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隨著中國等一批CRS（國際稅收共同申報標準）簽約國陸續交換金融賬戶涉稅信息，富豪們藏在瑞士、維京群島、開曼群島等“避稅天堂”的財富紛紛被“曝光”、凍結。於是，有人歡呼，“避稅天堂”的末日到了，富人們海外藏富、逃稅的路斷了。
一藥醫百病不可能，指望CRS解決富豪藏富和逃稅也不現實。
在2014年5月，經合組織34個成員國與中國、巴西等13個國家簽署《稅務事項信息自動交換宣言》後，中南財經政法大學金融學院副教授冀志斌就發表評論，不要高估CRS的作用，並撰文指出了CRS的制度漏洞。
儘管此後，OECD對一些漏洞,進行了修補，“聰明人”依然能從中發現很多“空子”。譬如，各國交換信息僅包含金融資產，富豪們則將金融資產換成房地產、珠寶、古董、遊艇、私人飛機等固定資產。由於信息交換採用配對原則，富豪們則將財富轉移到尚未實現配對、甚至沒有加入CRS的國家和地區。
實際上，由於戰爭、衝突、犯罪的存在，世界上始終存在著國際組織無法管理的地區，也存在著大量資金轉移的秘密基地和通道。而且，一些國家和組織也常藉助這些秘密渠道從事各種秘密活動。徹底切斷富人將財富轉移到海外藏匿和避稅的路徑，本身就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全球輿論之所以對CRS歡呼並報以厚望，其原因在於相比於普通人，富人的日子太“滋潤”了，一些富人積聚的財富遠遠超過了公平正義的底線。
人們對CRS歡呼，不是“仇富”，實際上是對各國政府對富人放縱的不滿。國際權威期刊《經濟研究評論》2017年4月發表了題為“徵富人稅”的論文，文章作者為法國圖盧茲大學和巴黎政治學院的知名經濟學者奧古斯丁·蘭迪爾和古勞米·普蘭庭教授。
兩位教授認為，很多國家在制度設計上為富人避稅比普通人提供了更多方便，譬如投資移民，甚至出現了“開倒車”的現象.譬如：2015年美國稅法規定，年收入超過41.2萬元的納稅人個人所得稅最高邊際稅率為39.6%，同時規定，如個人所得為資本利得，即來自投資股票、債券或者辦小企業所得，最高邊際稅率為28%，低於勞動所得為18.9萬~41.2萬美元的個人所得稅率（33%）5個百分點。由此出現了誠實勞動與資本投機之間稅率的倒掛，從而更便於富人積累財富和逃避稅收。
兩位教授指出，累進稅制本來是用於調節收入分配的主要政策工具。理論上，累進級數越多、邊際稅率越高，調節收入分配的力度也越明顯。然而，近年各國紛紛調低累進級數和最高邊際稅率，富人的稅收支出就越來越少，相應地，普通人的稅收支出將增加更多。
兩位專家認為，向富人徵稅，讓富人承擔更多的責任，不是為了消滅富人，而是為了社會更加協調地發展。誠哉斯言，近年來全球貧富兩極分化愈加嚴重，若普通民眾因為貧窮不敢消費和投資，社會將真的變成一潭死水。
然而，各國政府一邊在向富人徵稅的同時，另一邊在給富人減稅和轉移資產提供各種方便。這猶如“捉放曹”的戲碼，讓人看不懂其中的真意，最終也無助於各國政府稅收狀況的改變。
富人避稅如此“瘋狂”，實際上與各國政府以鄰為壑的零和遊戲有關，也與西方政客的“捉放曹”情結有關。以鄰為壑，離心離德，便給富豪可乘之機。“捉放曹”，就給了其更大的膽子。
歸根結底，大多數西方政客，本質上依然是商人，追求財富最大化是其孃胎裡帶來的本真意識。給自己留一條後路，是他們慣用的伎倆，於是乎很多法律制度便留有“後門”。有這些“後門”，富豪們為何要老實走前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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