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國無公族”制度的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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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生之死是一場悲劇，由此帶來的後果是，晉國政局不可避免地陷入了長期的分裂，造成了“五世亂昏”的巨大影響，身處其中的人們自然對此深感痛楚。因為這次的事件，再加上之前“曲沃代翼”和“桓莊之族”的故事，晉獻公深深地體察到公族終究會給國家帶來禍亂，於是公佈了一項政策：晉國不再蓄養公族。從此以後，晉國未被立為太子的公子一律出國留學，不得留在國內，成年之後也不再給予封地，“晉無公族”的政策自此形成，不蓄養公族也成為了晉國不可動搖的基本國策。
至於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的驪姬，人們總是不吝於用最惡毒的語言來攻擊她，並將這場事變的責任都推到了她的身上，這便是“驪姬之亂”得名的由來。
驪姬平白無故地承擔了晉國禍亂的全部責任，也遭到了國人的痛恨，成了繼妹喜、妲己和褒姒之後的又一個“紅顏禍水”。到獻公死後，這個被當做是始作俑者的弱女子被推上了歷史的絞刑架，成了人們洩憤的對象。
根據漢代劉向《列女傳》的描述，驪姬由於擾亂國政，為裡克所戮，鞭而殺之。戮在古代刑法中並不僅僅只是殺掉了事，還包含有羞辱的意味在其中，通常採取的方法就是遊街示眾，將其罪行昭告天下，公開處死。為了表達對罪人的深惡痛絕，鞭屍也往往是不可或缺的環節。這在重視個人名譽的春秋時代，這種刑罰是對一個人最為殘酷的羞辱，而讓一個弱女子承受如此的羞辱，也足見人們對其恨到了極致。
但是如果我們刨除了“紅顏禍水”的論調，仔細回過頭來審視這場發生在兩千多年前的悲劇，或許就會發現，驪姬雖然在整件事上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可若要把所有責任都歸咎在她的身上，未免也有些過分了。
驪姬身為一名母親，身為一名亡國之女，想讓自己的孩子有一個好的前途，想讓自己的後半生有所依靠，這個出發點是無可指摘的。而由於廢長立幼帶來的災難，顯然也不是她能夠控制的，這些都不應該作為對驪姬口誅筆伐的藉口。驪姬在整個事件中如果說起到什麼作用的話，最多也只是順應獻公的心思推波助瀾，做了一些輿論引導工作，也就是史料上常說的“讒言”。如果獻公沒有這樣的念頭，單靠驪姬一個人不斷地進讒言、散流言，以獻公這樣心志堅定的君主，恐怕很難起到實質上的作用，也即是說，驪姬不過是獻公的“背鍋俠”罷了。
至於獻公為何會厭棄申生，進而在驪姬的推動下作出一系列匪夷所思的決策，也算是一個說大不大，說小不小的難題。從申生在這個事件中的表現來看，我們似乎可以推測，申生之所以遭到父親的厭棄，很大程度上與其母親早夭有關。
生活環境的劇烈變動導致其對師長過於依賴，因而顯得有些懦弱，難以決斷大事。而君主又很容易因為有了新歡而見異思遷，因為寵信新歡愛屋及烏而喜歡上她的兒子，其他的貴族也會因為這個原因，在決定是否奉太子為君的事情上有所顧慮。也就是說，驪姬作為亡國之女，在晉國國內毫無根基，完全是白手起家，本來是沒什麼勝算的。然而因為齊姜的死，使得申生雖然作為太子，卻並不比驪姬的兒子奚齊更有優勢，反而是驪姬因為經歷過磨難，在心智上比單打獨鬥的申生更具優勢。
與此同時，申生與獻公之間的關係，還隱含著觀念衝突的影子。從申生的種種表現來看，他似乎並不是一個貪戀權位的人，他之所以在獻公的一再暗示下巍然不動，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羊舌突的杜原款的教導，謹守敬、孝、忠、貞的觀念，毫無底線地維護父親的權威。而他的父親獻公則是一個破除舊觀念的典型，在他執掌政權的短短二十六年間，對規則的破壞可以說是是全方位的。當時的人們倡導同姓不婚，“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是延續千年禁忌，偏偏晉獻公就娶了一堆同姓的女子：賈君，賈國公室，姬姓；狐季姬，狐氏大戎，姬姓；驪姬兩姐妹，姬姓。周禮倡導親親貴貴，他偏偏不信任自己的親戚，用盡殘忍的手段屠戮親族，摒棄公族，重用異姓大夫。
申生和他的父親晉獻公就恰好處在新舊時代新舊觀念的兩端，申生是一個極端的保守主義者，而他的父親則是一個徹頭徹尾的集權主義者。觀念的差異導致了思維方式的差異，申生以極簡的方式去看待周圍的每一個人，以最為良善的態度去對待自己的父親。而他的父親則是以最大的惡意看待每一個可能威脅自己權力的人，對待身邊的每一個人都始終抱著最壞的打算，因此申生的這種極簡主義就很難為獻公所理解。觀念極端又截然相反的兩個人註定無法共存，這種相互之間觀念的錯位，逐漸積累起來，就會釀成巨大的矛盾和衝突，申生之死，便是這個衝突必然會出現的結局。
從另一方面講，獻公的這些舉動，在當時的觀念中，都是極為叛逆的，即便是按照現如今相對寬容的標準來看，也是很難接受的，偏偏晉獻公就能做的出來。因此對於這樣一個不走尋常路的主兒，我們還很難以常人的思維去設身處地地理解其真正動機。
不過如果站在整個歷史的宏觀背景下，他的這個脾性在以“禮崩樂壞”著稱的春秋時代卻並不鮮見。在這樣的一個劇烈變革的時代裡，由於諸侯國規模的急劇擴張，使得原本小國寡民的均和狀態遭到嚴重的破壞，取而代之的是一個階層重新劃分和貧富差距猛然增大的新時代。那些剛剛掌握了千里沃土的新興諸侯，在面對著過去難以想象的廣袤疆域時，難免會像一夜暴富的土豪一樣，內心有些膨脹，控制不住自己的私慾，進而將禮法所約定的秩序破壞殆盡。隨著社會矛盾的逐漸積累，接踵而來的便是一副讓孔子所痛心疾首的畫面，以子弒父、以臣弒君的事件頻發，讓各諸侯國內部陷入了持續的混亂之中。
這其中最典型的當屬鄭國。鄭國在春秋初年是與晉國並駕齊驅、夾輔王室的大國，在晉國爆發曲沃代翼的內戰時，鄭國也爆發了共叔段的叛亂。但由於當時執掌權柄的鄭莊公應對及時，並未釀成大禍，使得鄭國在其領導下逐漸強盛，先後打敗了東方諸國和周天子，成為中原的一個小霸。然而鄭莊公由於未能處理好諸子的關係，使得在他去世後不久，鄭國很快就陷入了內亂。在此後的十幾年間，莊公的幾個兒子昭公忽、厲公突、子亹、子儀等人輪流上崗，反覆爭奪君位，使得鄭國迅速從小霸之國跌落為二流諸侯國，完全沒有了春秋初年的大國風采。
鄭國之外，這樣的事例也不勝枚舉——比如齊國的桓公小白與公子糾爭位的事件，以及齊桓公去世後五子奪嫡所造成的混亂，魯國有慶父之難，宋國有華父督之亂，衛國有新臺醜聞等等——這些都是由於諸公子關係處理不善導致的君權危機。為了應對公子之間的爭奪可能帶來的混亂，各國都有針對性地採取了一些策略，這些策略應用的程度或深或淺，但大體都是和晉獻公的思路一致的。
比如深受公族爭位危害的鄭國，在鄭文公主政期間，便也上演了一出驅殺諸子的慘劇。這其中儘管有齊桓公的作用，事件的發生有其偶然性，但其背後的邏輯，卻是與晉獻公是如出一轍的。與鄭國相鄰的宋國，在後來宋昭公主政期間，也曾試圖消除公族的威脅，但由於公族的反彈未能成功。
晉國所面臨的困境與東方各國並無相異之處，只不過由於晉國與戎狄相鄰，沾染了一些戎狄的習性，使得同樣的衝突到了晉國往往會走向極端。東方列國公族奪嫡的事件雖也屢見不鮮，但卻沒有一個國家，能夠把這種衝突演變成曲沃代翼這樣的七十年內戰。東方列國針對公族問題也採取了一些反制手段，卻沒有哪個國家能製造出聚邑之圍和驪姬之亂這樣的惡性事件，並將“國無公族”制度嚴格徹底地執行下去的。
晉獻公的這些政策，在當時人們的認知中，可以算得上是徹底解決糾紛的一劑猛藥。但越是超出常規的猛藥，其副作用也就越明顯：從近處說，是造成了晉國“五世昏亂”的危機，險些讓勃興的晉國走向滅亡；從遠處說，則是為異姓卿的崛起，乃至於三家分晉奠定了制度的基礎——但這些，顯然不是晉獻公所處的那個時代的人們，所能預料到的。
具體到“驪姬之亂”的事件中看，申生的悲劇實際上早在驪姬被立為夫人的時候就已經註定了。按照傳統的“諸侯不再娶”的說法，既然先前已經立了齊姜為夫人，即便是她已經亡故，在她之後進門的，無論多麼德行高尚，都不能再立為夫人。
晉國大夫無論是擺出“紅顏禍水”的論調也好，通過占卜來表明態度也罷，其用意都在於此。既然晉獻公已經立過夫人，並將夫人齊姜的兒子申生確立為第一順位繼承人，就不應該輕易更改。如果因為齊姜的死而再立夫人，就必然會給當時的法律專家提出一個巨大的難題：申生是否還是嫡長子？或者說，假如以後驪姬生下了兒子，到時候驪姬的兒子和申生，究竟誰才是合法的第一繼承人？如果申生將來不再是嫡長子，那麼他如今太子的地位是否還能得到保留呢？他們無非是想要一個確定性的答案，希望晉獻公能夠以史為鑑，既然太子的地位已定，若不想動搖太子的地位，就不能再立夫人了，以免使得太子無所適從，將晉國再次拉回到戰亂的漩渦之中。
這種規制儘管保守，但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還是有積極意義的。特別是在本書開篇時就講過，從一定意義上講，商王朝的滅亡以及周初“三監”的叛亂，繼承製度的不確定性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周公旦在制禮作樂時，正是以這些教訓為藍本，將嫡長子繼承製確立為周王朝的基本制度，用完全的確定性消除潛在的風險，用嚴格的制度約束為後人開闢出一條通往和平穩定的康莊大道。
但在春秋這樣一個禮崩樂壞的時代，一切的舊制度舊觀念在這樣的一個時代裡早已被摧殘的不像樣子了，若是固執地堅守過去的原則，晉國就不可能取得今日的成就。越是卓有成就的君主，往往也是破除舊觀念最為徹底的人，譬如當今稱霸中原的齊桓公，不但一股腦地立了三位夫人，還同時冊封了六位如夫人，在這位有著赫赫聲名的霸主面前，晉獻公的出格舉動簡直是小巫見大巫，根本不值一提。
作為一名有著赫赫武功的君主，晉獻公身上被賦予了太多的光環，在短短十幾年的時間裡就“並國十七，服國三十八”，將晉國從一個偏侯發展成了一個地方千里的大國，從一個處處受制於人的區域性國家演變成了一個可以影響中原政治格局的重要參與者——這樣的成就也的確太過矚目，以至於讓晉獻公失去了自省的能力，從而變得比其他的君主更加膨脹。這種超然自信，讓他總以為一切都能在他的控制之下按照預定的規程走下去，卻全然意識不到人作為一種動物的侷限性。
但正如詩經所傳誦的那句話，“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以其在國人心目中崇高的威望，就算是在一切瑣碎的事務上都暴虎馮河為所欲為，在短期內也不會產生過於惡劣的影響。可凡事都有例外，特別是在關乎國本的問題上，是容不得他執拗任性的，一名負責任的君主，必須要時刻保持一種“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態度，謹慎檢點自己的作為。
人類總是一種後知後覺的動物，所謂“秦人無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在春秋早期近百年的歷史中，由於廢長立幼混亂繼承秩序而帶來的悲劇層出不窮，公子公孫為奪取政權而製造的慘案屢見不鮮，而在這殘酷的教訓面前，人們往往只有“哀之”的自覺性，卻沒有“鑑之”的緊迫感。
別人的教訓很難轉化為自身的經驗，重蹈覆轍也是在所難免，恐怕也只有當他們親自經歷過在戰亂的洗禮，親身體會到秩序缺失帶來的痛苦後，有了切身之痛的人們才能漸漸醒悟，理解了周公旦老人家的良苦用心，只是在這個過程中，總免不了要付出一些代價。
說到這裡，還要夾雜一點自己的私貨。一直以來我都堅決反對簡單地拿道德的好壞來評價一個人，或者是評價一個人在某件事情中所起到的作用。無論是在評價歷史人物、歷史事件，還是在處理我們生活中的實際問題、品評輿論場上的熱點事件時，道德評價永遠都無益於解決任何衝突。
人與人之間矛盾的發生往往是多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的，這既與身處於事件中心的當事人的生活閱歷和價值觀念密不可分，又與周遭的社會因素環境因素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這一點，無論是在處理社會糾紛、工作中的矛盾，還是在調解婚姻家庭中的衝突時，都是有效的。一旦衝突發生了，如果不能從根源上尋找問題，反而訴諸於道德，就只能把問題越搞越糟。
簡單來說就是：任何事情，一旦上升到了道德的層面，就註定無解了。
待續……
晉國史話·第一輯 晉文公霸業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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