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 渺
張欣的筆，能畫出正義最準確的模樣。
9月，他協助北京市公安局，偵破了一起作案時間長達9年的系列入室盜竊案，用一段模糊不清的視頻影像，還原了犯罪嫌疑人面部特徵。10月6日，他協助新疆阿勒泰市公安局人工對比照片，抓獲了一名潛逃19年的殺人嫌疑犯。
同行叫他“警界畫像第一人”，從警30多年，他先後參與偵破全國刑事案件1.1萬餘起，製作人像1.3萬餘張。憑著他畫的像，800多起刑事案件被偵破，其中包括趙志紅案、太原運鈔車武裝搶劫案等。他從1999年起就被公安部聘為刑偵專家，被稱為“警壇神筆”“犯罪剋星”。
去世前幾天，海口市公安局一名民警對一起案件的人像對比結果有疑惑，向張欣請教。他在電話裡幫忙分析原因，提醒對方臉部識別需要注意的幾個特徵點，說了足足一個小時。
同時，他還忙著把老視頻截圖複印件裡的人臉清晰化，“俯轉正、側轉正”，忙著復原一個年齡很小的受害者顱骨頭像，感慨“娃娃太可憐了”。剛過去的國慶節假期，讓他覺得“比平時都累”。
還有幾個地方的公安局邀請他幫忙。他身體已經不舒服了，卻還是想著要去。雖然攝像頭搭建起了天羅地網，但那些田間地頭、沙漠深山，攝像頭不能覆蓋的地方，或者遇見痕跡物證不全的疑難雜案，就會需要他去。
直到出發前，他因疾病與勞累而倒下，再也沒起來。
在國內目前應用的諸多刑偵手段中，刑事模擬畫像一直算是個小眾的技術。張欣是這個領域的第一代專家。30多年裡，他一直想把這項小眾技術發展成常規刑偵手段。
他也去給白銀案畫過像，那回他“看完三麻袋案卷，心都涼了”，幾乎沒有目擊者，很難得到嫌疑人的身高、年齡等信息。目擊者見到張欣時，已經是案發一年之後，記憶已經模糊了。最終他畫的3張畫像，與作案人高承勇並不很像，這3張畫像當初也沒有作為比對的憑證向社會公佈。
這是張欣少有的“失手”。他曾經幫助破獲了太原運鈔車武裝搶劫案。那次他畫完畫像後，兇手就在他身後不遠處給他倒水，被同事一眼認了出來。
從2008年奧運會之後，監控的普及，使得模擬畫像的應用少了很多。但張欣很快發現，監控不是萬能的，圖像質量會因拍攝的光線、距離、角度受到影響。就連罪犯的警惕性和反偵察能力也提高了，蒙面，戴帽子，戴墨鏡，各式各樣的偽裝出現在鏡頭裡。
開始有人來找張欣，請他修復監控視頻裡的人像。張欣很高興，發現“在新技術上，自己原本的技術還是有用的”。
前些年他得過膽結石，有一回正疼著，恰好有個遠道而來的民警約了他畫像。張欣覺得人家這麼遠過來，不能讓人家等著，忍著痛到單位去了。畫完以後，他的兒子張惟真開車接他，張欣半道在車裡就開始吐膽汁。
他喜歡“追尋到真相的感覺”，這些年陸陸續續收了28個學生，還有很多沒有師徒名分、僅僅向他請教的後輩。他們在畫像時遇到難題，會把材料發到他郵箱裡，他幫助學生去做。用濟南鐵路公安局刑偵專家蘇劍君的話說，“一般老師是不這樣做的”。張欣坐在電腦前反覆看這些視頻資料，家人朋友都擔心這對他的心血管不好，卻也攔不住他。
張欣畫了一輩子，手裡的筆從炭筆變成了電子筆，張惟真形容，支撐著父親堅持下來的是正義感。“做了警察，一定要把罪犯繩之以法”。
張惟真同樣也是警察。有了高科技，破案率高了，張惟真總勸父親歇一歇。但高科技也有缺位的時候，2015年上海發生一起槍擊案，張惟真所在的分局請張欣去畫像。張欣順口問了兒子一句“不是有監控嗎”，張惟真回答，“老爸，不行，停電了”。
父子倆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合作，是在2016年大年初二，一個老小區發生一起入戶強姦案。小區裡監控都是壞的，張欣再次被邀請去畫像。
受害人是個租戶，過年沒回家，被一個流竄犯盯上了。作案人確定她是獨居的，翻窗進去，用屋裡的菜刀脅迫了她。張惟真帶著受害人去了張欣的辦公室，那間屋子他曾經踏入過很多次，卻是頭一次以同事的身份踏入。他發現，父親一進入工作狀態 “神色都變了，進入一種忘我的狀態”。
受害人驚魂未定，張欣慢慢安撫她，等她心情平復下來再畫。等到畫完，張惟真發現，受害人都不敢看畫像了，眼睛裡有恐懼，他覺得這畫可能是“對了，就是這張臉”。嫌疑人很快就被抓住了，跟畫像有九成相似。這次合作如今成為張惟真珍貴的回憶。
在他童年的印象中，父親總是非常忙，全國各地奔波，一年只有幾個月在家裡，平時幾乎看不到他，往往回來休息一天，第二天坐著車又去了另一個地方。就連帶著他去公園玩，一個電話就會把人叫走。
張惟真現在也從事刑偵技術工作，開始體會到這種晝夜顛倒連軸轉的生活，他感慨，“父親這麼多年真的是不容易，我才沒做幾年，他能30年這樣堅持下來”。
張欣第一次用模擬畫像破案，是在1986年。那時他在上海鐵路公安處辦公室當秘書，上海老北站行李房的一臺彩電被冒領了，在那個年代這是一起大案。張欣到案發現場瞭解案情，聽目擊者敘述作案人的面貌特徵。
他原本該用文字把目擊者的敘述記下來，但這個年輕人打小就喜歡畫畫，16歲去北京當兵的時候，曾經師從李可染的徒弟李寶林學習國畫。於是筆落在紙上，不是字，是畫。
旁邊的人一看畫像就說，“這不是剛被開除的搬運工徐小林嗎”。案子就這麼破了，張欣也不再當秘書了，去刑警隊技術組，做起了他的特長畫畫，自此就是一生。
但他不是一直都畫得像後來那般好，剛闖出些名氣之後，全國公安系統有許多單位慕名而來，他的工作量一下就大了，案件的種類也多了。由於現場條件、目擊者的陳述不清等種種原因，他的模擬畫像破案率顯得並不高，漸漸開始有人說張欣“模擬畫像不行”。
他開始繼續學美術，用業餘時間去讀書，修大專和本科的課程。為了提高寫生能力，他利用每天乘車上下班的時間，畫身邊路過者的面貌特徵，一年下來畫了1萬多張頭像。他到各地區觀察各類人的體貌特徵，人像素描畫了一張又一張。
他慢慢總結出了經驗，每個地方的人，五官特點都是不一樣的，口音、食物結構、生活習慣，都對人的臉型有影響。
“說話口音、食物咀嚼的時候肌肉用力傾向都是一樣的。像山東人腮部地方咀嚼肌特別發達，就因為他吃煎餅，吃一些硬的東西，就會用力，長時間之後成了這種樣子，也會有遺傳。”蘇劍君解釋，他和張欣年齡相仿，都當過兵，都是鐵路公安，都是搞刑事偵查和刑事技術，也都是自學的模擬畫像。兩人有一個共同想法，都曾想把模擬畫像技術從一個邊緣的學科，發展成常規技術。
在刑事畫像領域，有一個說法叫“南張北蘇”，“南張”是張欣，“北蘇”是蘇劍君。1996年，一起發生在火車上的麻醉搶劫案，頭一回讓“南張北蘇”湊到了一塊。
那也是個系列案件，兩名作案人已經陸續作案61起，一直在火車上流動，沒有固定的線路，作案的時間和地點都顯得很隨機。作案人先往飲料裡注射麻醉藥，再用蠟把針孔封上，專門買軟臥的票，上車後跟同車廂的受害人攀談，聊到彼此沒什麼防備了，就把飲料拿出來請人喝。等人家麻醉了，作案人把人現金拿走。最多的一次，受害人丟失了 155萬元。
為了這起案件，很多當時有名的畫像專家都來了，有地方民警，有大學裡的教授，還有張欣和蘇劍君。作案人抓到之後，張欣和蘇劍君就此結識。後來，他們的名氣越來越大，被公安部調去畫像的次數也越來越多，就連領導也開玩笑地問，為什麼“畫像的都出在鐵路上”。
“那時候，全國做刑事模擬畫像的人很少。”據蘇劍君推測，“鐵路上發生的案件，一般都會有目擊者，痕跡物證比較少，也不像現在有這麼多監控，更需要用到畫像技術。”
而在全國公安科技先進個人、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教授武伯欣看來，一般與被害人“無特定因素聯繫”的案子更需要用到畫像技術，普通案件比較容易排查動機，或是有更多痕跡物證甚至微量物證。在DNA、足跡、指紋這些東西都沒有的情況下，如果能找到目擊者來敘述，畫像就需要派上用場了。
1996年，北京大北窯一帶發生系列強姦殺人焚屍案。當時，那一帶還算是城郊，夜裡12點左右很有些荒涼，連著發生了五六起案件，最後併案了。
那是武伯欣和張欣第一次碰面，在那之前，兩人已經有過協同辦案，一個做刑事模擬畫像，一個使用心理測試技術從嫌疑人中進一步確作案者。時常是武伯欣到的時候，張欣畫完像剛走。武伯欣從1993年開始接觸到張欣畫的畫像，對張欣的大概印象是“形象思維特別好，觀察人比較細”。
“能坐得住，內向的脾氣，還有點外向特徵，因為他要跟人攀談交流，這是他的工作需要。”武伯欣說。
大北窯的案件，現場的證據都因焚屍被破壞了，只有一個受害者因為反抗比較激烈，幸運地活下來了，而且看見了作案人的長相。這就有畫像的條件了，張欣開始畫像。武伯欣也開始從犯罪心理的角度分析案件，推測可能是什麼樣的人會選擇在這裡作案，性格和行為方式是什麼，大概什麼年齡。武伯欣的判斷是，作案人40歲以上或25歲往下，中間的可能性小。
兩人一起連著看了幾個現場，張欣的畫像一出來，當地公安局拿著畫像排查出來幾個嫌疑人，武伯欣用心理測試技術從裡面找出了一個25歲的小夥子。公安機關在這人的住家做了一些物證收集工作，很快，嫌疑人交代了。
“如果沒有畫像，這人圈不進來。這個案子沒有痕跡物證，比如DNA指紋足跡等，定不了人。畫像如果不把他划進來，心理測試技術在那等著也是白等。”武伯欣說。
那起案件，張欣畫完像就跟武伯欣道了別，坐火車趕去下一個案發地了，“案子都是排著的”。
模擬畫像之外，張欣也研究犯罪現場，他曾做過痕跡檢驗，負責現場照相。他去一起殺人案件的現場察看，當時，技術人員沒有發現任何有價值的線索，警方初步判斷犯罪分子是有備而來，戴著手套，去除了腳印，屋子裡沒有指紋沒有痕跡。
張欣在屋子裡轉悠，發現冰箱裡面的食物少了，作案人在現場吃過東西，他推測，作案人在現場停留的時間很長，心理也是緊張的。心裡緊張的生理變化是什麼？出汗。出汗有可能要喝水，生理上可能要排洩。
張欣模擬著這個作案者的思維軌跡，推測對方在現場可能是個什麼狀態，會做些什麼。他判斷，這個人很有可能在現場上過廁所，也很有可能會摘下手套。最後，張欣真的在抽水馬桶的蓋板下面，發現了兩枚指紋，最終把嫌疑人給抓到了。
新技術出現，總會給他新的壓力。為了畫像準確，他學過骨骼學、解剖學，人的臉部特徵，他基本都熟悉。人臉智能識別系統出現之後，張欣覺得自己必須瞭解這個系統的工作原理。他開始研究人的臉部圖像想要被計算機識別，需要有多少關鍵點吻合。在畫像時，他專門把這些關鍵點儘量著重描繪出來，讓計算機去碰撞。最終，他畫的畫像能夠順利被系統識別，從數據庫裡比對出人像照片來。
電腦人像拼圖出現後，張欣開始一邊自學電腦人像拼圖的原理，一邊堅持原本的手繪技術。有學生拿著電腦跟他比速度，張欣幾分鐘就畫完了，而學生用了幾個小時，還沒能在素材庫裡把需要的五官找齊。
比起電腦人像拼圖，張欣的畫像勝在有神態。用武伯欣的話說，張欣畫像已經到了形神兼備的水平。畫像需要事後聽被害人或者目擊者證言，根據敘述記錄、再造想象。聽著描述把形畫得像了，比照著畫更難，何況有時候，敘述者的描述並不可靠。
他跟目擊者對話，不僅問作案人長得怎麼樣，還會很詳細地問目擊者看到的具體情況，是白天還是晚上，問光線、距離，甚至當時的氣溫。最終的畫像“立體、綜合”，不但能把對方敘述的形象表達出來，還能體現出作案人的性格，表情，甚至是一些被描述者提到的特定習慣動作。
“栩栩如生了，別人自然一看畫像，就能認出是誰。”武伯欣說。
十幾年來，有很多地方公安聯繫張欣，請教案件，根本沒有什麼破案經費或者差旅費，案件也不屬於張欣的職務範圍，張欣都是義務幫忙。很多案件他破得很漂亮，但為了保護受害人，寧可不去進行宣傳。
張惟真起初很不理解父親，尤其是，父親的忙碌把自己的身體都熬壞了，讓他心痛、無奈又敬佩。
2011年，張欣生了一場大病，醫院全力搶救以後，當時51歲的他總算挺了過來。親友都勸他別太辛苦了，該休息休息。他滿口答應，可剛恢復過來，半年時間，他又開始上班了。
大病之後，張欣想把藝術重新撿起來，他感慨自己“為了模擬畫像把藝術給丟了”。畫家羅中立的作品《父親》給他的觸動很大，他對朋友說，那幅畫“簡直是把人畫活了”。張欣也想畫出那樣的作品，他開始養成每天畫一幅國畫、寫一幅字的習慣。幾年累積下來，字畫的宣紙摞在一起有半人高。
再過18個月，他就該退休了，但他其實沒有打算擱下筆，說“只要畫得動，我肯定畫”。去世前一天，他在看案件線索，範剛給他打電話，曉得他身體很不好受，勸他到醫院去看，他說“好的好的，我把手裡活幹完就去”。第二天，範剛就接到了噩耗。
張欣留下了幾大本工作筆記，張惟真想把這些心血整理出來，分享給父親的同行和弟子。他有人民大學法學碩士學位，但如今也打算從事刑偵圖像的工作，把父親的技術傳承下去。
“如果我不堅持下去的話，他肯定很不高興。”張惟真說。
據他回憶，父親生前最大的願望，是開發出一款模擬畫像人像比對的軟件。張欣為此耗費了大量的精力，調軟件，嘗試比對效果，一張圖改二十幾稿。而這件事，如今也“只能留下遺憾了”。(圖片由上海鐵路公安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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