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舒吉失蹤後，《華盛頓郵報》刊登了他為該報撰寫的最後一篇專欄文章，題為《阿拉伯世界最需要的是言論自由》。文中他認為，大部分阿拉伯人“無法充分地表達，不會公開談論政治”。
卡舒吉，出生於1959年，因為家境優渥，在美國留學，1985年畢業於印第安納州立大學。
卡舒吉是沙特最直言不諱的人士之一，2003年，擔任沙特《祖國報》編輯的他，因批評宗教政策被迫辭職。
其擔任臺長的阿拉伯新聞電視臺，也因播出當地反對派要人的採訪而被封。
目前，沙特共有5000多個王子，因為伊本.沙特結了300多次婚，留下50多個子女，再加上沙特家族的旁系，一起開枝散葉……。
現任國王老薩勒曼是沙特第七任國王，他篡改了繼承法則，把自己兒子小薩勒曼立為王儲，準備接班。
沙特政府對輿論的管控，在2015年王儲即位後達到頂峰。
小薩勒曼，出生於1985年。
這位王儲曾經拘留黎巴嫩總理，強迫他在沙特電視上宣佈辭職。在法國總統馬克龍的調解下歡顏和解，黎巴嫩總理哈里里回黎巴嫩，繼續做他的總理。
左一為黎巴嫩總理哈里里
這位王儲還四處抓捕批評者，並將一些人送入監獄，卡舒吉就有數十名朋友被捕。
因擔心政府對其施加政治迫害，卡舒吉逃往美國，為《華盛頓郵報》撰寫專欄。
卡舒吉撰寫了大量批評沙特政府的文章，他諷刺薩勒曼，“承諾進行社會和經濟改革，而我看到的只有一輪接著一輪的抓捕行動”。
卡舒吉創立了一個名為“阿拉伯世界的民主”的組織，直到失蹤前仍在爭取資金支持。
今年3月，有人在其推特留言：“卡舒吉先生，你的人生終點將會很痛苦。”
去使館辦手續的前一天，卡舒吉的朋友提醒他，領事館也可能成為危險的地方。但他說，“這有些小題大做了。”
小薩勒曼派出15名特工提前抵達土耳其，等卡舒吉進入領事館，就將其誘捕，在領事館內就地肢解。然後特工們分批返回。
機場入境檢查留下了這15個人的正面照，其中一名為法醫，擔任沙特法醫病理學研究院院長，還有一名和沙特王儲穆罕默德·本·薩勒曼同上過沙特國家電視臺，或為王儲貼身保鏢。《紐約時報》證實，土耳其調查人員確認的15名嫌疑人中，至少有9名在沙特安全部門、軍方或其他政府部門工作。
操刀者是沙特內政部的法醫專家塔比奇，肢解過程中他特意聽著音樂，並建議其他人也這麼做……
這一過程持續了7分鐘。
塔比吉先割掉了卡舒吉的手指，然後是四肢。
整個大使館都能聽到悽慘尖叫。
隨後卡舒吉被注射了不明液體，停止了叫喊，但是仍然清醒。沙特人就在他尚清醒的時候割了他的頭顱。
派人跑到人家土耳其的地界綁架執法，活著切割人，太驚悚了，好萊塢大片也沒敢這麼拍啊！
美國一向以“人權衛士”自居，見不得非人道事件。卡舒吉還給美國媒體打工。於公於私，特朗普都不能不管。
但，特朗普當上總統後第一次出訪，打破慣例去的是沙特，一舉拿下了1100億美元的軍火大單，這可是史上最大的軍火合同，相當於幾年的美國對沙特出口了。
小薩勒曼還投桃報李，給了特朗普一個大禮包：4000億美元的商購。
著實給特朗普出了個難題。
沙特是美國在中東地區的老牌盟友，隨著對伊朗的制裁生效，油價已經上漲，沙特作為機動產油國的角色變得更加重要。
涉嫌謀害記者，卻著實背離了美國一向標榜的自由和尊重人權的價值觀。
焦頭爛額之際，普京又補一刀！
10月19日在索契一個論壇上，普京說：美國對卡舒吉之死有一定的責任 ，因為卡舒吉在美國居住。
要知道，特工毒殺案後，西方對俄羅斯各種經濟制裁，還驅逐了大批俄羅斯外交官，還關閉了俄駐西雅圖總領館。
現在一邊在宣揚制裁恐怖分子，一邊還在賣軍火，全世界都要笑掉大牙了。
美國這步棋，接下去怎麼走，拭目以待。
附：卡舒吉最後的專欄文章
最近在網上看了“自由之家”出版的2018年“世界自由”報告，我發現一個慘淡的事實：阿拉伯世界只有一個國家被歸類為“自由”，那個國家是突尼斯。約旦、摩洛哥和科威特歸類為“部分自由”。阿拉伯世界其他國家被歸類為“不自由”。 生活在這些國家的阿拉伯人要麼不知情，要麼被誤導。他們無法充分參與影響該地區以及他們日常生活的問題，更不用說公開討論。國家操控的媒體宣傳左右著人們的思想，雖然許多人不相信，但絕大多數人都成為虛假宣傳的犧牲品。可悲的是，這種情況不太可能改變。2011年的春天給阿拉伯世界帶來了希望。記者、學者和普通大眾對各自國家邁向光明自由充滿期待。他們希望從各自政府的威權和對信息的一貫干預和審查中解放出來。這些期望很快就落空了;這些國家要麼迴歸原狀，要麼面臨比以前更嚴峻的狀況。我的好友、傑出的沙特作家Saleh al-Shehi是沙特報刊迄今最為聞名的專欄作者之一。不幸的是，他因為發表與沙特阿拉伯當局相左的觀點而被無端判處五年徒刑。埃及政府沒收了報紙《今日埃及報》的整個印刷版本，但這並沒有引起同行們的憤怒或激起什麼反應。這些壓制不再能引起國際社會強烈抵制的後果。它們可能會短時間引發譴責，但很快一切歸於沉寂。 結果，阿拉伯政府獲得了自由，繼續以越來越有效的方式讓媒體閉嘴。曾經有一段時間，記者們以為互聯網將終結印刷媒體時代的信息審查和控制。但是依賴信息控制才得以存在的政府對於互聯網的封堵更為粗暴。他們逮捕了當地記者，並向廣告商施壓，影響特定傳媒機構的收入。 阿拉伯之春的精神式微，除了屈指可數的幾處微光。不同於鄰國大力維持信息控制堅守“舊的阿拉伯秩序”，卡塔爾政府仍繼續支持國際新聞報道。即使在突尼斯和科威特這樣媒體被認為至少“部分自由”的國家，媒體也只盯著國內，而非直面更廣泛的阿拉伯世界的問題。他們不太熱衷於為沙特阿拉伯、埃及和也門的記者提供發聲平臺。甚至黎巴嫩——阿拉伯世界在新聞自由方面的翹楚，也成為兩極分化和親伊朗真主黨影響力的犧牲品。 阿拉伯世界正面臨著它自己的“鐵幕”，不是由外部強加，而是嗜權如命的國內勢力親手打造。在“冷戰”期間，自由歐洲電臺發展成為一個重要機構，努力讓自由的希望之光長存，不至於熄滅。阿拉伯人需要類似的東西。1967年，《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共同擁有的《國際先驅論壇報》，後來成為世界各地人們發聲的平臺。《華盛頓郵報》主動翻譯我的許多作品，並用阿拉伯語出版。為此，我很感激。阿拉伯人需要用他們自己的語言閱讀，以便他們能夠理解和討論美國和西方民主的各個方面和其複雜性。如果埃及人讀到一篇揭露華盛頓建築項目實際成本的文章，那麼他或她就能更好地理解類似項目在他或她社區中的含義。阿拉伯世界需要現代的跨國媒體，以便公民瞭解全球事件。更重要的是，我們需要為阿拉伯人發聲提供一個平臺。貧困、管理不善和教育水平低下讓我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通過建立一個獨立的國際論壇，隔離民族主義政府通過宣傳傳播仇恨的影響，阿拉伯世界的普通民眾將能夠真正處理其社會所面臨的結構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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