈的搏鬥;最後,在戰鬥中、在烈火中壯烈犧牲。這樣,賦予英雄人物以一系列的鬥爭行動,就更能表現母親與敵人血戰到底的英雄氣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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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又是一種綜合藝術。拍好一部優秀的故事影片,不僅需要編劇、導演和演員付出辛勤的勞動,而且需要攝影、美工、音樂和洗印等各方面都下一番功夫。如何在體現總的藝術構思這一目標下,運用電影藝術的各種表現手段,為塑造主要英雄人物服務,這是提高電影創作水平的一個重要課題。《閃閃的紅星》在運用動作表情刻畫人物性格的同時,還通過景物、色彩、用光、音樂和音響等藝術手段的綜合運用,細緻深刻地展示小冬子豐富壯美的內心世界。

運用外景,借變化萬千的自然景物,抒發英雄人物的革命激情,寓情於景,以景託人,情景交融,是《閃閃的紅星》的一個鮮明特色。在冬子踏上獨立作戰的征途上,影片特意安排了“竹排流水”的抒情寫意的場景,非常感人。那鬱鬱蔥蔥的青山,翠綠欲滴的竹林,碧綠明亮的江水,生動地烘托了小冬子在接受了黨交給的新的戰鬥任務時的興奮和喜悅。“紅星閃閃亮,照我去戰鬥,革命代代如潮湧,前赴後繼跟黨走”。隨著這嘹亮的歌聲,銀幕上出現了一個接一個寓意深長的畫面:雄鷹在高空展翅,竹排在激流勇進,冬子掌心上的紅星在初春的陽光下閃閃發光。這外景與歌聲的巧妙組合,造成一種深遠的意境,生動地展示了小英雄在黨的指引下,象小鷹那樣搏擊長空的凌雲壯志和戰鬥豪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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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色彩的運用上,影片不搞“自然主義”和“唯美主義”那一套,而是力求使色彩成為烘托英雄人物的一種手段。冬子是革命的幼苗,為了表現他蓬勃的革命朝氣和旺盛的生命力,影片以鮮明的嫩綠和翠綠作為色彩基調。凡是需要出綠的地方,儘量出綠。不僅“竹排流水”中的山、水、竹都是富有層次的綠色,在游擊隊駐地的山林和草地,也是一片生意盎然的綠色。這些綠色,表現出小冬子在艱苦的環境中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即使在茂源米店的狹小天井裡,美工設計人員也精心安排了一叢翠竹來襯托冬子的紅背心,表現他要砸爛舊世界的堅強意志和青春活力。影片不僅綠色出得好,同時,在該用紅色的地方,也敢於使用紅色,如紅星、紅旗、火光、映山紅等,都拍得火紅耀眼,激動人心。此外,影片還善於運用不同色彩的強烈對比,烘托小英雄的思想感情。在“幻覺”一場裡,用現實中陰暗的天空、灰黃的山林、深褐的枯枝,與幻覺中蔚藍的天空、明亮的春日、翠綠的群山、鮮豔的紅花和打著紅旗的紅軍隊伍,造成昏暗與光明、冷與暖兩種色調的強烈對比,生動地表現了小冬子在白色恐怖下急切盼望紅軍的真摯感情。這裡用這種富於革命浪漫主義的手法,也符合孩子富於幻想的思維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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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閃閃的紅星》為了突出小冬子的英雄形象,在攝影用光上,細緻講究,大膽創新。“仰望北斗”一場的夜色處理,就很有層次和意境。燈下,當小英雄談到“延安是毛主席住的地方”時,一片紅色的輔助光,打在小冬子幸福的臉上,使他容光煥發,充分表現了小英雄對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深厚感情。當小英雄和他的小夥伴走到窗前,披著如瀉的月光,望著明亮的北斗,繼續暢談理想時,影片運用頂逆光和側逆光,勾勒出沉浸在美好理想中的小英雄的鮮明輪廓,表現了“黨的孩子”忠於黨、忠於革命的崇高理想,說明小冬子已經能夠把自己眼前的戰鬥崗位和“大得很”的陝北革命根據地聯在一起,把“消滅胡漢三”的鬥爭和“把所有的白狗子都消滅得乾乾淨淨”、“把咱們的紅色天下奪回來”的遠大理想聯在一起。

為了使光線真實可信,影片在用光上,注意了光源的合理性,如冬子看到母親在烈水中犧牲和冬子自己火燒刀砍胡漢三的兩個特寫鏡頭,都用了紅光映射他的臉部。前者顯示出母親的革命精神對冬子的激勵和感召,後者強調了冬子處決仇敵時的憤怒和激動。兩處光源都是烈火的自然光,由於光線生動,光源合理,冬子的形象格外豐滿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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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音樂的設計和使用,不塑造英雄人物服務,在《閃閃的紅星》中的效果也很突出。這部影片中的音樂(包括插曲),不是僅僅為了取得配音效果,更不是可有可無的點綴和補白,而是構成冬子英雄形象藝術整體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整個影片用根據主題歌發展的小冬子主調音樂貫串,以歡慶勝利、懷念紅軍、母親就義、竹排流水、冬子參軍等作為音樂發揮的重點場次。這幾場戲都是小冬子飽含激情,用任何語言、動作都難以充分表現的時候才使用歌聲的。比如母親就義時的歌聲,“高舉紅旗朝前邁,革命鮮花代代紅”,讚頌了母親高尚的精神境界,既是母親的遺囑,又是冬子的誓言,充分抒發了小英雄的革命情懷。

運用音響效果來烘托環境氣氛和英雄人物的思想感情,也是不可忽視的。在紅軍被迫遠征,反革命將要復辟的轉折時刻,編導者在烏雲飛、狂風起的灰暗夜景下,精心安排了三次雷聲:第一聲是悶雷,預示災難的暴風雨即將到來;第二聲是撕裂長空的炸雷,表現了小冬子和革命人民對機會主義路線造成的惡果的無比憤怒和迎接暴風雨考驗的戰鬥決心;第三聲又是悶雷,暴風雨來到了。通過自然音響的恰當渲染,形象地表現了小英雄內心激盪著的豐富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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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閃閃的紅星》中的景物、色彩、用光、音樂、音響以及其他電影藝術的表現手段,在一切為了突出表現英雄人物的總的藝術構思下,都比較充分地發揮了作用,通過各種藝術手段的綜合運用和有機配合,小英雄豐富的內心世界得到充分的展示,從而使觀眾在思想上受到深刻的教育。

鏡頭是電影的語言。鏡頭的運用和組接,直接影響英雄形象的塑造和主題的深化。把不同時間、地點的場景,通過鏡頭的組接直接聯繫起來,這是電影藝術的又一個重要特點。脫離人物塑造的需要,單純賣弄鏡頭組接的技巧,就會走上形式主義的邪路;如果忽視電影鏡頭組接的作用,滿足於平鋪直敘,也會減弱電影藝術的感染力。《閃閃的紅星》遵循革命樣板戲突出主要英雄人物的經驗,把重要的、關鍵的鏡頭,儘量給主要英雄人物,使鏡頭的運用和組接,始終為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服務。

影片的主人公小冬子,是一個十歲左右的孩子,一個成長中的小英雄。周圍的革命長輩都比他成熟。如何通過鏡頭的運用和組接,正確表現革命長輩和小冬子之間教育與被教育、襯托與被襯托的關係,是這部影片遇到的一個重要問題。

為了給小英雄的迅速成長提供充分的生活根據,必須表現吳大叔、父親、母親和宋大爹等革命長輩對冬子的言傳身教。有一些重要鏡頭必須給這些革命長輩,但是,如果孤立地塑造這些革命長輩的形象,勢必奪小英雄的戲。為了處理好這些革命長輩對小冬子既是“老師”又是陪襯的辯證關係,影片把每一組表現革命長輩的重要鏡頭的效果都落到小冬子身上,在他接受教育受到啟發的時候,給他比較突出的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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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表現爸爸在開刀取出子彈時的堅強性格,用的都是全景和中景,而當小冬子對吳大叔說:“爸爸不怕,我也不怕”時,鏡頭迅速從中景推成近景,表現小冬子從爸爸的行動裡學到了堅強的革命意志。當小冬子手握那顆打傷爸爸的子彈時,給了他一個特寫,表現他要牢記這筆血債。

表現母親入黨宣誓,用的是全景、中景和少量近景,鏡頭接到在草床上莊嚴地握著拳頭的小冬子時,卻是一個特寫;母親宣誓的一系列鏡頭,都在於突出冬子說“媽媽,你是黨的人,我就是黨的孩子。以後黨叫我幹什麼,我就幹什麼!”這句話時的一個鏡頭,母親為掩護群眾轉移而英勇犧牲了,當得救的群眾望著烈火,揮淚舉刀,要下山同敵人拚命時,出現一個近景:冬子強壓怒火、飽含熱淚對宋大爹說:“爺爺,媽媽是黨的人,決不讓群眾吃虧——這是我媽媽說的!”在烈火化出的紅旗下,鏡頭推出了冬子手捧紅星,要求參加紅軍的近景。這一組節奏緊促的鏡頭,表現了母親犧牲時冬子的悲憤情緒,幾個近鏡頭細緻表現了母親的崇高思想對小冬子的深刻影響,使冬子的思想昇華到一個更高的境界。

影片還注意通過鏡頭的運用和組接,用反面人物來反襯英雄人物。小冬子和他的夥伴們在做“抓土豪”遊戲時,突然發現了逃跑的胡漢三,這時,鏡頭表現了小冬子警覺的目光。奮力投出紅纓槍,騎在胡漢三身上,卡住脖子,雙手捶打,狠狠咬住胡漢三的手等一系列英雄行動。與此同時,通過鏡頭的迅速轉換,出現了胡漢三驚恐的神色,跌在地上的醜態,死命掙扎的兇相,狠狽逃竄的背影,這一組分切得很細的短鏡頭,用胡漢三這個龐然大物在七歲兒童團員面前喪魂落魄的表現,有力地反襯了小冬子勇敢無畏的鬥爭精神和壓倒敵人的英雄氣概。

由於鏡頭的精心組接,有時雖然沒有直接把鏡頭賦予小冬子,但仍然起到了突出小冬子的作用。比如,當茂源米店的老闆指著“今日售米”的木牌,發瘋似地嚎叫:“這是誰幹的?”這時,鏡頭一下子接到游擊隊的駐地,隨著一聲響亮的畫外音:“冬子乾的!”畫面出現了翹起拇指興奮地稱讚小冬子的宋大爹。這種巧妙的組接,產生了強烈的藝術效果。觀眾和宋大爹等一起發出了會心的大笑,這笑聲是對小冬子英雄行動的熱情歡呼,也是對階級敵人的無情嘲諷。

70年代電影藝術的燦爛新花,電影《閃閃的紅星》的藝術處理

《閃閃的紅星》鏡頭的運用和組接,在全力以赴突出小冬子英雄形象的前提下,比較好地注意了劇情發展的節奏和觀眾心理的和諧統一,長短得體,緩急有序,生動順暢,舒展自然,很有感染力。

《閃閃的紅星》的創作實踐告訴我們:雖然各種藝術形式都有其反映生活的特殊規律和手段,但只要認真學習和運用革命樣板戲的創作經驗,並且在具體應用時善於從實際出發,發揚革命的創造精神,實現社會主義文藝的根本任務,各種藝術形式都大有可為。《閃閃的紅星》的成功經驗激勵我們:在毛主席的革命文藝路線指引下,我們一定要以高度的革命責任感,努力實踐,勇於創新,寫出更多無產階級文藝的新篇章,塑造更多高大豐滿的英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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