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的“身份”

“身份的内在冲突问题，是金庸小说超过其他武侠小说而具有更加先进的思想主题的一个重要原因。”

1983年，邓小平会见香港知名人士查良镛（金庸）先生及其家属

三联生活周刊：查良镛的《明报》社评、60年代开设的专栏“明窗小札”和武侠小说连载，三者之间有什么样的连接？

陈墨：查良镛是一个新闻人，同时是一个文学家，知道传播中“耳语”的重要性。在我看来，他的社评是比较亲切平实的，并非慷慨激昂。但比较而言，社评相当于大声朗读，人们听到会注意，看起来更醒目。

“明窗小札”相当于耳语，用更亲切更平实的视点和读者交流，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是一种轻灵解暑的文风。读者每天读一点，不见得立竿见影，但效果会慢慢显示。

“明窗小札”和社评跟金庸武侠小说的关系，可以说一个在小说的上方，一个在小说的下方，三者形成一个三角的关系，是循环的、互相的影响。社评在

懂得人性的作者和不懂得人性只懂得事件的作者是不同的。社会的分工、现代学业的分科，往往把社会现象、国际政治这些事件性的研究和对人性的洞察和了解，分隔成汤恩比所说的“密封舱”，这个舱不了解那个舱，但是实际上人类的行为和活动是一个整体。人类的政治行为和社会事件都是人的思维和行为，是人性造成的，这是一个复杂现象。

金庸与别人不同的地方，就是既有新闻眼又有艺术眼，新闻眼能有更大的视野，关注更大的范围当中发生的国际和社会事件。艺术眼是他能看到这些事件背后人性的动机和根源。他又懂得读者习惯什么样的腔调、言论方式和话题。所以在话题、声调、言语和形式的选择上，他比别人确实更有长处。作为小说家的艺术眼更方便于他的新闻眼的传播效果。金庸的视野非常开阔，有时候在这里栽一朵花，那里摘一片叶，再到别处看一棵树。

三联生活周刊：金庸在60年代连载的武侠小说，如《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等，与他当时社评的思想有什么联系？

陈墨：金庸立场的改变有两个重要时间点。一个是1959年，离开《大公报》和长城公司，创办《明报》，选择了一个更艰难但是更符合他自己的价值观和利益的立场，一个独立和中立的立场。左派也骂他，右派也骂他。这对一个报人和作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次选择。另一个是1962年，内地大规模的剧烈的社会变革，大量的居民奔赴香港。一系列的事件对香港人产生了影响和震荡。金庸开始思考内地激进的社会变革为何会导致那样一个不尽如人意的结果。《明报》在这一时期开始受到更多读者关注。这些事情让金庸开始思索香港人的身份认同问题。

金庸是香港居民当中较早明确这种意识的一批人。当时香港人身份是存在于英国和中国两大传统国家之间的一个特殊的身份，香港人在两种强大力量的当中，有自己的本土立场。1962年，金庸先生其实开始思索这些问题。因为政治的国家边界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天经地义的，自古以来就如此，但是实际上，现代社会有很多的事务，包括跨国公司、科学组织、非政府组织，都是在打破国家边界，形成一个后现代或者说现代后的体制。所以金庸思考这些问题是他本人的迫切需求，同时也是作为一个报人、新闻人的迫切需求，他必须对这些现象做出他自己的洞察和解释，才有话可说，有社评可写。

这个立场在他的小说当中是有互动的，我曾经开玩笑说，乔峰、萧峰身份认同的变化，是从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转向了国际主义、和平主义。这个立场的转变，在小说写作和《明报》社评的时间上是同步的、互相影响的。

三联生活周刊：能否具体说说在《天龙八部》中，“乔峰还是萧峰”的身份认同问题。

陈墨：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中，此前的《书剑恩仇录》《碧血剑》《射雕英雄传》，都毫无疑问地站在汉族人的立场来书写爱国情怀，所有的中国读者都充分认同。到了《天龙八部》，写萧峰这样的人，他的血缘身份和文化身份不匹配，要哪个身份？产生冲突的时候，就迫使他来思考和取舍。

在开始讨论《天龙八部》的时候，我也一直在思索原因。近些年，完成了我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证的后半部分。看到了金庸社评、“明窗小札”，我才找到了源头。

乔峰的生物身份是契丹人，但是文化身份是汉人。因为他完全在汉文化的哺育下成长起来，他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完全是汉化了的。他对汉人的太祖长拳的熟悉程度，超过了很多汉人本身，而且他甚至是用太祖长拳来应对少林拳，少林拳是达摩祖师从异域传来的，于是就形成了一个悖论式的身份冲突的场景，一个象征性的场景。

而乔峰的身份认同问题，源于金庸先生对于香港人的这种本地身份，即第三种身份的认同，在本身作为中国公民同时在英国文化影响的两种势力中，逐渐取了第三种选择，就是香港本土认同的立场和概念，是超越国家边界的一种概念。从历史和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样是非常先进的理念，一直影响到今天，还会影响到未来。并不是说否定了国家和政治的维度，而是多了一个本地身份认同的维度。这样就非常重要了，提高了认知复杂度，使香港人的生存达到了一个心理上、文化上和政治上自我认同的效果。当然，他的底盘是从来没变过的，文化知识影响价值观和行为模式的一个方面，不可能影响他的整体。

三联生活周刊：《天龙八部》中其他人物角色的身份危机如何存在？

陈墨：三大主人公都有认同危机，但是维度不一样。虚竹是少林和尚和灵鹫宫宫主，自己的信仰和江湖领袖身份实际上始终处于自我冲突当中。段誉有点像释迦牟尼出家前的经历，他作为一个王子的政治人物的身份和自身性格也有冲突，所以不断地离家出走来平衡自己身份的内在冲突。虚竹不断想回少林寺而回不去，段誉则总是想出来。段誉回到皇宫当中，和虚竹不回少林寺，其实是一样的，坚持内心的慈悲，立足于江湖，立足于皇宫，其实都可以，是《天龙八部》找到的一个方案。

在因缘果报、怨念这样一个代际传承的网络当中，唯独萧峰、段誉和虚竹这三个人，能够以自己的慈悲心，对天下苍生，超越民族，超越种族，超越国界，超越政治，以普世的慈悲心理，超脱出人与人之间的怨念之网，这是《天龙八部》最伟大的主题，这个主题是小说所独有的，根源是身份的危机。身份的内在冲突问题，是金庸小说超过其他武侠小说而具有更加先进的思想主题的一个重要原因。

少林寺方丈玄慈大师和叶二娘是一对情人，最后玄慈承认了，又惩罚自己，又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这个角色大大提升了人性的复杂性。这在别人的小说中是不可能出现的。作者认知的复杂度大大提升以后，《天龙八部》就变成了复杂精微的人性和社会的两层建构。这个建构在《倚天屠龙记》当中也有实现。

三联生活周刊：在《倚天屠龙记》当中，张无忌的身份有几种层次？

陈墨：张无忌的父亲是正派阵营的佼佼者，母亲是邪派阵营的佼佼者。同样也是萧峰式的身份认同问题，回归父系系统武当派，还是回归母系系统明教的天阴教呢？这个跟《天龙八部》的冲突是一样的，只不过是换了一种，从道德立场的内在冲突来写张无忌的故事。张无忌的选择是超脱自由的立场，按照具体的行为和事实来评判是非对错，而不是按照派别和象征物的立场。这个在武侠小说史上也是一个重大的飞跃。因为武侠小说史讲究好坏分明，是成人的童话，童话一定是好坏善恶分明的，而在《倚天屠龙记》中，明教当中有很多可歌可泣的人物，而武当派中的宋远桥的儿子宋青书，就是因为个人的欲望，导致心理的扭曲、行为的不轨，变成了一个可悲的人物。

张无忌超越了正派和邪派，他的第一重超脱，是让明教和六大门派化干戈为玉帛，共同对付蒙古异族的入侵，这种民族的立场比江湖的正邪立场层次更高。金庸先生了不起的一点，就是让张无忌完成了第二次超脱。是什么呢？张无忌跟蒙古郡主赵敏之间的恋情，赵敏为了爱他可以不惜跟家庭决裂，跟她爹和哥哥闹翻，不惜抛弃她所有的这样一个珍贵的身份和物质利益享受，愿意跟他去流浪，是一个可爱的形象，所以并非所有的蒙古人都是坏人。而汉族姑娘周芷若一心一意做的那些事情让张无忌无法认同。汉族姑娘和蒙古族姑娘之间，他认同蒙古族姑娘。这是另一种超脱，蒙古侵略者和汉族人的矛盾是一回事，而蒙古人的个体和汉人个体的爱情、友情、互相了解、关心是另外一回事，从群体的立场又超脱到个体的立场，那就是真正的文学的立场，也是一个新的文化思想的立场。

彼时香港处于多重势力之间，中国的文化渊源和英国的政治统治之间，大陆的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台湾的国民党的意识形态中间，这样一个冲突，形成多重的身份焦虑和自我认同的困境。张无忌就是这样困境的一种化身。

陈墨：还是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他知识的丰富和渊博。另外一方面，关怀的焦点的变化，层次的提升，使他的情怀不断在拓展。因为他从民族主义到和平主义，从爱国主义到国际主义，然后从集体主义到个人主义，到最后从一个武侠世界的建构者变成了武侠世界的解构者，像《鹿鼎记》就是一种解构，其中的游戏态度把武侠小说的边界扩展了几十公里，同时忧患和思虑的边界，也延伸了几十公里，其忧患意识有点像鲁迅的《阿Q正传》，但它比《阿Q正传》更丰富，是一部伟大的书。

金庸对人性的目标的不断追寻，不仅有利于他的小说创作，而且使他的小说从一个类型化的普通水准提升到真正文学化的较高的水准。他对个性和个人的不断思索和探讨，不同身份的设置，而后体现出来的行为价值和背后的文化价值，使他的思考超脱了武侠小说的类型而伸到了文学之中。

（陈墨：金庸武侠小说研究著名学者，著有《陈墨评金庸系列》等。现为中国电影资料馆研究员，从事中国电影史、口述历史研究，出版相关学术著作近20本）

“明窗小札”和“徐慧之”

1962年12月，查良镛在报上开设“明窗小札”专栏，评析当时国际重大新闻和形势，作者名为“徐慧之”，作为一个窗口，观察欧洲、美国、苏联等等国外的世界。“徐慧之”是一个报馆编辑的角色，他的文中也偶有提到“金庸兄”。

事实上，除了报馆的少数人之外，大部分读者当时并不知道，“徐慧之”就是查良镛本人。专栏结束后，“徐慧之”这个名字也渐渐被人遗忘。近年，“明窗小札”结集成书重新面世（目前出版至1965年）。原来是金庸嘱托其文学助手李以建收集资料后，陆续编辑出版。

李以建告诉本刊，“明窗小札”的文章，“主要来源于翻译国外的报纸和杂志内容。当时通信还很不发达，《明报》也还是小报，没有钱订阅那么多的传真和电报，因为电讯非常贵，香港再大的报纸都没钱订阅那么多的电讯。所以通过这种方式打开一个窗口。金庸先生的英文非常好，‘明窗小札’引述一些新闻，但也并非纯粹新闻报道，会写一些小小的评论，一部分评论是翻译引进的别人的观点”。

对于大部分金庸的武侠小说迷来说，这些散文式的随笔文章是他们鲜少看到的查良镛的另一面。

“明窗小札”专栏一直持续到1968年10月，除了1967年中断数月，其余时间几乎是每天写一篇。为什么取笔名为“徐慧之”呢？金庸研究学者陈墨认为，初期《明报》尚处于小报时期，投稿量不大，入查良镛法眼的也不多，所以需要不同的笔名，让读者感到是不同的作者。至于“徐慧之”三个字的意思，陈墨说到他的推测：“从字面上看，可理解为‘慢慢地了解和懂得’，‘慧’可以是智慧，也可以是‘知会’。另一方面，‘徐’是金庸先生母亲的姓氏，她是徐志摩的姑姑，我猜跟对母亲的纪念也有关系，母子有非常深的感情。当然，这些都是一种推测，我没有研究过，也没有求证过查先生本人。”

李以建1994年才到查良镛身边工作，其时金庸已经从《明报》退休，但他从其他同事和友人处了解到金庸当年办报和写作的状态：“他白天管理报社，处理各种事情，应酬见客。晚上七八点以后，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坐下来，保持一个人的安静，开始写作。写到大概半夜两三点。当时铅字印刷的排版工人在门口等，拿到后即去排版。金庸先生往往要看完大样，等到报纸出街，即报纸派发运送给各个报摊点，早上五点多才下班回家，休息到中午。他长期习惯如此。”

“明窗小札”以精炼简洁的编译为主，综合评析国际时事政局；而《明报》社评则直接晓畅地发表观点。有研究者认为，金庸武侠小说的连载是《明报》成功的重要原因。但在李以建看来，这只是说对了一半，他认为，真正令《明报》从小报跨入大报行列，成为香港媒体中佼佼者的，还有其独特鲜明的时政评论。李以建评价道：“金庸撰写社评的时间丝毫不比其创作和修订小说的时间短，其篇幅之众、字数之多，在数量上甚至超过小说。其蕴含的深刻内涵和宣扬的鲜明主张，以及体现出的对世界的洞察、对历史的思考和对人性的把握，堪与小说媲美。”

据张圭阳的《金庸与报业》记载，从1959年《明报》创刊到1992年控股权转移，其间的33年，查良镛自己执笔撰写的社评至少有7000多篇。他认为，在香港报业史上，查良镛的社评继1874年著名报人王韬在《循环日报》上的社评后，再次产生了重要影响力。而王韬在1874～1884的笔政10年，发表的社评也才901篇。《明报》社评的内容涉及大陆、香港、台湾、华侨、苏联及共产主义，乃至国际热点。

关于查良镛写社评的状态，张圭阳还在书中记载了一个既有趣又无奈的当时工作场景：“查良镛写社评，写得极慢，文稿很少修改，显示在落笔前已有充分酝酿的腹稿。许多时候，到了凌晨一时许二时，过了截稿时间，查良镛还没有把社评交出来，唯一敢敲打查社长大门追稿的，就是字房副领班翁荣芝。翁公敲门，大喊‘你的肠粉写好未？’原来稿件去到字房，先被剪成一小段一小段，发给工友执铅字，活像剪肠粉一样，翁公追稿，直喊稿件为肠粉。说也奇怪，查良镛一听翁公喊起肠粉敲起门，文思马上便敏锐起来。”

香港学者蔡元丰曾跟金庸有过几面之缘。在20世纪末的第一届国际金庸研讨会期间，蔡元丰开车陪金庸夫妇到落基山游玩。在用餐的时候，蔡元丰拿出了一本明报社评选《香港的前途》，请金庸先生签名。他跟本刊记者回忆当时金庸的反应：“当时他很惊讶，说从来没有人让他签这本书。于是他在书上写了‘查良镛’三个字。查先生有点高兴，大概是因为我不仅注意到他的武侠小说，还注意到了他的社评，并且跟他谈了武侠小说跟社评的关系。”蔡元丰还记得，当时他聊到了许鞍华对金庸《书剑恩仇录》的改编，金庸摇着头笑说，这不算什么，王家卫《东邪西毒》才是扯得最远的。

在李以建看来：“如果说金庸的小说是浮现在海岸上冰山的雄伟壮丽一角，那么，金庸的社评等创作则是深藏在水底下的那巨大的坚实厚重的部分，二者是无法分割的一体，共同构成了金庸独特的话语世界。”（文/傅婷婷）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7年2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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