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農業大學校園內，一塊刻著“改土治鹼，造福曲周”的石碑，無聲地矗立了30年。千里之外的河北省邯鄲市中國農大麴周實驗站內，靜立著一塊刻有同樣八個大字的石碑。
稍有不同的是，立碑者一個是曲周群眾，一個是曲周縣委、縣政府，它們濃縮了中國農大與曲周縣“牽手”45年的情誼。
“中國農大是曲周人民的功臣、恩人！如果沒有中國農大，曲周可能還是個‘鹹鹼浮滷，幾成廢壤’的鹽鹼灘！”與中國農大並肩奮戰了25年的曲周縣原政協主席胡耀東深有感觸地說。
為了周總理的囑託
出曲周縣城，驅車半小時就到了中國農大麴周實驗站。
一路上，千里沃野，麥苗吐綠。道路兩旁，不時可見低矮的葡萄園和掛滿紅果的蘋果園……
站在那塊當年鹽鹼最嚴重的臺地上，80歲的王莊村老支書王懷義感慨萬千：當年，他帶著村民和中國農大石元春院士等研究團隊一起勞作時的場景，彷彿又在眼前浮現——
45年前，土地有著2000年鹽鹼史的曲周，是一個連“飢餓的老鼠路過都會含著淚離開”的地方。
上世紀70年代，土地鹽鹼化重災區的黃淮海平原有2.8億畝耕地，其中鹽鹼地佔了近五分之一。而邯鄲東部的曲周縣更是當時出了名的“鹽鹼窩子”。每年，整個黃淮海平原群眾要吃國家返銷糧30億公斤。
“確保國防安全和糧食安全，是新中國成立後很長一段時間國家面臨的兩大戰略問題。”中國農大麴周實驗站站長江榮風說，“黃淮海平原土地鹽鹼化所導致的糧荒，是當時中國的主要內憂。”
1973年，周恩來總理提出，以河北黑龍港地區為試點，圍繞地下水開發和旱澇鹽鹼綜合治理組織科學會戰，一定要把鹽鹼地治理成米糧川。
任務到了中國農大，學校找到了研究土壤的講師石元春。
趕赴曲週考察時，石元春愣住了：6月的田野，本是麥浪滾滾、豐收的景象。可他看到的是，溝渠縱橫無序，田塊七零八落，莊稼像禿子頭上的毛髮。
回到學校，石元春立刻組織隊伍：林培、陶益壽和他同為1956屆土化系研究生，毛達如師從蘇聯植物營養專家沙哈諾夫，辛德惠更是留學蘇聯的“洋博士”……個個都是獨當一面的“將才”。
同年9月初，石元春一行7人進駐曲周縣張莊村。由於當年秋澇嚴重，教師們卷著褲腿，扛著鋪蓋，拎著生活用品，蹚過齊膝的水，來到千里之外的鹽鹼灘安營紮寨。
黃淮海平原科學治鹼的序幕，由此拉開。
45年倏忽而過。想起往事，王懷義擦拭著佈滿皺紋的眼角，哽咽著說：“現在，我們的生活好了，沒想到，當年一起奮戰的辛德惠院士卻走了……”
在中國農大麴周實驗站院子的一角，一座黑色大理石墓碑——“辛德惠之墓”靜靜矗立。
“老鹼窩子”實現了每畝單產732斤
中國農大2010級博士研究生黃成東（右一）
在曲周縣後老營科技小院指導瓜農
戰鬥的青春最美麗。
離開曲周雖然多年，但87歲的兩院院士、中國農業大學原校長石元春每每午夜夢迴時分，想念最多的，還是在曲周那段戰天鬥地的歲月。
站在張莊村治鹼遺址模型前，石元春被當地群眾緊緊圍繞著。當年一道奮戰在鹽鹼地上的老戰友們重逢，指著模型上的一塊塊臺地，有說不完的故事——
進駐曲周時，面對幾十萬畝鹽鹼地，是從白寨下手，還是從張莊開始，治鹼小組與曲周縣政府出現了分歧。
“白寨離縣城近，生活方便一點，鹼輕，容易見效果。”時任副縣長的趙迎代表縣政府建議。
趙迎的話裡夾雜著擔心。自新中國成立以來，數不清有多少撥工作組來過曲周治鹼。然而，20多年過去，鹽鹼還在。
“白寨改好了，張莊不還在那裡嗎？”幾番爭論後，治鹼小組決定，就從“老鹼窩子”張莊開始。
經過大量調研和數據分析，石元春和同伴們發現，黃淮海平原春旱夏澇，只有灌排蓄協調，才能遏制鹽漬化。他們根據“鹽隨水來，鹽隨水去”的規律，提出“以淺井深溝為主體，農林水井並舉”的綜合治理方案。
理論能否站住腳，得靠實踐檢驗。
於是，治鹼小組在張莊村南選定400畝重鹼地作為試驗區。
一切準備就緒。可是，張莊的施工大隊卻遲遲不上陣。
“重鹽鹼地還可以淋小鹽，萬一治不好，連這點賣鹽的收入也沒了。”“這些年，治鹼的來了一撥又一撥，都是‘飛鴿牌’的，你們打算待多久？”村民疑慮重重。
“治不好鹼，我們就不走！”石元春語氣堅定。
第二天，村民們湧入“400畝”，壓鹽、平整土地、開溝挖渠。沒過幾天，24塊條田上春麥、冬麥、玉米、高粱全部標好。與此同時，4500畝試驗區工程同步進行。
“第一仗是信心之仗，打不好，群眾就不信我們了。”治鹼小組每個人的心都是沉的。
1974年春天，如約而至。與過去逢春苗枯不同，經過兩次漫灌壓鹽和科學施肥，“老鹼窩子”上的小麥茁實壯碩。
麥收時節，張莊人忙著搶收。田間地頭，圍滿了看熱鬧的人。
糧食入倉後，治鹼小組盤點戰果，張莊一夜成名：1974年，張莊大隊糧食總產60萬斤，比歷史最高水平增產近一倍。1970年前，張莊平均每年要吃國家返銷糧4萬斤；而1974年張莊向國家交糧11萬斤。
看到成果，王懷義坐不住了。每天下工，他就去張莊的教師駐地坐著，一連去了5天。辛德惠最後說：“馬上就去你們村。”
1978年，王莊被列為第二代試驗區。隨後，曲周北部23萬畝“拉腿田”也參與試驗。
據《曲周縣志》記載，治理前，全縣糧食最高總產3.47萬噸，單產363斤，而1987年總產達6.76萬噸，每畝單產732斤，分別增長94.5%和101.7%。
1993年，由中國農大牽頭的“黃淮海平原旱澇鹽鹼沙薄的綜合治理與農業發展項目”與“兩彈一星”一起，同獲國家科技進步獎特等獎。
就在這一年，曲周縣委、縣政府將一塊刻著“改土治鹼，造福曲周”的石碑，立在了中國農大麴周實驗站的院子中央。
石碑的背面，是石元春、辛德惠兩位院士及眾多當年參與治鹼會戰教師的名字。
黃淮海平原升起中國農業“兩彈一星”
“為什麼是我們？”
中國農大人常常在思考。
“1993年是農大最輝煌的時期，獎盃和石碑，代表著科學界和人民群眾對我們的最高認可。”中國農大麴周實驗站副站長張宏彥說，曲周實驗給我們留下的啟示，是“一結到底”——學校和地方、理論和實踐、農民和教授，緊密結合在生產一線。
回想當年黃淮海平原治鹼這樣一個大科學項目，張宏彥一口氣用了一連串的“正好”來解釋偶然性——“正好”選在最嚴重的點，措施“正好”有效，點上經驗“正好”能放大，“正好”校長打了報告，“正好”農業部長來了，“正好”獲得了國務院嘉獎，“正好”在國家糧食安全問題最嚴重的時候，解決了農民的溫飽問題。
歷史有一定的偶然，也有必然。“如果沒有把張莊經驗推廣到整個黃淮海平原，今天的黃淮海平原，可能不會變成我國的大糧倉。”張宏彥說。
1979年，國家科委和農業部決定開展黃淮海平原旱澇鹽鹼綜合治理，由曲周實驗站牽頭負責。至此，石元春才明白，他們正在打一場涉及國家糧食安全的大會戰。
中國治鹼震驚世界。1985年，國際鹽漬土改良學術討論會在濟南召開，與會代表考察完曲周後驚歎不已。時任國際土壤學會副秘書長、著名土壤學家薩博爾奇稱：“中國鹽漬土改良是世界一流的！”
十幾年的治鹼戰役，被譽為中國農業的“兩彈一星”，扭轉了我國南糧北調的歷史。
今天，在曲周，“中國農大”成了科學的代名詞。
40年前，王懷義將中國農大教師請進王莊，最終“使王莊村民的收入領先周圍村子10年”。而今，王懷義再次把中國農大請進了王莊。這一次，他希望，中國農大的“科技小院”能讓村民走上致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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